張文木：北半球三大洲地緣政治特點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本文發表於《太平洋學報》2016年第1期，作者賜稿觀察者網刊發。】
一、戰略研究及其哲學
我們現在研究國際政治的時候，往往帶有唯心論的成分，總有幻想，覺得人類總在進步，不一定總要鬥爭。其實，在階級的社會里，鬥爭是永遠的主題。要學國際政治，先《動物世界》，理論放到第二步。面對一個饅頭，吃飽的時候叫它饅頭，叫漢堡、叫什麼都行，餓的時候它就叫饅頭。吃飽的時候，你可以説廣義饅頭、狹義饅頭，餓三天它就是饅頭。越老實的人越接近真理。餓肚子的事，人類和野獸幾千年的感覺都是一樣的。資源稀缺這個問題今天仍然沒有解決。今天的人類還在為資源鬥爭。國家間劃直線的邊界線基本上都是資源稀缺的地方，比如非洲沙漠。直線説明好説話，曲線説明不好説話，所以非洲沙漠地帶劃的邊界多是直線，只要有資源的地方沒有一個是直線。每一個邊界上的拐點，都是戰士的血染成的，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幾千年，這方面的鬥爭都是一樣的。
但即使是鬥爭，沒有哲學，也是要失敗和亡國的。國家戰略從某種意義上説，是延長而不是損耗國家生命的學問；不是讓國家摔打身體、與人打架拼命的學問，這樣的國家——比如今天的美國——必定是短命的。
戰略和養生同出一理。中國“福”字，左邊是“礻”字旁，右邊是“一口田”，“礻”字旁，比如“神”字，多有崇拜的意思。為什麼要拜“一口田”？有“一口田”就餓不着，主要防的是別撐着了。國家也罷，個人也罷，歷史上餓死的不多，撐死的不少；就像美國眼看着撐出“糖尿病”，撐出“高血脂”，現在“併發症”快發作了，腎虛火大。國家“腎虛”是因為沒有實體經濟，如果“飯量”又大，沒有生產，那只有搶別人的，要與人打架。這就不是守“福”之國，長不了。
近代日本也不守福道，太平洋戰爭中的日本搶了大量的東西消化不了，最後只有以毀國亡家結束。1931年到1945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與軍費統計數據表明這一點。1931年，日本軍費佔國民生產總值3.76%，這時它已向中國開戰了；到1937年向中國全面開戰，軍費佔14%；1941年向美國開戰時，軍費佔28%。大家知道，軍費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是一個消化和被消化的關係，也就是説如果國民生產總值比較大的時候，軍事行為是為國家發展服務的；一般説來，軍費不能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不然，就是軍費在養國民生產總值，這個國家就不勞動了，就和強盜一樣，得靠打仗而不靠生產了。這時的國家就不可持續了。1942年日本已向美國開戰，軍費達到34.6%；到了1943年，軍費到了46.7%；到了1944年，就一年，軍費飆升到98.5%，[1]這時這個國家也就接近崩潰的邊緣。需要注意的是，此時日本至少在中國戰場在戰役層面上還是贏多輸少。1943年開羅會議前，中國戰役上贏的不多，可戰略地位已上升為開羅會議上的四大戰勝國之一。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因為這個時候日本在打遍亞洲的同時也樹立了越來越難以消化的對手，消化不了又不讓人，先是撐出“糖尿病”，後就是“併發症”，捱了原子彈。
大家知道，完成佔領的最重要的前提不是對某個點的佔領，而是對半徑的佔領，要看這個半徑上對手是誰。比如説，我喝眼前這一杯茶，我隨時能喝的原因是我能控制住這一杯茶的半徑；控制不住，這杯茶是不敢喝的。這杯茶儘管是我的，但是不放在我控制的範圍內，夠不着，那我就得看看圍繞茶杯半徑上的人的眼色，半徑上的人擺不平，這杯茶我就喝不着。日本人不明白這一點，上來就拿“台灣”這杯茶，拿到手後才知道，為保住這個“戰果”，需用精力更大。
戰略哲學跟生活哲學是一樣的。事情之難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事情之外。一個年輕人給他1000塊錢的皮鞋，他就穿了，而老年人不敢穿，因為知道穿了1000塊錢皮鞋，就會有5000塊錢的褲子在等着他，5000塊錢的褲子買了，還有8000塊錢的衣服，1000塊錢的領帶，營養還要上去，這下來就十幾萬了，十幾萬下去就壓得差不多了。如果一個人能守住他的“一口田”，日子很幸福。從1942年到1944年，兩年間日本軍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竟從34.6%飆升至98.5%，幾乎用了全部力量還無法消化戰果，這與那位沒有閲歷的青年人一樣，瘋了似的只知打仗，這時候的戰爭，贏也是輸。
大國力量增殖於地區性守成，消釋於世界性擴張。未來中國要有“守成”的思想，這與生命成長的道理是一樣的。中國有個詞叫“過錯”，過了就錯。這是西方人理解不了的思想。西方人一根筋要你説清楚，究竟是錯還是對；中國人説沒有對錯，只有過錯。所以説咱們檔案上的處分記錄，叫“記大過”，《説文》：“過，度也。”過，錯之端，小過曰錯；大過曰罪。事實上也是這樣，生命中很多東西是以度來衡量的。會打拳的人多栽在手上，會演講的人多栽在電視上，會游泳的人多栽在水裏了，會開車的人多栽在高速上。大家誰見過瞎子被車撞了，這裏缺點又成了優點。近代日本人的優點是能打仗，缺點是太能打仗。所以日本人打到最後忘乎所以了，最後打出的這些“戰果”消化不了，佔領的地盤消化不了，把太平洋半徑上一圈人得罪完了，最後生生讓中國、美國、蘇聯打了回去。日本仍不繳械，美國又扔了個原子彈，老實了。歷史上誰被扔過原子彈？就是日本。為什麼呢？日本的政治家沒哲學。德國就沒象日本那樣，因為它是有哲學素養的國度。德國今天起來了，是因為德國有哲學，成了歐洲的中心；日本沒哲學，反覆被邊緣化。
用“過錯”的思維認識國家戰略，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凡事都不能過。老子説“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曹操説“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國家的成長與此同理。這個哲學使中國在世界歷史上有了“養怡之福”，存續了五千多年，看看世界上哪個大國能像中國版圖這樣能夠長久的保存，沒有一個。
我們這個國家，在秦漢之際和古羅馬同步前進，都是大版圖國家。後來歐洲分裂成許多個國家，但中國版圖還佔據着亞洲的主體部分。幾千年來，世界上多少個帝國都沒了，羅馬帝國沒了，奧斯曼帝國沒了，奧匈帝國沒了，英帝國沒了，蘇聯帝國沒了，今天美帝國也快沒了，但中國還在，還生機勃勃。好多國家版圖，比如奧地利，它的前身曾經是奧地利帝國，繼而奧匈帝國，是非常了不得的，在歐洲都是馳騁天下，現在卻成米粒大的國家，不拿放大鏡就找不着了。但中國還在。這告訴我們，如果不堅持守成哲學的話，中國也會走他們的路子。如果中國堅持這個理念，中國的國運還會長續。這就是一個哲學思想，這是保證中國國家的生命的健康成長、不斷的壯大，而不是在世界上耀武揚威、稱王稱霸的思想。為什麼呢？ 中國人明白那樣對自己不好，不符合養生原理。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是國家為生存和發展與他國博弈的學問，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是要帶刀子的；同時戰略又是研究國家發展能力邊界即底線和極限的學問，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沒有哲學是不行的。刀子容易鍛造，而哲學卻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國家的失敗多不是沒有刀子而是沒有哲學，其創傷恢復的速度更是取決於該國公民哲學素養的深淺。同樣的戰敗創傷，在黑格爾的故鄉就容易平復，而在富士山腳下迄今仍在頻頻作痛。
二、北半球三大洲地緣政治特點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世界有影響力的國家多集中於北半球，它們分別是歐洲、亞洲和北美洲，不同的歷史形成不同的地緣政治版圖，不同的版圖形成不同的政治結果。
國家的版圖基本上是它長期外交政策的“活化石”。國家與人一樣，多大身板幹多重的活。國家的“身材”就是它的版圖，其存在形態對國家外交政策有重大影響。
我們先看歐洲。歐洲的特點是什麼？歐洲的特點是中間碎小，周邊龐大，這樣的版圖對其中的國家發展最為不利。它這個破碎是從中間開始，與亞洲正好相反。亞洲是中間龐大周邊碎小，破碎地帶在中國四周，與中國不對稱共存。地區最怕的是歐洲式的對稱性分裂。物理幾何學有個原理叫做“兩個矢量的夾角越大合力越小”，歐洲可不是一個矢量而是好幾個矢量對沖，意大利和德國對沖，法國和德國對沖，西班牙和法國對沖，這幾個對沖實際上是零和遊戲，誰都起不來，由此造成中心國家越吵周邊國家獲利越大，19世紀初，法國和英國衝突。拿破崙想統一歐洲，他認為英國就是利用歐洲的破碎來操縱歐洲的，英國不倒，歐洲實現不了統一。為此，拿破崙在英國的西面再扶持了一個大國，這就是美國，造成兩面牽制的形勢。1803年英法開戰，拿破崙把路易斯安那一次性地賣給了美國，此後美國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大國。此前美國才十三個州，比以色列大一點，美國中央政府沒有權威，税收沒有權，組建軍隊沒有權，總統什麼都權沒有。但自從購得法屬路易斯安那，版圖大幅擴張，總統權力也大了起來，政府權力也更加集中了，隨後美國就迅速向西推進至北太平洋東岸。1853年至1856年，俄國和法國、英國在克里米亞又打仗，俄國打輸了。俄國為了報復英國，與拿破崙的考慮一樣，1867年又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這些為美國後來成長為世界帝國奠定了比較好的地緣政治基礎。美國在大國成長的道路上如此幸運，全仗歐洲的分裂，以至傑出的美國外交史學家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1926年寫的《平尼克條約——對歐洲災難和美國機會的研究》一書中就將“歐洲的災難”當作“美國的機會”[2]。同樣的道理，中國要想保持大國地位，就絕不能讓歐洲分裂的悲劇在亞洲重演。
歐洲的歷史告訴我們大陸版塊國家和島國的政治關係是一個反比關係：如果大陸版塊有一個像中國這樣相對主體國家，或乾脆就是像美國這樣一個絕對主體國家，島國就被邊緣化；如果大陸版塊是一堆破碎的國家羣，島國就是地區中心。這是一對結構性且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島國不希望大陸是一個整體版塊，希望大陸是破碎的。理解這一點，也就理解2015年2月份在烏克蘭召開的明斯克會議上法國和德國兩家為什麼不找英國和美國，而直接找普京；他們知道，島國與大陸國家的矛盾是結構性且不可調和的，英美本能地不希望大陸國家團結和好。結果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德法俄三家直接把烏克蘭給分了。可以説，2015年的明斯克會議是1938年慕尼黑會議的再版。這説明，今天的國際鬥爭、國際政治跟二戰時期沒有大的變化。目前烏克蘭主權名義上還在，但東部已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西部則是德法控制着。這又是20世紀東德西德模式的在21世紀的再現。
東烏克蘭與母國分離已勢成騎虎。克里米亞多是平原，平坦的道路對於坦克的運用，對於大部隊作戰是非常有利的，而陸軍正是俄羅斯的強項。默克爾明白這一點，烏克蘭這一地區，歷史上許多時候都是俄羅斯控制的，假如德國和法國能在烏克蘭取得軍事勝利，那他們就不會在明斯克會議上與普京妥協。
我們再來看中國，中國跟歐洲剛好相反，這是我們的幸運。我們在歷史上有好多次差點被分成歐洲那樣的版圖，比如1900年《辛丑和約》簽訂後西方人一起動手來分中國，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他們在中國力量被調回國打仗，我們就有了機會，到1926年北伐，中國大部分地方就接近統一了；20世紀上半葉日本藉助西方的力量，利用西方把中國打碎的形勢，繼續挑撥中國內亂，到40年代，已把中國還分成四五塊了。東北已經分了，河北間接地分了，緊接着汪精衞一塊，四川一塊，新疆一塊，外蒙古一塊，陝北又是一塊，如果這幾塊固定下來，那今天世界就很難説了。
明白這一點，就能明白日本為什麼在1937年向中國全面開戰。因為中國在1936年12月12日國共兩黨實現了合作，日本等不到明末李自成和崇禎龍虎相爭、兩敗俱傷的結果了，在“西安事變”後的第二年即1937年便全面向中國開戰。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國、蘇聯、英國又揹着中國秘密搞了個“雅爾塔協定”，美蘇兩家沿長城將中國一分為二。如果當時中國沒有像毛澤東這樣的人頂住斯大林的壓力，堅決過江的話，今天中國就不可想象了，那今天的台海分裂，基本上就移至長江，在長江南北兩邊存在的就是所謂的天主教中國和北方的儒教中國或者紅色中國，長江弄不好還會成了“國際航道”。如此一來，時間長了，長江兩端所謂的“國家”就會越分越多了，經過三四十年後，中國就會成了象奧地利那樣得用放大鏡才能找到的國家。最後，中國可能還在，在哪呢？在河南，又回到黃帝舊居之地。歷史上一些關鍵時刻我們中國人很幸運，有比較好的領袖，還有我們有好的機遇。不然，中國一旦被日本或西方國家肢解，就會虎落平川，一點辦法都沒有。
研究歐洲版圖的地緣政治意義，有利於認識中國和日本的關係。日本之於中國的地緣政治位勢相當於英國之於歐洲。與英國之於歐洲大陸比，日本右翼分子更想分裂中國。他們知道，日本要想要實現所謂的大東亞帝國或者由日本主導亞洲的幻想，就得分裂中國，造成中國內鬥，最終導致亞洲大陸碎片化。在20世紀40年代，中國已被他們弄成四五塊，當時這種形勢如果固定下來，今天的日本就會成為亞洲中心國家。近代以來的中日之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就是大陸分裂還是統一的鬥爭。所以，只要日本不棄帝國野心，日本和中國之間的關係，那就是結構性的矛盾。對日本來説，做一個瑞士那樣的國家，它最幸福。他的版圖北邊是俄羅斯，東邊是美國，西面是中國，都是大版塊國家。它長得像蝦米一樣，在大國之間想搞出點名堂來真是不容易。
政治家的本領不在打架，而在擺積木即謀篇佈局，在擺出積木結構中讓對方動彈不得而自己則可以自由行動。東條英機就是那種只會打架的“政治家”。他一上來兩年就把日本折騰完了。如果日本當年不過多地佔地，不要走很遠的話，事情也就很難説了。日本國力這根皮筋，在東條英機手裏迅速拉到菲律賓，拉到緬甸，到此基本就拉斷了。戰爭結束後，日本成了“權力被關在籠子裏”的國家。
日本的悲劇源於它近代崛起之初無哲學的戰略設計。它在起步階段就不守“福”道。明治維新後日本雄心勃勃，可第一步就踩錯了點。甲午戰爭後它佔了台灣，這等於讓日本在青少年時便穿上的“高檔皮鞋”，接着就要為其根本擔負不起的那一身翻倍加碼的昂貴“行頭”而打拼。這為1945年日本大毀滅埋下了伏筆。20世紀初日本國勢飆升，與德國俾斯麥時期不同，這時的日本的戰略思想尚顯年輕。俾斯麥兵抵維也納城下而撤回，就是因為他知那是俄法可以容忍的底線；日本甲午勝利後直取台灣，這也就觸動了當時英國及後來美國遑論中國可以容忍的底線。因為台灣是整個亞洲的樞紐，特別是西太平洋的樞紐。誰佔了台灣，誰就得了黃海，得黃海的人就能佔南海。為了保住台灣，日本的防禦半徑就必須劃到整個南太平洋，這樣在傷害中國之後又要得罪美國。由此也就有了中日戰爭，繼而太平洋戰爭。以及1945年日本的玉碎式戰敗。
需要説明的是，此間日本至少在在戰役層面基本是贏的，隨着戰役性戰果的遞增，最終卻在戰略上輸了；比較而言，在世界歷史上，日本還是一個輸得最慘的國家，捱了原子彈。挨原子彈不是個小事，若不一根筋走到極點，人家也不會恨到如此以至向日本扔原子彈。為什麼呢？日本放棄不下台灣，而台灣就象前述那雙青年穿的高檔皮鞋，使它戰線越拉越長，防衞半徑及其成本不斷飆升，最終將日本壓垮。拉皮筋與戰略設計遵循同一道理，原則是皮筋不能拉得太過，不能拉得回不來。近代日本失敗的問題就出在這，今天的日本仍不悔悟，還要走老路，這説明日本沒有反思。沒有反思能力的日本在這個問題上還要翻船。
作為學術意義上的“小日本”的概念是一個叫石橋湛山的日本政治家提的。石橋在大學的專業是哲學，在上世紀20年代就提出“小日本”理論，石橋大學畢業後，一開始在東京《每日新聞》工作，後來進入《東洋經濟新報》。在日本軍部不斷擴大對華侵略時，石橋以《東洋經濟新報》為陣地，反對干涉中國內政，1911年就明確提出了“小日本主義”。從1912年開始，他先後執筆撰寫了《欠缺智慮的國民》、《放棄滿洲論》等社論。他在社論中寫道：“我們對發動甲午戰爭時沒有一個人主張反對戰爭至今都感到遺憾。同樣，在日俄戰爭前夕，也沒有就反對戰爭展開充分的議論，這太讓人遺憾了。”“小日本主義”的核心是放棄滿洲。日本在取得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後，開始有了要吞併朝鮮、滿洲的要求，石橋用“小日本主義”來反對當時的這種社會思潮。石橋以大量的統計資料證明，擁有殖民地在經濟上沒有價值，大日本主義只是個“幻想”。1920年，石橋撰寫了《日美衝突的危險》一文，認為日美兩國不斷朝帝國主義的方向發展，如果在中國迎頭相撞，肯定會導致衝突，戰爭難以避免。”[3]今天看來石橋用“小日本主義”代替“大日本主義”是符合日本國情，但日本人就是不聽。1956年石橋出任為時不長的日本首相，毛主席接見了石橋湛山。能受到毛主席接見，説明這個人有哲學；周恩來、陳毅也接見了他。但日本到現在許多人都不知道他。
日本確實不合適有“大日本”的思想，這是日本的地緣政治特點所決定。與英國一樣，日本做所謂“大日本”的前提必須就是亞洲大陸的破碎化，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對日本而言幾乎是老虎吃天。李登輝鼓勵日本向中國挑戰，他在《台灣的主張》一書裏鼓吹分裂中國。李登輝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脱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4]李登輝知道只要中國統一，“台獨”就是不需太複雜推論，只用幾何物理學就可計算出是不可能有前途的。為此，李登輝只有藉助日本。他始終拉着日本右翼在亞洲興風作浪，搞得日本人民痛苦至極。目前日本的和平力量較弱，我們中國要做好防止日本右翼鹹魚翻身的準備。
中國版圖能保持大一統，是整個亞洲的穩定所在，如果中國內部分裂了，按照歐洲的經驗，中國整個周邊小國都要變大，尤其日本，那樣的話，周邊海域國家就起來了，中國的形勢就跟歐洲一樣了。歐洲這種形勢是打仗的形勢，兩次世界大戰都在這裏爆發。這説明歐洲的內耗是結構性的，一旦陷入其中，再加外力干涉，誰也沒有辦法。在亞洲，中國與周邊國家處於不對稱的破碎狀態，這增強了亞洲國際關係的靈活性但不影響亞洲的穩定性。這是中國能長期保持大國地位的重要的地緣政治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説，亞洲以中國為主體的版圖是亞洲之福，
與美國比較，中國的地理條件也有相當的優勢。美國也是個大國，但是美國周邊沒有緩衝帶。造成這個結果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美國這個國家成長太快，歐洲的破碎使美國崛起較為容易，這反過來又使美國政治沒有積累足夠的地緣政治的佈局經驗；其二，就是美國兩面臨海。由於兩面臨海,在蒸汽機沒有出現之前，人類征服大海是非常難的，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美國受惠於大海，太平洋和大西洋為美國提供了足夠的安全，於是在建國時就不需要考慮緩衝地帶問題。但對優勢的過度依賴就成了劣勢。人類一旦征服了大海，美國的安全線一下子被就推到家門口。“9.11”事件説明，能越洋的力量都成了美國潛在的對手。工業革命以後，人類越洋技術與美國的對手在同比增長。這突如其來的形勢變化，迫使美國將自己的安全半徑拉得很長，並由此必須建立起強大的海上力量。這是美國從一個陸權國家迅速轉變為海權國家的重要原因。海軍是耗費巨大的軍種，所以，美國的國防和中國、英國，甚至俄羅斯的國防相比，在張顯更大的張力的同時也承受着更大的壓力。現在很多同志看美國，看的都是美國強盛的方面，但在它強盛的後面隱藏的也是它脆弱的地方。兩邊都依賴海軍，安全半徑幾乎覆蓋全世界。勞師襲遠，疲於奔命，國家如此是不能長久的。
我們在談海權的時候，還有的同志就説，海上不就幾塊石頭，有什麼了不起的。這是不懂地緣政治的表現。地理是幾塊石頭，而地緣政治則是有指向的地理。矢量和標量不一樣，標量是學科，有了矢量就是科學。地理要變成地緣，就是有指向，有了指向就有了政治。這就是問題所在。
我們説，世界的海權中心在印度洋，有的同志不同意，會説哪裏不是海權，只要有海就需要海權。憑什麼説就印度洋是海權中心。這是因為印度洋是世界現代工業所需資源的中心，現在工業最重要的資源基本上都來自印度洋。海權、陸權都是控制權，控制的目的是為了控制資源。比方説，我們對去自己單位的道路熟悉，是因為單位給你發工資；一上路就知道哪裏是要塞，哪裏是樞紐。資源才賦予地理以政治意義，不然，道路就是沒有意義的幾條線。這是制海權、制陸權和制空權思想的本質。地緣政治和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現代地緣政治的特點。
美國是個工業大國，因其本土沒有緩衝帶，這使得美國不容忍近海有任何哪怕是潛在的威脅，必須將其安全邊界推至遠海——這本身就要耗損相當的國力。自尼克松之後，支撐美元的財富基礎從國內生產移至遠在天邊的中東石油，這也同時將美國的安全底線從國境線推移至印度洋繼而波斯灣，美國國防天然要和“大西洋-地中海”及“太平洋-馬六甲海峽”兩條線路產生海權生死關係。這將美國安全成本推至無法承受的天價。在這方面，中國沒有走向極端。中國在東北亞有朝鮮、在東南亞有越南護着，中間還有台灣島擋着，與外力形成一道半月形緩壓區，這節省了中國許多國力。比如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在朝鮮半島我們一邊搞經濟建設，一邊還能“抗美援朝”。越南戰爭時也是這樣。當時要是戰爭直接進入中國國境我們就不好辦了。美國就沒緩衝國家，這使美國天生就是必須將手伸得很遠的國家。一個“9.11”就導致美國向全世界的恐怖主義宣戰。
美國的劣勢就存在於它的海權優勢之中，優勢的過度延伸就會異化為劣勢。過於漫長而又必須護衞的海上生命線使美國海軍竭力擴張，走遠路、還要扛重活，看似八面威風，實則是泥足巨人。二戰結束以後，歐洲捧它為“世界老大”，佈雷頓森林金融體系又把美元弄成世界第一貨幣。第一貨幣就得第一責任，當老大就得乾重活，於是世界上所有的“重活髒活”都交給“大哥”幹。打朝鮮，美國上，歐洲就有理由跟在後面只幫閒不流血，等美國衝上去，歐洲小兄弟全跑了；越南戰爭的時候，歐洲乾脆既不出錢又不出兵，只給“道義”支持。21世紀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也是這樣，這幾場戰爭下來，歐洲統一加速，美國卻垮了下去。在利比亞，法英兩國拋開美國親自上手，在2015年2月11日的明斯克會議上更是拋開美國和英國直接找普京； 2015年月7月、10月北約在烏克蘭邊界舉行的大規模軍事演習，美英主打，法德不積極，其原因就在於它們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英參加使歐洲失去世界霸權的教訓，要歐洲的問題由歐洲人解決。烏克蘭明斯克會議及隨後的北約軍演，説明北約分裂了。此時美國明顯衰落，“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5]美國被其世界第一“責任”耗倒了，今天的歐洲要另立門户，其能力讓美國亦刮目相看。
歐洲對俄羅斯有着生死依賴。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特點是版圖超大，俄羅斯也因此給我們的印象是個擴張國家。但正如胖人跑不快的道理一樣，與17～18世紀的俄羅斯不同，20世紀以來的俄羅斯已是一個擴張不遠的國家。陸地太大，望洋興嘆就成了俄羅斯的宿命。
在歐洲地區，有兩個關節點對俄羅斯意義重大：一個是芬蘭灣兩岸，沒有這一地區，俄羅斯就進不了波羅的海。另一個是烏克蘭。沒有烏克蘭，俄羅斯就沒有克里米亞半島從而進不了黑海，進而就不能影響從波蘭直到保加利亞的東歐國家。明白這一點，就明白二戰時為什麼希特勒在拿下法國後又去打蘇聯，這是因為若不能從蘇聯手中拿下烏克蘭，歐洲的統一就不能徹底。道理很簡單，烏克蘭猶如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墊層”，如果這個墊層掌握在俄羅斯手裏，東歐國家就不能不考慮俄羅斯的利益，反之，就必須受歐洲的控制並與歐洲結為一體。對俄羅斯來説，它也不能沒有烏克蘭，因為沒有烏克蘭就沒有黑海，若再失去了芬蘭灣，俄羅斯就變成了亞洲國家，這是它絕對不能接受的。這樣，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就成了俄羅斯國家的核心利益
俄羅斯在遠東的領土瀕臨太平洋，一萬多公里，山高路險；除非它把莫斯科搬到西伯利亞——當然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俄羅斯的政治重心不可能東向轉入亞洲，只要俄羅斯的重心在歐洲，它就必須要黑海、波羅的海。這是俄羅斯的重大的地緣政治利益所在，同時也是俄羅斯擴張的極限所在：俄羅斯能控制大部分黑海，但進不了地中海；能控制芬蘭灣沿岸，卻控制不了波羅的海，遑論北海和大西洋。頭腦清醒的俄羅斯政治家比如斯大林——與其相反的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一般都不會將俄羅斯帶得太遠。
1940年，希特勒曾經對時任蘇聯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任外交人民委員的莫洛托夫[6]説，你們應該有通往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將來要像伊朗、印度一樣，試圖以此換來俄羅斯向他讓出烏克蘭。莫洛托夫説，希特勒毫無遠見 ，他“對蘇聯的政策缺乏透徹的瞭解，卻要把我們拉去冒險，如果我們在南方陷進去了，它的處境就會輕鬆得多，一旦英國和我們作戰，我們就得依靠它，如果不理解這一點那就太天真幼稚了。”希特勒想用印度、伊朗與斯大林交換烏克蘭，如果蘇聯真的同意了，佔領了印度，那它兩翼即歐洲和遠東部分都將捉襟見肘。國家生長與生命成長是同一道理，在某一方面用的力氣過大了，另一方面就虛弱了。如果蘇聯陷在南方，那整個東西兩邊都得受損。所以斯大林拒絕了希特勒。羅斯福也給斯大林提出過同樣的建議，斯大林也沒接受。
斯大林曾説自己是一個“保守分子”[7]，但是在關鍵點上卻可不惜血本。被日本史學家稱為“日本陸軍史上最大的一次敗仗”的諾門罕戰役，讓日本心悸至今。1939年日本想在蒙古與滿洲里邊境挑起戰火，試探斯大林的底線。當時蘇聯主要防線在西線，如果日本真成功了，斯大林就得把兵撤到東線，希特勒要是再西壓過來就麻煩了。為了打消日本的企圖，斯大林用了比日本多好幾倍的力量，將日本打得丟盔棄甲，此後日本放棄了西向和北進的企圖，轉為“南進政策”，進攻太平洋諸島，偷襲珍珠港，這最終導致日本法西斯完全覆滅。到現在日本人都害怕俄國人。
近代以來的日本民族有些欺軟怕硬。1897年6月16日，美國和夏威夷在華盛頓簽署合併條約。日本攜對清甲午海戰勝利的餘威，派艦前往與美國海軍對峙，美國不惜武力堅守東太平洋的安全底線，日本最終放棄已有十萬日裔居民的夏威夷，東折回去打清王朝，佔朝鮮，1905年又將俄羅斯打敗。直至諾門罕戰役之前，日本人基本處於見人就打的癲瘋狀態。斯大林在諾門罕狠狠教訓了它，這使日本到現在還怕俄國人。太平洋結束時俄國人又把南千島羣島收回，日本只敢動嘴不敢動手；俄國人對闖入北方四島去的日本人，都是直接動手，根本不拿話筒喊話。
俄國地緣政治的的軟肋在東西兩翼。當年毛澤東在珍寶島打了小小的一仗，就將俄軍拉了過來了，前陣烏克蘭危機的時候，默克爾見了習主席，給習主席送了一張中國明朝時的地圖，意圖很明顯，因為真正有能力把俄羅斯拉到遠東的只有中國。但我們今天尚無這個必要。地緣政治的道理誰都懂。
最安全的地帶也是最危險的地帶。對俄羅斯來説，其最安全的地帶是北冰洋。以前俄羅斯是東、西、南三面受敵，北邊長期以來沒有壓力。1979年到2013年北冰洋在縮小，氣温在上升。這事若持續下去、北冰洋的海冰逐漸少的話，俄羅斯邊境的航道通航的時間就會日益延長，甚至長年通航；如此一來，北極這條線將是北半球新的航線。它使北極圈周圍的國家不再依賴地中海—蘇伊士運河—馬六甲海峽線路，只需沿北極航道經白令海峽直接進入太平洋。果如此，俄羅斯最穩定的後方就變成前線，俄羅斯的整個戰略重心就要北移。因為在這裏它面臨的國家都是海洋國家，美國、加拿大、瑞典、挪威，還有英國。這與蘇伊士運河開通的後果相似。
現在有的同志説，我們要有北極政策。這沒有錯，關鍵是要制定什麼樣的北極政策。筆者認為，由於中國在北極地區鞭長莫及，因而我們的政策不應該衝在前面淪為他國的戰略清道夫。利用我們的優勢與其他國家共同分享北極利益，應是我們正確的政策選擇。與20世紀美國的策略相似，當時美國在東亞是弱勢，在如狼似虎的帝國主義列強中，美國採取“利益均沾”的政策，對於遠東的利益只參與調解而不參與加爭奪，獲利頗豐。有多少乾糧走多遠的路，今天我們有很多同志主張帶有攻勢的北極政策，這是政治浪漫主義。
北極通航對俄羅斯的安全壓力目前日益增長，俄羅斯穩定烏克蘭後，如果足夠明智的話，將會將精力用於芬蘭灣一帶而不是中東一線，把波羅的海三國納入其勢力範圍是俄羅斯的傳統戰略。可以説，在相當的時間內，中俄基本上可以保持良好的關係。西部問題解決後，如果北冰洋目前條件不變，它可能調整遠東政策；如果北冰洋解凍進程加速，那就會給俄羅斯北方防務造成巨大壓力，如此一來，中俄之間的蜜月期將會相應延長。這對中國而言，也是很有價值的戰略機遇期。2014年9月召開的上合組織峯會上，普京、習主席與蒙古總統一起合影，這是很有意義一件事。説明俄羅斯認可新型的中蒙關係。會後不久蒙古跟我們幾條關鍵鐵路就並軌了。
中國近代外交也有相似的經歷。中國清朝的時候力量曾達到北方的尼布楚，後來中國南方發生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動盪，中國北邊防務就不得不大幅南撤。現在是同樣的道理，如果俄羅斯北邊有了新的航道，它的南部控制力也要大幅度往北收縮，這樣對我們雙方都有好處。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到那個時候就要向北擴張，根據兩千年漢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文明交往的經驗，中國在那麼遠的北方難以形成有效的控制。但無論如何，北極解凍將會延長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這有利於我們比順利地實現“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
三、中國的地緣政治、支點地區及其互動關係
在比較了歐洲、中國、俄羅斯、美國地緣政治特點之後，我們再將目光轉向中國本土。
1970年12月，毛澤東調任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他問李德生：“你看過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嗎？這是一部軍事地理的參考書，要找來看看，先讀有關華北部分。你知道北京為什麼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點在哪裏？當北京軍區司令員，要了解北京的歷史地理，瞭解華北的歷史地理。”[8]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的幹部，更是守土有責。守土，就是要了解那裏的地理。地理是標量的東西，地理學若有了指向，它就成了地緣政治。下面我們再來講講中國的地緣政治形勢。
中國的地形像個簸箕，簸箕口是華北平原，直接東海，這裏是中國地緣政治的軟肋。別的地方都有山地護圍，外部力量難以突破。我們古代“逐鹿中原”的力量來自內陸，近代以後就有外部勢力從海上也來“逐鹿”中原了。誰佔領中原，誰就控制了中國。為什麼這樣説呢？因為平原和山地有不同的地緣政治特點，平原有利於形成集團軍合成作戰。我們現在研究的戰役和戰爭樣式，大部分以集團軍作戰為前提，這種觀念多來自歐洲。歐洲基本以平原為主，平原最適合大部隊作戰，所以歐洲尤其是中歐人不擅長游擊戰。他們到中國打仗，在中國山丘地形裏頭就發揮不出優勢，蔣介石請德國顧問在湘贛大山中還是用修碉堡的方式與紅軍作戰，日本人也敗在這個上面。我們今天的軍事演習，導彈滿天飛，這是平原的打法。但中國山地多，游擊戰能大顯身手。崇山峻嶺地就像一把把刀子把大部隊的合力分解成碎片，使其優勢盡失。國民黨為什麼敗在共產黨手下，國民黨軍隊的軍事思想都是從歐洲和日本學的，帶着重裝備到江西和共產黨作戰。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紅軍都是山溝裏鑽出來的游擊戰高手，打不贏就跑，打得贏就打，敵疲我擾，敵退我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將拖着重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打得團團轉。如果還不理解山地對戰爭樣式的影響，那就看看汶川地震的時候，咱們部隊是怎麼進去的。那時候，即使是將軍也得下車捲起褲腿步行，手機打不出去，現代化工具派不上用場。
山地在中國政治具有極大的意義。以山地為主的地形使中國很難被征服，山地限制了集團軍作戰，匈奴人、蒙古人的鐵騎可以在歐洲橫行，因為那裏是平原。而蒙古大汗蒙哥卻越不過重慶釣魚城這道坎。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是游擊戰起家，解放初進西南剿匪就不會那麼容易。中國共產黨長征時經過西南，走到雲南，過大渡河，然後一路嚮往北進入陝北並由此取得天下。這一線的長征經歷使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對西南的地形非常熟悉。正因此，毛澤東才要修“三線”，知道西南的問題在交通。到了陝北，緊接着到了東北，從游擊戰到運動戰，我軍又很快適應平原大部隊作戰。大部隊作戰能力在平原地帶很快形成，這是得以與國民黨逐鹿中原並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
圍繞着中原，中國內地防務呈“工”字形結構。北面是長城、南面是長江，連接北南兩線的水路就是大運河，陸路就是以武漢為中心的京廣線。其間有幾個要點：一個是蘭州。蘭州至嘉峪關這一線的河西走廊，地形相對開闊，利於大部隊運動。從中原可直達新疆。新疆的重點在南疆。與北疆比較，南疆相對封閉，多沙漠，路途艱險，特別是喀什這個地方既封閉又通外，古今新疆割據分裂勢力生事多在此地。唐朝時，安西四鎮及大部分軍屯都分佈於南疆，重點是喀什。北疆的漢人居多，其原因是這裏地形相對開闊，利於大部隊出進，大部隊進不了的地方才是山大王的樂園。
漢唐以來甘肅都是養馬的地方。現在大家對養馬已經詩意化了，但古代養馬卻是一個國防工程。馬是古代戰爭的基本動力，加上戰車就形成重裝備，在開闊地帶就能很快形成有效的戰鬥力。至近代甘肅的養馬業轉為裝備製造業，以此形成中原王朝對新疆的控制。左宗棠進蘭州後第一件事就是建裝備製造局[9]，數年後才進疆平滅“阿古柏之亂”[10]。所以蘭州這個地方不能缺裝備，不能只有部隊沒有裝備，而裝備必須就地大規模的製造，部隊所在之地旁邊就得有裝備製造。
值得提醒的是，目前我們在強調環保的同時不能忽視國家安全。大凡事關國家安全的地方，比如蘭州，就不能把環保提過頭頂。在毛主席提出“三線”建設方案中，蘭州就是重裝備製造業佈局之地。但重裝備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會影響地方環保，但國家如果受到——比如目前的ISIS（伊斯蘭國）——威脅，那國家安全就成了壓倒一切的至高利益。槍桿子裏面出主權，槍桿子裏面也出穩定，沒有槍桿子，僅靠金錢是無法獲得穩定的。環保不能毀掉槍桿子，裝備製造業是槍桿子賴以存在的基礎。
東三省的地緣政治形勢之於中國國家安全更具生死的意義。與甘肅相似，東北有大片的平地，人丁興旺、土地肥沃，農耕條件較甘肅更好，故此東北比甘肅有更為雄厚的財力支撐戰爭。東北有裝備製造業的條件和基礎，大規模地製造重裝備，再加上眾多人口，就能形成非常有威懾力的集團戰鬥力。為什麼日本人能在中國打八年？其支撐點就是中國東北大平原的肥沃耕地、眾多人口及雄厚的重裝備生產能力。新中國建立後，東北一直都是糧食和裝備工業的基地，這對中國國家安全具有極其巨大的意義。明乎此，這就能理解習主席説要振興東北的老工業基地的意義[11]。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要長期發展重裝備？東北地形與甘肅不同，從甘肅進入中原需經關中盆地及其幾道關口，而在東北已形成的集團軍事合力，過了山海關就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大部隊幾乎不經什麼地理障礙就可迅速釋放其巨大的合成戰鬥力。李自成忽視了這一點，帶着五萬部隊到山海關，被清兵打敗，清兵隨後就橫掃中原並迅速取得天下。毛澤東意識到這一點，1949年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説：“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12]美國人過三八線，毛澤東派了三十萬人就入朝作戰，死死地將美國人壓回“三八線”。
中國東北的形勢和東北亞的形勢密緊相連。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説：“琉台不守，三韓為墟”[13]。“琉台”指的是琉球和台灣，“三韓”指的是朝鮮半島。由此推論，三韓為墟，中國東北和華北不保。華北就丟了，中國就失守了。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已佔據陝北高原的毛澤東注意到東北的重要性。5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關於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明確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14]這個道理蔣介石也明白，日本投降後，他和毛澤東首先爭奪的就是東北。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朝鮮半島對中國國家安全所具有的極端重要性。大家看朝鮮半島，它居高臨下，俯瞰東北大平原，如果美國佔領朝鮮，新中國立即就面臨入侵的威脅，若再丟了東北，新中國就會遭遇李自成那樣功敗垂成的命運。毛澤東把美國壓在三八線，中國東北穩定保持至今。
東北對中原政權的壓力是什麼時候形成的？主要是從明朝開始的。兩漢時，我們北方的壓力主要是匈奴，壓力方向主要來自西北。兩漢一直在反匈奴，漢武帝是反得最厲害的。“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15]，天氣降温是引起的中國農業漢民族與北方遊牧民族爭奪生存空間的重要原因。當時天冷，匈奴也得南下。他們那裏的草很薄，天稍冷草就沒了。沒了水草，天寒地凍，遊牧民族只能往南走。關於此，《成吉思汗》傳的作者朱耀廷總結説：
遊牧經濟又是比較片面的經濟，牛羊馬駝可以給人們提供肉食、乳酪，也可以提供皮革毛絨，但牛羊馬駝身上卻長不出五穀雜糧，也長不出布帛綢緞，更長不出金銀銅鐵。因此，當其興盛時，就要求用自己的畜產品及其他土特產品與農業民族進行交換，一旦正常交換不能滿足需要時就只好用暴力進行搶劫，發動戰爭；當其衰弱時，也需要尋找生活出路，富庶的中原當然是令人神往的目標。[16]
學者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國各地氣候相當於向南推移了200～300千米；如降水減少100毫米，中國北方農區將向東南退縮100千米，在山西和河北則為500千米。同樣的道理，天寒也迫使北方匈奴南下兩三百里。如果北方這個壓力來了，漢武帝不頂住的話，中國就跟歐洲一樣，就整個被壓碎了。漢武帝當時是堅決頂住，其帶有決定性的大規模戰役分別了發生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廷。”[17]此後絲綢之路隨即出現。歷史上所有的商道都是戰爭打出來的，打完了才經商。在漢武帝的堅決抵抗下匈奴被引向歐洲，並在歐洲將羅馬帝國衝得分崩離析。反過來想，如果當年沒有頂住匈奴南下，匈奴就不會去歐洲，如此，歐洲的地緣政治形勢可能就類似今天的中國，而中國有可能就是嚴重破碎化的歐洲。所以説，漢武帝的貢獻是世界性的貢獻。
唐朝時除了北面有突厥之外，西面又多了個“黑衣大食”，類似現在的“ISIS”（伊斯蘭國）。北面和西面同時出現壓力，中原王朝的反彈力也相應增大，這就是唐朝出現大版圖的原因。很多同志以唐朝大版圖為驕傲，其實這是迫不得已的事。壓力來了，沒有退路，只有以攻為守，這使唐邊境大幅擴張。唐朝名將高仙芝，將唐朝西界推到碎葉河一帶，勞師襲遠，資源跟不上，這樣的西界大概維持了八十餘年，隨後又回到接近今天的狀態。
國家和生命一樣，個子過高的人大多命短，過於擴張的國家，其祚必短。某一方向的過度伸展必以另一方向大幅收縮為代價。高仙芝在西域打仗時，中原便出現了“安史之亂”，部隊還得從中亞撤回。所以漢、唐兩朝過大的版圖不應是常態化而是非常態化的歷史，因此它們不應是我們後人追求和羨慕的樣板。
唐之後，中國西北及西面的壓力逐漸向中國東北轉移，這是由於更北面的俄羅斯由西向東地推壓過來。這當然與中國產生了摩擦和衝突，但我們要歷史地看待這些矛盾。試想如果沒有俄羅斯，那也還會出現成吉思汗、匈奴等。俄羅斯過來，絲綢之路斷了，但是中國西北方向的民族危機減少了，漢唐時的匈奴、突厥問題在宋明兩朝後壓力驟減，到了蘇聯時期，西部問題就更少了。當時中亞五國信仰共產主義，那裏的伊斯蘭人也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學斯大林著作，宗教不再成為政治問題。如果蘇聯還在，現在的ISIS動盪自然不會出現。還可以設想，如果讓漢武帝、唐太宗回來給今天的中國人講治國理政經驗，他們會説我們今天中國人多幸運，還有普京在大漠以北鎮着，他們會説：當時漠北要有俄羅斯這麼個國家，來自西北和北面的壓力就會小許多，如此一來，國家會用更多的資源注重民生。
由於俄羅斯人由東向西擠壓，造成近代中國東北和東北亞民族矛盾激增。從隋朝開始，東北問題升温，隋煬帝、唐太宗兩個人都想征服朝鮮半島，都失敗了。明朝時東北成了亡國之源，後來的民國也事出東北。“九一八”後，中國形勢日益升級為全面抗戰。明乎此，也就明白毛澤東剛建國就派軍抗美援朝的原因。毛澤東最終將美國人打停在三八線。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東北亞關乎中國東三省安全，東三省安全之於全國具有全局的意義。
現在讓我們將目光轉向大西南。
大西南進去不易，走出更難，蒙古人橫掃歐洲，但在經西南進入中原的路上，不僅不成功而且還讓大汗蒙哥喪命於重慶釣魚城下。清初，三藩大規模反清，結果還是走不出西南。1903年英國人從印度打到拉薩，試圖從西南沿長江進入中原，但是過不來，結果只有遠道繞太平洋來到東海。由於喜馬拉雅山的阻隔，印度和中國的軍事力量運用均受到極大的制約，其特點是印度守成容易北攻難，中國南攻容易佔領難。喜馬拉雅山西連興都什庫山和扎格羅斯山，阻擋了歐洲人進入東方的路。扎格羅斯山西端是敍利亞。
中東地區阿拉伯世界與西方的鬥爭“複雜漫長而含義深刻。今天回顧起來，它如一隻大鳥，面對南下的殖民列強，奮力地左右揮動着雙翅。左翼保護着非洲，右翼遮蓋着亞洲。”[18]其間的敍利亞可視為東西方勢力轉換的樞紐，其地形特點是南經阿拉伯半島直至埃及，向東經興都庫什山進入中亞，由此可進入中國和印度。古今西方與東方勢力膠着點大多在此。馬克思説：“這裏是亞洲高原，對東方的統治總是取決於是否佔有這些高原。”[19]馬其頓亞歷山大經此進入亞洲，開闢了“希臘化時代”。而羅馬人、蒙古人都是在這個地方停下來的。羅馬人東侵時受到安息國抵抗。公元前119年，安息國國君聽説來自中國的張騫副手來訪，便派了兩萬部隊去迎接，這説明他們希望得到中國的支持。當時如果羅馬人真是把安息國打敗了，羅馬人就過來了。據説現在甘肅還有些羅馬人的後裔，説明當時已有少數羅馬人進來了。從這個角度來説，今天的伊朗、敍利亞是中國西面的安全屏障，當然伊朗對俄羅斯也非常重要。所以，俄羅斯和中國在敍利亞問題上基本態度一致。西方不可能從黑海以北的平原過來，那裏路好走，但在俄羅斯控制區域，再加此路西低東高，不利於西方人東進，卻利於東方人西出，匈奴人就是由此打到歐洲的。
如果從中國國內治理的角度看，“西南重心是四川”。[20]
因其盆地的特點，四川在歷史上出現多次割據，因為進入中原的出口太少，成事的不多。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告訴張國燾：“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21]四川只有兩個出口可以進入中原，一個是重慶，另一個是漢中。明白這一點，也就知道歷代四川雄主都要力控重慶和漢中。公元221年劉備夷陵戰敗退至魚復縣，改“魚復”縣名為“永安”並終死於此。永安，長安之謂，可能他在臨終前意識到蜀國的國都立在成都實為不智，離兩個出口太遠並被迫兩分兵力。1953年10月17日，毛澤東在與即將赴越南的韋國清談話時説：“三國時代，劉備終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為誤於諸葛亮初出茅廬時的《隆中對》，其為劉備設計的戰略本身就有錯誤。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22]蜀國國都如果立在重慶，就不會丟掉荊州。劉備佔領漢中後立即沿漢水東出，同時讓關羽北上與東出漢中的一支匯合，在上庸一帶形成問鼎南陽盆地犄角。如此勢成，就有了挺進中原、北上洛陽的可能。當時曹操把國都立在許昌，這對拆解蜀國漢中、荊州兩線在上庸匯合起到關鍵作用。蔣介石汲取這個教訓，抗戰時選重慶而不是成都為陪都，這有利於戰後迅速出川收復失地。鑑於漢中特殊的地理地位，從元代開始，漢中的治權都在陝西而不在四川，重慶在國民時期和今天都是中央“直轄”，控制了兩頭也就控制了四川，從而控制了西南。
如果從對中國外開放的視角看，西南的重心在雲南。
以四川為中心，重慶、武漢的地理優勢在內聯，而云南的地理優勢是外通。雲南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個國家接壤，其中邊境線最長的是滇緬邊境，由北至南約兩千公里。也就是説，在大西南諸省中，中國雲南是與緬甸交通的最主要的門户。早在1900年馬漢就注意到這一點，他在《亞洲的問題》一文中就説印度“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23]
滇緬通道對大西南極具戰略價值。1935年初，紅軍長征走到雲南時，中央曾設想如果過不了大渡河，就在雲南建立根據地[24]。這是因為雲南有滇緬通道，有通道就可以獲得外部資源的供給，沒有外部資源供給的地方就不能長守。“三藩”吳三桂鬧得最兇，主要有外通道路。抗戰時期蔣介石修滇緬公路，毛澤東“三線”建設的方案中優先考慮的則是成昆路。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説：“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繫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25]第二天（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蔘加的會上進一步強調：“昨天在主席那個地方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主席着重地講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第一是講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26]6月8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説：“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着覺。”“攀枝花鐵路最好兩頭修。”[27]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説：“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28]
與印度不同，緬甸關乎滇緬通道。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一定要佔領緬甸，而不在印度發力；蔣介石也是要修滇緬公路而不是滇印公路，這是由於從印度不易進入中國。所以緬甸對中國的實際意義比印度要大得多，如前述原因，伊朗對中國的實際意義也比印度大得多。
四、底線與極限：喜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國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印度之於中國，其間獨特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兩國的政治意義超過它的軍事意義。
從軍事上看，印度擔心的是通往印度的兩個陸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點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賽欽，東面通道的制高點就是中國藏南地區的察禺至墨脱一線，除此，幾乎沒有可供大部隊順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們，就是想控制這些關鍵地帶。印度地形的特點是北面易進難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難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類還沒有徵服大海的中世紀，從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勢力進去如不能當統治者就只有做奴隸，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當年希特勒和羅斯福都想用印度誘使斯大林與之為盟[29]，為斯大林所拒絕的原因。這個經驗對於我們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鑑意義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進容易的優勢，卻忽視了不易收回的劣勢。軍事進攻猶如拉皮筋，不怕拉長，最怕的是收不回來。退不回來的進攻一定是最失敗的進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對印政策上，還有三個很有學問的人走到印度邊上都止住了腳步。第一個是亞歷山大，他是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他從希臘一路打到印度河邊，他停了下來，沉思三天後決定打道回府。他知道進印度不難，但進去後若出不來那整個希臘就丟了。
第二個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國人、美國人和蘇聯人望而生畏的帕米爾高原上所向披靡，書載，1222年，被蒙軍打敗的花子剌模殘部在札蘭丁的帶領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岸邊逃去，企圖渡過申河，逃往印度。”[30]但當成吉思汗大軍追至印度河邊時卻停下了[31]。據《蒙兀兒史記》卷三《成吉思汗本紀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車駕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訪道於丘處機，駐畢薛米思堅城東。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詔班師。”[32]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處機談了一晚上。丘處機跟他講了什麼？書上説給他講養生[33]，其實是借講生命成長的原理講戰略哲學。治病如治國，用藥如用兵，戰略和養生同出一理；從某種意義上説，戰略是關於國家養生的學問。曹操説“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説的既是養生又是戰略。與曹操得隴不復望蜀的想法一樣，成吉思汗得了帕米爾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幾晚的深談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劍指中原。
第三個人是毛澤東。毛澤東在對印自衞反擊戰中靜如處子，動如脱兔，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打過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體地圖就明白，我方的資源補給在當時很難保證，打下去會因資源不繼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這一點，他説：“中印邊界衝突中，軍事後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於遙遠。”[34]當時毛澤東考慮更多的不是佔據，而是守住，不是如何進攻，而是進攻後是否能撤回。毛澤東利用同期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巧妙地避免了美蘇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決定封鎖古巴，古巴導彈危機隨即爆發，當天，中方的自衞反擊從守勢轉入攻勢；11月20日，肯尼迪宣佈結束封鎖，古巴導彈危機結束，中國政府於11月21日零時發表聲明，宣佈於11月22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為什麼要選擇古巴導彈危機？不像克里米亞之於俄羅斯，藏南前線的地形不利於堅守，不能讓第三國尤其是美國和蘇聯介入並由此擴大和延長中印衝突的規模和時間。
軍事行動，首先考慮的不是怎樣開始而是怎麼結束，不應僅是打贏而是戰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會戰”結束，日軍大勝，“滿洲軍”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回國彙報戰果，長岡外史參謀次長去新橋車站接他。兒玉見了長岡劈頭就問和談之事有沒有眉目，當聽到長岡説還沒有眉目時就是一頓痛罵：“戰爭一旦開始，最大的課題就是怎樣結束。連這個你都不懂，你是幹什麼的？”[35] 日本總長這句話對於我們今天的戰略學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兩次戰爭中，日本都贏在利益達到最大化時迅速結束戰爭。
曹操也是明白這個道理的。曹操佔了漢中，發現守不住，資源經運秦嶺特別費力。他又把趕走了的張魯請回來，還拜封他為“鎮南將軍”。劉備看曹操佔漢中時斷定説：“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36]劉備還是從資源和佔領關係上看問題，曹操資源過不來，撤回秦嶺之上，劉備順利地拿下漢中。
這段史實在《三國演義》中有描寫，可能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當年在長征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説毛澤東不懂軍事，只看過《三國演義》。但是，像毛澤東這樣把《三國演義》看活的人並不多。我們看中印之間的地形，喜馬拉雅山相當於曹操眼中的秦嶺，漢中相當於藏南。從北面南進容易，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它與曹操“得隴不復望蜀”、 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智慧，曲異而工同。其目的不僅僅是打贏，而是長期穩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們的戰線過於深入並被尼赫魯拖住，那形勢就會逆轉。但毛澤東指揮的出神入化，沒等印方緩過神來，戰事已於我們完勝而結束。當時毛澤東在全國佈局上是在東部採取攻勢，在西南採取守勢，長守中有短攻（類似的還有珍寶島對蘇自衞反擊戰、西沙對南越自衞反擊戰等），短攻是為了長守的勝利。
今天看來，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畢諸葛“七擒”之功於一役，令後人扼腕讚歎。到現在中印邊境相對穩定。如果當時我軍向前再推進幾十公里並死守那裏，那面臨的後果就不是難以為繼而很可能就是全軍覆沒——當年紅四路軍在新疆面臨的就是這樣的遭遇，除非我們將全國的資源都集中用於西南方向。這對剛經歷三年自然災害，同時又處在美國包圍和經濟制裁中的中國而言，是不可思議的。
1962年對印自衞反擊戰的勝利體現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哲學，其戰爭的規模和結果都根據目的受到嚴格的限制，若是將這場衝突打成一場無限的戰爭，我們就不好辦了。那樣，我們的進攻優勢就會轉為不惜代價死守的劣勢。在這場戰爭中，毛澤東着力不多，其結果卻是有聲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筆者到印度去留學，關於北方安全，印度學者説得最多的就三個詞，“克什米爾、巴基斯坦、中國”。印度學者一天到晚唸叨，説明心有餘悸。
印度對我們的影響主要是政治影響，軍事上的影響倒在其次。軍事上中印雙方長短相抵，印方有防禦的地理優勢，卻沒有向中方進攻地理條件；而我方具有進攻的地理優勢，卻不具進攻後堅守前線的地理條件。但從政治上看，中印之間卻存在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的結果。雙方合作會形成雙方東西相互間戰略呼應之勢，衝突則會造成雙方力量的相互內耗和牽制。前者有利於各自的外交目標的實現，分擔抵禦西方霸權主義的壓力，後者則會造成中印之間的力量損耗，使西方從中漁利。1959年中印邊境矛盾初現，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讓人轉告尼赫魯：
總的説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後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 [37]
為什麼毛澤東説一千年、一萬年呢？我們看歷史，除了1962年那場衝突，回憶一下，一千多年來，甚至在更長的時間裏，若以當代印度版圖為限，印度和我們中原漢王朝直接發生過戰爭嗎？似乎沒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規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與印度沒有直接戰爭，但卻有不少高僧往來。為什麼？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隊走這種路就特別難，輔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對此更有體會，他在詩中寫道：“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爭。”[38]顯然，成吉思汗和亞歷山大放棄了進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條件使其回不來。僧人們不怕路險，能進去也能回來。所以中印之間僧人來往多，軍人來往少。我們常説“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這裏。
但這並不是説我們應該放鬆警惕，絕不是這個意思。你準備得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戰爭，也要抓關鍵點。藏南——印度稱之為“阿魯納恰爾邦”——無疑是中國的領土，這沒有問題，與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邊境線不等於國家間力量較量的“等壓線”，而認識到後者的所在位置則是處理國際邊境矛盾的理性前提。目前看，中國和印度間的力量“等壓線”也在藏南這片所謂的“爭議區域”，它的變動目前不取決於雙方施加的力量而取決於雙方各自力量因國內政治變動——比如印度或中國某一方自己有了內亂或裂變及由此造成內部塌陷——所引起的變化，那這條等壓線就會向虛弱的方向推移。這樣的結果在中國和印度的歷史上都曾出現過，未來再現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9]，但這不管是對中國還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們既要看到藏南一帶的爭執，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對比和佈局。東吳為貪荊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訓，在處理中印雙邊關係中，雙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能夠與美國霸權抗衡的就是蘇聯、中國和印度。在這三者間，西方第一個打倒了蘇聯，蘇聯被打倒以後，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中國壓力驟然增大。這時的印度尚是牽制西方的戰略力量。如果中國倒了，西方下一個目標就是印度。同樣，如果印度倒下，俄羅斯又尚未恢復，中國的壓力就會更大。與中國相比，西方海權國家從地緣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還能容忍印度的獨立性，並不是因為印度的強大而是由於它的虛弱。
如前所述，印度洋是世界海權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權國家必須絕對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個大版圖國家，其版圖像大象甩鼻於中印度洋心臟，印度還有核武器，這是視印度洋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國家不可能長期容忍的。而對印度來説，其南端的泰米爾納德邦和斯里蘭卡北方的泰米爾猛虎組織的分裂運動，都是可為西方利用來分裂印度的伏筆。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預留有伏筆。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西北部緊靠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的亞齊，就有西方預留的伏筆，馬六甲海峽東端的新加坡、巴拿馬運河邊的巴拿馬就是在西方的推動下獨立建國的。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於印度，西方現在還不會動手，得等到中國倒下之後。當時英國從印度走的時候，把將英佔印度一分為四，在印度本土的東、北、南三面分別放手緬甸、巴基斯坦和錫蘭（斯里蘭卡）獨立建國。英國沒有讓印度失去其大版圖，這是英國為將來重返亞洲預留的鋪墊，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強大，更不能獨控印度洋。
神多國弱，是印度意識形態的基本特點。英國撤走前把印度的骨頭架子全拆散了，留下的只是一張具有大版圖特徵的“皮”。目前有人用大象比喻印度，但這隻象身體的關鍵部件比如所有制、意識形態等都被拆散了。
印度並不是個強國，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識形態全被英國人踩碎了。印度經濟被龐雜的——封建的、買辦的和國家的——產權所有制關係所困擾，其意識形態又被龐雜的各式民族宗教問題所困擾。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40]。印度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宗教，神多了，老百姓的心就散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41]。中國沒有那麼多宗教，共產黨員也不能信宗教，這是中國發展快於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一箇中心為“忠”，兩個忠心為“患”，心裏有二主，萬事不成。意識形態碎了，人心就遊移了。即使西方人今後放手印度，如果沒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過其他亞洲國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們對這些國家的肢解都是對稱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對稱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亞的中心地位。但這並不是因為西方人有什麼憐憫之心，而是他們尤其英國人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陸預留的伏筆。如果未來美國退出，英國人也不會放棄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圖是為了屆時進一步控制南亞和印度洋。
正是基於中印有共同的戰略利益的全局觀，習近平主席於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見印度總理莫迪。接見地點的選擇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經的起點，中印兩國領導人在這裏會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國和印度關係的正道，這是由中印間的政治地緣形勢特點決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規模入侵多來海洋，未來的主要壓力也來自西方海權國家，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讓人再轉告尼赫魯：
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台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鬥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儘管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參加了旨在對付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我們還是不把這三個國家當作主要敵人對待，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裏。[42]
中國和印度都不可能有兩條戰線，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説：“其實這個公報[43]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説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44]送走尼克松後，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45]
對一個國家外交最具災難性外交選擇的就是被迫陷入兩線作戰。着火點多並不怕，兩面着火才可怕。中國多災多難的近代史就與我們的外交陷入南北兩線作戰的困境有關。北邊有俄國，南邊有英國。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達成沿長江兩岸瓜分中國路權的協議，這事實上是以長江為界將中國一分為二；1900年《辛丑條約》之後中國又被分裂為數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為什麼修“三線”，北邊有蘇聯，南邊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國。這對中國都是不能迴避的重大威脅。
遺憾的是，尼赫魯還是犯了孫權式的錯誤，一點點地蠶食中國藏南等邊境地區。他與孫權一樣，只算“荊州”小賬，不算天下大賬，撿芝麻丟西瓜，總想佔便宜，結果偷雞不成反蝕米，在中印邊界爭執中不吃敬酒吃罰酒。儘管如此，毛澤東對待印度的政策還是手下留情的，在朝鮮打美國時是使勁打，打了三年逼得美國簽署停戰協議；對印度只打了一個月，勝利撤回後，又完整地將被俘人員連其裝備還給印度。
大西南是中國絕地大反攻的最後的戰略基地，毛澤東在“三線”國防佈局中西南是重點。但是西南這個方向，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不在攻而守，進入這裏的所有成建制的戰鬥力都會被碎化併為山地游擊戰所消滅。這個地方外接進入印度洋的滇緬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於形成長期堅守和絕地適時反攻的形勢。歐洲的一些國家比如法國、德國等就沒有這個條件，他們的地形一馬平川，為四戰之地。希特勒一個月就把法國打敗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國家比如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勢。從地緣政治的意義上説，中國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給予中國第二次生命的地區，非常重要；中華民族誕生於大西南[46]，最後的生死依託還在大西南。
五、經營大西南，構建“三點一面”的印度洋戰略
經營大西南具有對內穩定華中地區和對外謀劃印度洋的雙重任務。
華中地區，中國七大地理分區之一，簡稱“華中“。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華中地區位於我國中部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游地區，地處華北、華東、西北、西南與華南之間，居於全國之中並具交通樞紐的優勢。正因此，中國歷史上很多統一和分裂事件都是在長江尤其是在長江的武漢地區完成和發生的。赤壁之戰，天下三分；曾國藩攻佔武漢，直逼南京，天下一統。中國的北伐也是從武昌開始。1967年9月19日，為穩定處於混亂中的形勢，毛澤東來到武漢。在專列上他對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説：“湖北、河南兩省人有一億多，地處中原，扼守長江和京廣線的咽喉，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你們的責任重大，要掌握兩省軍隊，穩定局勢。”[47]
毛澤東在考慮“三線”的時候，第一個就考慮路的通暢。其間，通內要靠四川，外接要靠雲南。大西南是“三線”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問題是交通問題，四川的關鍵是連接攀枝花的交通線，而通往雲南昆明的成昆線被列於優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即被調派到雲南工作的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雲南工作。雲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於重要的戰略位置。”[48]滇緬線具有戰略意義，雲南也因此是中國面向印度洋的橋頭堡。
經營大西南的另一戰略任務是謀劃印度洋。目前我們的經濟正在隨一帶一路大幅向外輻射，政治、軍事、司法也得外向輻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們國家的力量實現海外資產保護，這對我們理論研究提出許多新課題。比如租界問題，過去我們認為租界是帝國主義的，但看看我們在利比亞一撤就是幾萬中國僑民，如果咱在那有個租界多好呀，這幾萬僑民在危急的時刻就會在當地有一個較大的空間避難，如此便不用動輒派船接幾萬務工人員回國。因為進入租界與進入我們在當地的工廠、商鋪不同，不經允許闖入租界就等於侵犯租界簽約國的主權，這會增大入侵者的風險並可得當地政府以國家名義的保護。租界不若使館，空間更大，我們的僑民可在租界裏頭等到戰亂結束，再出租界回去經商，這比回國的成本就小多了。租界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它與市場經濟一樣，只是一個不管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只要是捲入世界經濟的國家都可利用的工具。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捲入全球經濟之中，就不能不重新考慮這些理論問題。市場經濟既然也可以為社會主義國家利用，那世界市場經濟下的租界經驗難道就不能為我們從正反兩面所總結、所利用嗎？這總比事事都求助於軍隊更好些吧。但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海外佈局，沒辦法，十幾萬人只有從遠洋撤回祖國。
我們的安全問題已出國門了，這是我們過去沒有遇到的新問題，也是我們提出中國需要經營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論的現實依據。但由於我們長期以來沒有經營海洋的經驗，更缺經營海洋的手段，因此，我們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東海問題解決之前，當以守成為宜。
第一步，要把東海問題先解決好，如前所説，中國西南問題與東北甚至整個東部是連為一體的聯動關係。東部問題不解決，西南方向壓力就大。反之則反是。在東部尤其是東海、南海主權迴歸問題解決後，就可以戰略西移開始考慮謀劃繼而經營印度洋問題。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謀劃印度洋不能理解為謀劃印度，它考慮的是整個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與我們的關係，為什麼？印度洋的戰略資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東邊是緬甸、泰國等，西邊是伊朗、巴基斯坦、敍利亞等，夾在中間的才是印度。
我們以前以印度為重心的印度洋戰略，目前看似有緣木求魚之弊。鑑於印度洋的地緣政治特點，有必要將以印度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點一面”即印度一點、印度洋一面的戰略改為“三點一面”的印度洋戰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點”是緬甸、印度和伊朗三個戰略支點。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義上的支點。印度畢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國家，它在環印度洋地區還有着不可小覷的影響。伊朗和緬甸是軍事意義上的支點，它們是存在於中國西面和西南兩大戰略通道，與印度相比，更具軍事國防的意義。
謀劃繼而經營印度洋，我們是否有條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儘管目前我們的海上力量與西方海權國家相比尚嫌不足，但我們卻具較大的地緣政治優勢。事實上，中國不僅具有大陸國家的陸權優勢，但具體到中國的特殊性上，中國亦具有西方海權國家不具備的獨特的海權優勢。
目前美國是海權大國，這沒錯。但馬漢在《亞洲問題》一文中説：“海權和陸權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而是彼此相輔相成。就是説，陸上強國也需要推進至海邊以利用海洋為己服務，而海上強國也必須以陸地為依託並控制其上的居民。”[49]歷史表明，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反之亦然。
天下熙熙為利而來，天下攘攘為利而往，逐利的關鍵在交通。中國的地緣政治優勢東接財源，西接能源。位於印度洋北岸的中東是世界油氣資源最豐富的地區，為了獲得中東能源，西方國家要勞師襲遠，越過大西洋和太平洋遠道來到中東，為了保障其漫長的海上交通線，它們就要發展強大的海軍並強佔廣泛的海外基地。這些僅花費在路上的國防資源看有聲勢卻多無實功；況且對戰略目標的有效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陸軍佔領，而這恰恰是美軍的短項。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對到訪的周恩來説：
美國人不會打仗。特別是在朝鮮戰爭以後，他們喪失了進行大的戰爭的能力。他們寄希望於原子彈和空中打擊，但靠這些是不能打贏戰爭的，需要陸軍。但他們的陸軍既少又弱。同一個小小的朝鮮打仗，在美國國內就已經有人哭泣了。如果他們開始大的戰爭，那又將如何呢？到那時，恐怕都會哭泣的。[50]
斯大林指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是美軍短板。美國的海權思想和中國的海權思想產生於不同的戰略需要。現在包括我們中國的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海權時，都是按照美國“島嶼鏈”的思路提出來的。但這是美國的原則，若結合中國國情，情況就會有變化。我們看：中國東南鄰接太平洋，西南臨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氣資源都在我們家門口，在西南方向我們僅需要建設不太遙遠的陸上通道就可以直接富油區。在印度洋北岸，幾乎所有大國比如英國、法國、美國，甚至俄羅斯都不具備像中國這樣天然擁有的“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
海軍之難不在攻而在守，堅守需要更多的資源支援，這對遠道而來進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西方海軍是難以為繼的，而這對近守兩洋的中國來説在就有更好的地理位優勢和由此產生的更多的等待時間。時間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資源。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美國的失敗和中國的勝利便是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説明。在西南地區，陸軍在守，空軍在攻。如果從攻的角度，應該加強空軍，光守是守不住的。但與陸軍不同，空軍也是一個具有較強攻勢而無法堅守的兵種。目前，在印度洋的海軍力量接濟能力不具備的條件下，在西南方向加強並依託陸軍並配之以空軍積極防禦，是比較穩妥的選擇。
最後，在結束我們討論前，需要強調的是：
1.大西南戰略形勢是由與東海形勢互動的。東部地區直接西北太平洋，但自從有了中遠程導彈技術後，甲午戰爭時的“遠海”現在已被拉為近海。中國六七十年代“三線”建設經驗表明，若無東部的海上突破，西南的穩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東部海區尚未取得決定性進展的時候，西南地區應當採取積極防禦而不是主動進取的政策，以防20世紀60年代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或南北或東西的兩線合擊的形勢出現。如果這種形勢出現，那中國面臨的就是備戰的形勢。
2.過錯過錯，過了就錯。強大與弱小，在矛盾中是可以轉換的。目標過大了，你的力量就小，目標小了你的力量就大。毛主席在《念奴嬌·崑崙》中説，“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這是在告誡我們中國今後不要把手伸得太長，美洲是美洲人民的，歐洲是歐洲人民的，我們主要經營好亞洲這部分。毛澤東還説“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51]。中國不走美國稱霸世界的帝國主義老路。
3.習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展示的是一種新的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的國際觀，是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思想在當代的再現。研究“一帶一路”，一定要研究兩條鐵路，一條是帝國主義沙俄在中國東北幫建的中東鐵路；一條是社會主義新中國在非洲援建的坦贊鐵路。在前一條鐵路上中國人受了太多的委屈，這些屈委又讓中國人認識到“環球同此涼熱”思想的時代價值，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是毛澤東時期中國人民在非洲種下友誼種子，至今還在開花結果。習主席到非洲的時候，再次來到坦贊鐵路，憑弔為援建這條鐵路犧牲的中國工程人員，意在表明，中國要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經濟全球化道路，用社會主義的國際觀再造一個“我們朋友遍天下”的形勢。毛澤東同志説，中國要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今天中國人要向這個方向努力。
總之，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52]，圍繞“兩個一百年” 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53]的宏偉藍圖，我們肩負着重大的責任。
註釋：
[1]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重要資料統計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頁。
[2]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頁。
[3] 陳言：《石橋湛山的“小日本主義”》，載《新快報》2008年1月30日，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08-01/30/content_125045.htm。
[4] 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台北，流遠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頁。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頁。
[6] 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1890－1986），1930~1941年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1941~1957年任蘇聯人民委員會（1946年後改稱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1939~1949及1953~1956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員（1946年後改稱外交部長），1926~1957年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在列寧時期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斯大林時期是領導集體中的二號人物。1957年6月被降為駐蒙古大使，1964年被開除黨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復黨籍。
[7] 1943年12月，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議上明確表示：“我們打算要求芬蘭補償它給我們造成的損失。同時，我們不需要錢，而要求用實物補償。芬蘭可以在5~8年期間之內完成賠償，向我們提供紙張、木材及其他材料，以補償我方損失。”丘吉爾不同意斯大林的要求，挖苦説：“在芬蘭同德國結盟的戰爭時期，芬蘭人給俄國造成的損失已經超過這個窮國能夠提供的補償。當我談到這一點時，我的耳朵裏響起了蘇維埃的口號：‘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丘吉爾説他“自俄國革命時代起就記得這個口號”。斯大林則以玩笑的口氣告訴丘吉爾：“我對您説過，現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參見“美英蘇三國首腦德黑蘭第四次會議記錄”（1943年12月1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頁。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頁。
[9] 徐中煜：《左宗棠收復新疆時的軍械、軍火運輸》，載《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21~26頁。
[10] 穆罕默德·雅霍甫（Mohammad Yaqub Beg1820年－1877年5月30日），漢名阿古柏，為中亞浩罕汗國阿克麥吉特（白色清真寺）伯克。在沙俄以及英帝國的幕後支持下，於1865年至1877年率軍入侵中國新疆，成立哲德沙爾汗國，後被清朝陝甘總督左宗棠擊敗。史稱“阿古柏之亂”。
[11] 2015年7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長春召開部分省區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聽取對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和“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後説：“無論從東北地區來看，還是從全國發展來看，實現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都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加快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719/c1024-27326856.html。
[12] 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頁。
[13] “三韓”是指公元前2世紀末至公元后4世紀左右存在於朝鮮半島南部的三個部落聯盟即馬韓，辰韓和弁韓，後亦指朝鮮半島。這篇祭文載於《名人名家抗戰詩詞選（1932年5月～1945年9月），《黨的文獻》2005年，第5期。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頁。
[15] [唐]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16] 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頁。
[17] 司馬遷著：《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二冊下），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4頁。
[18] 李承志：《地中海邊界》，載紅歌會網，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5-11-23/101507.html。
[19] 馬克思：“對波斯的戰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頁。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頁。
[21] 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卷），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頁。
[2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頁。
[23] [美]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頁。
[24] 1935年2月7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我軍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的方針給各軍團的指示》，指出：“根據目前情況，我野戰軍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現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並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2月16日，黨中央與軍委發出《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示：“由於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佈防，攔阻我們，更由於黨與中革軍委不願因為地區問題犧牲我們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創立根據地。”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頁。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
[26] 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
[27] 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360頁。
[2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頁。
[29] 1940年11月13日，德國納粹外長裏賓特洛甫詢問莫洛托夫：“蘇聯是否原則上對獲得印度洋出海口感興趣。”（“裏賓特洛甫與莫洛托夫的會談德方記錄”1940年11月13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頁。
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電蘇聯駐英國大使邁斯基稱：“德國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動我們前往波斯灣和印度。我們拒絕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認為德國的這些建議是不合適的。”“莫洛托夫致邁斯基的電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6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頁。
1943年11月28日，羅斯福對斯大林談到印度問題時説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羅斯福説，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斯大林説，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引自“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頁。
[30] 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頁。
[31] 1221年“自七月十二日，帝將兵追算端汗（即元明時期西域伊斯蘭政權首領）至印度。”《長春真人西遊記注》，台北，廣文書局1972年版，第59頁。
[32] 轉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頁。
[33] 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師，丘處機一行則於中秋節渡過阿姆河，8月22日入見成吉思汗。然後又隨軍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當天夜間，成吉思汗設帳齋戒，燈燭輝煌，揮退侍女左右，召見丘處機問道。開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鮮入帳陪同，田鎮海、劉仲祿等也在帳外等候。丘處機説：“仲祿萬里同旋，鎮海數千裏遠送，亦可入帳與聞道話。”成吉思汗“於是召二人入，師（丘處機）有所説，即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温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敕志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丘處機）三説養生之道，我甚人心，使勿泄於外。’”《玄風慶會錄》中記錄了成吉思汗召見丘處機的問答辭，説成吉思汗“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答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為清淨之理。上説（悦），命左史書諸策。”參閲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轉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頁。
[34]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頁。
[35] 俞天任：《有一類戰犯叫參謀》，語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頁。
[36] [晉]陳壽：《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頁。
[37] 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
[38]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務印收館1937年版，第14頁。
[39] “根據上世紀英國對印政策的經驗，從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將是本世紀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選擇。如果説當年英國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話，那麼，將來世界霸權國家則最有可能從印度南部下手。從地緣戰略需求看，對世界霸權國家最有利的是將印度的版圖限制在北緯15度以北即泰米爾納德邦以北地區，將印度的有效國力限制在北緯20度以北即孟買以北，尤其是東北部地區。印度在世界霸權國家的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僅限於用它阻止中國力量進入印度洋及從西南方向拖住中國向太平洋及南中國海發展。”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頁。
對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的評估不能不考慮印度議會體制對印度未來的影響。這一點使目前“印度熱”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甚為樂觀， 而筆者的評估結論則是非常悲觀的。從“減震”的角度考慮，尼赫魯留給印度的“民主體制”不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時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這正如英國殖民統治留給印度的“議會體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識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勞動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後果一樣。印度這種體制的“減震”作用既留給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同時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 從這個意義上説，如無“猛藥”根治，議會制度的“減震”作用，對具有結構性危機的印度國家所產生的後果，不會是迅速崩潰，而只能是緩慢衰落，乃至—— 鑑於印度所處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權地緣中心位置——瓦解， 並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覺中瓦解。張文木：《印度與印度洋——基於中國地緣政治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頁。
[40] 張覺註譯：《韓非子全譯》（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頁。
[41] 張覺註譯：《韓非子全譯》（上）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頁。
[42] 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
[43] 指正在擬訂中的《中美聯合公報》。
[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頁。
[46] 本世紀初以來，人類學者在中國雲南、印巴次大陸、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亞發現1 500萬至800萬年前的西瓦古猿，但其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在中國雲南發現的已與西瓦古猿分道進入“人猿相揖別”時期的同屬臘瑪古猿的開遠-祿豐古猿。考古資料表明：這種古猿已會使用火併有語言現象。吳汝康先生將距今800萬年的中國祿豐古猿與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較後得出結論：祿豐古猿與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點，許多是與猩猩相似的，而與後者的不同點卻與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員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祿豐古猿則可能是非洲人猿和人科成員的共同祖先。（吳汝康：《祿豐大猿化石分類的修訂》，見《人類學學報》Vol vi. No. 4.Nov. 1987。）張興永等專家的觀點進一步推進了吳汝康先生的結論，認為：“開遠臘瑪古猿與祿豐臘瑪古猿存在着祖系關係，即前者是後者的祖先，但它們都是從猿到人過渡時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員。”開遠古猿的發現表明“雲南地區曾經繁衍着一支向人類主幹演化的臘瑪古猿。一般人認為人、猿分化的時間大約在1500萬年前。”（張興永、鄭良、肖明華：《從開遠臘瑪古猿的形態特徵再論滇中高原與人類起源》，《雲南：人類起源與史前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這一判斷與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賈蘭坡先生觀點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關人類起源的一些問題》一文中得出結論：“我國西南部廣大地區，根據已有的線索來看，位於人類起源地的範圍之內，雲南不僅發現了拉瑪猿（即臘瑪古猿——筆者）的牙齒化石，而且在元謀的上那蚌地方從早更世末期地層中發現了“元謀人”的牙齒化石就是有力的證據。”（賈蘭坡：《有關人類起源的一些問題》，載《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頁。）10年後，賈蘭坡再次強調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雲南博物館學術報告會講演中説：“我贊成人類（注意，這裏説的是人類而不是人類的祖先猿類——筆者注）源於亞洲南部，我所説的亞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緬甸和我國西南廣大地區。”（賈蘭坡：《我國西南地區在考古學和古人灰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載《雲南：人類起源與史前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4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頁。
[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頁。
[49] [美]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頁。
[50] “斯大林與周恩來的會談記錄”（1952年8月20日），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下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2頁。
[51]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52] 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
[53]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