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毛主義運動”的幽靈

幽靈是一個神秘的、難以捉摸的東西，但馬克思用它描述正在生成的、現實的運動。幽靈無處不在，但同時也被"光明"所壓抑。在南亞，“毛澤東主義運動"就是這樣一個無處不在卻很少被言説的幽靈，它的力量時時突破媒體的封鎖，在一些邊角的消息中裸露令人不安的形象。在後革命的氛圍中，“毛主義者"是誰？

王靜的《印度共產黨（毛主義者）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一書就是對這一問題的系統回答。作者深入歷史脈絡，縱觀世界變化，對印度和南亞持續不斷的、在"毛澤東主義"旗幟下展開的、現實的（而不是理念的）共產主義運動進行多面探究，將歷史探討、理論分析和對運動的戰略得失的評估融為一體。迄今為止，這是我在中文世界所見到的有關這一運動最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這是一部十分難得的書。

金融化資本主義時代的"毛主義運動”

1989-1991年蘇東社會主義體系的瓦解標誌着19世紀以降逐漸形成的、以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為標誌的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逐漸式微。在西方和中國，這一轉折也被冠以"歷史的終結"的名號。與之相匹配或呼應的，則是"文明衝突論"的到來，後者將歷史變遷的範式從意識形態的對峙修訂為"文明"之間的衝突。這兩個判斷從不同的方面宣佈了20世紀政治的終結--民族解放、國家與革命、土地改革、階級鬥爭以及社會主義道路等等從此成為不合時宜的命題。伴隨這一"終結"的進程，資本的力量突破了主要由社會主義運動構成的屏障，進而對所有社會形式和政治形式進行重組和支配。在當前的金融化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的最為突出的形態是突破一切政治形式的差異，實現其重構新型等級制的全球主義大業：對於21世紀的資本主義而言，一黨、多黨、議會政治，以及在冷戰時代尖鋭對立的"社會主義體制"與"資本主義體制”，已經不再是難以調和的政治形式，它們全部可以被馴服為同質性資本主義的多樣化形態。在國際範圍內，伴隨冷戰的"終結"和國際主義政治的退潮，“三個世界"的範疇日漸失去其政治含義，人們更習慣於在南北關係的範疇內將不同世界之間的政治對立解釋為貧富差距。以"佔領華爾街"運動為標誌的反資本主義運動聲勢浩大，但力量微弱；由於"三個世界"之間的政治差異的蜕變，這些發源於中心地區的反抗運動在其他地區的衍生產品政治面目並不一致，其中一些也在不知不覺間被引入舊的衝突結構之中。在"歷史終結"的氛圍中，這些反抗運動對於上個世紀激烈的政治鬥爭不屑一顧，在主流媒體的包圍和渲染中，一些擅長各種最為進步説辭的領袖人物經常淪為虛假的"反抗者”。他們的功能毋寧是為金融化資本主義掃清上個世紀殘留的最後障礙物。在這個意義上，這部著作可謂逆流而上，將焦點對準了與上述宣稱和運動截然相反的歷史實踐。

也在上述意義上，20世紀90年代以降"毛主義運動"在南美、西亞、東南亞和南亞的重新崛起，以及他們分別打出的"21世紀社會主義"等等的旗幟，的確是一個"奇觀"。稱之為"奇觀"包含兩層意義：第一，1989-1991年的鉅變以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挫敗為標誌，各國共產黨或者瓦解、更名，或者蜕變為弱小的政治力量。在一些國家，由共產主義運動所催生的政治形態與資本的各種形態相處融洽，甚至成為資本主義自我更新、跨越難以克服的危機的主要動力和制度保障。南亞"毛主義運動"是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直接回應，但與發達國家的反抗運動不同，“毛主義運動"毫不遲疑地宣佈他們與20世紀革命運動（尤其是中國革命）的繼承關係；如同王靜所説，他們致力的是"解決第三世界的農民土地問題、民族解放問題、民主革命問題和經濟發展問題”。對於"毛主義運動"而言，不但種姓制度、土地關係、民族獨立等問題仍然構成鬥爭的中心問題，而且反帝反封建等20世紀的基本命題依舊是有效的政治語彙。需要説明的是：在"毛主義"旗幟下的運動難以一概而論，秘魯、哥倫比亞、菲律賓、土耳其等地的運動與南亞的"毛主義運動"在理論形態、行動方式和社會基礎等各方面均存在重要的差異，很難等量齊觀。即便在南亞地區，尼泊爾的"毛主義政黨"相繼領導和推動的"持久人民戰爭"也區別於其他"毛主義運動"的規模和方式，的確構成其在特定階段的主要特徵之一。

第二，這些地區、尤其是南亞地區的"毛主義運動"所以構成了"奇觀"，也恰恰由於當代思想和學術集中於觀察全球化、中國崛起、金融危機及其應對策略等等，即便是批判性的思想也相信20世紀已經終結，不再存在以革命的方式戰勝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因此，從階級到民族，從獨立自主到國際主義，無不成為反思和解構的對象。我們在當代思想的脈絡中，幾乎找不到"毛主義運動"的痕跡。在西方，如果沒有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的文章，“毛主義運動"幾乎就是恐怖主義的代名詞。“毛主義運動"之為"奇觀”，並非由於其罕見或規模弱小，而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於在"歷史終結論"的視野中觀察我們置身的世界-即便對於許多明確拒絕"歷史終結論"的人而言也是如此。事實上，“毛主義運動"的規模、持久程度、鬥爭的激烈性，都遠在各種"佔領運動"之上，其政治創新及其成功與失敗均值得認真總結。“毛主義運動"與發生在中心地區和邊緣區域的各種"佔領運動"之間的差異顯示了當代全球化時代不同地區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的高度不平衡，但這種不平衡不能簡單地置於時間性的關係中加以把握，而應在一種共時性的全球局勢中加以分析。正像20世紀的革命運動一樣，“毛主義運動"經歷了和平抗爭、武裝鬥爭、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通過實踐與理論辯論展開路線鬥爭，在分裂與整合的過程中形成政治團結。與工農相結合，意味着不同社會階層和階級之間在革命運動中的相互轉化，無論是出身底層的被壓迫者，還是出身上層的精英人物（毛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多半是出身婆羅門但背叛本階級的反叛者），都在這一運動中經歷了陣痛與轉化。分裂、團結、再分裂、再團結，意味着這是一個結合實際進行自我轉化的痛苦過程，一個需要淬鍊出新的政治主體性的過程。所有這一切都很難在當代各種以城市中產階級為核心的社會運動中找到對應物--這些運動通常短暫、碎裂，基於直觀的利益和主流的價值，由於缺乏重造主體的過程（一種通過自己反對自己進而形成新的自我的過程）而不可能形成持久的社會鬥爭。因此，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毛主義運動"從未像各種"佔領運動"一樣，成為媒體關注的話題，以致這些地區的生死鬥爭從未成為我們思考自己置身的世界的必要參照？為什麼甚至對於留心和關注這場運動的人們而言，這些真實存在的運動也仍然讓我們有一種"奇觀"之感？

我對南亞毛主義運動的關注起源於我的一些印度朋友的經歷。他們大多是一些著名的學者，在1960-1970年代經歷過各自的"毛派"時期，但在我認識他們的時候，已經很少提及這段經歷了。2002年，我第一次訪問印度，在班加羅爾開完會後，應老朋友帕瑟·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邀請，去加爾各答社會科學研究所（Center for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簡稱CSSS）訪問。CSSS是著名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大本營，查特吉本人則是繼古哈(Ranajit Guha)之後這一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第一代的"庶民研究"集中探討印度農民運動，開創了一種不同於甘地主義的左翼思想脈絡，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是其主要思想資源；但伴隨着第二代的崛起，典型的問題已經是有關"庶民能否發聲"的反思，而不再是有關農民運動的研究和戰略性分析。新二代"庶民研究"與美國學院在1990年代興起的後殖民主義潮流桴鼓相應，以農民和原住民為主要成員的當代毛主義運動已經很難進入他們的研究視野。有一天，我正在CSSS的辦公室看書，CSSS的一位長者邀請我去他的辦公室聊天，我們聊起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與印度的關係。他從書櫃中取出一摞白皮小冊子，其開本和版式很接近於中國六、七十年代發行的那些白皮書，但紙質更黃一些。他説這些都是他保存的六、七十年代圍繞中蘇論戰而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內部展開政治辯論的文獻。這場論戰也導致了印共（馬）的分裂和印共毛派的崛起。事實上，包括查特吉在內的一些庶民研究成員，年輕時就是帶有毛派色彩的知識分子，但經歷了1980-1990年代的大轉變，在我訪問加爾各答的時期，絕大部分已經對自己的毛派思想進行了自我清算。我面對的這位長者顯然對於庶民研究的這一轉向有所批評，在一種落寞和懷舊的心境中，他慷慨地將這些小冊子全部送給了我。

帶着這些小冊子和在加爾各答期間形成的問題，我在德里的一次聚會中再度談及中國革命與印度的關係，將毛澤東與甘地作為亞洲回應現代性問題的兩條路徑加以對比。在交談中，我驚訝地發現許多印度朋友能夠流利地用英文背誦毛主席語錄。對於他們而言，這是深藏在記憶深處卻又在瞬間被激發的政治激情。觸發這些記憶的，並不僅僅是我的演講，更重要的或許是發生在印度叢林中的鬥爭、西孟加拉邦因建設經濟特區而引起的農民保衞土地的鬥爭，以及印度政府對於這些農民和原住民運動的暴力鎮壓。那時我已經讀到過一些有關印度毛主義運動的報道，也自然地問及他們的看法。由於印度毛主義運動堅持武裝鬥爭的道路，即便是批評政府暴力的左翼知識分子在如何定位這一運動的問題上，也大多欲言又止。在20世紀，革命運動常常伴隨着暴力鬥爭，但存在着將致力於改變基礎性社會關係的革命運動與暴力和恐怖行動加以區分的理論和實踐。事實上，20世紀革命運動不但在政治上對於單純的恐怖行動經常給予譴責和否定，而且也在理論上形成了對於暴力的政治分析。但在當代的語境中，伴隨革命運動與暴力之間的區分日漸模糊，有關暴力的政治-歷史分析讓位於拒絕理論分析的暴力（幾乎與恐怖一樣）範疇，以致人們很難對暴力現象進行政治分析。

那次我在發展中國家研究中心(CSDS)發表演講，《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的作者阿蘭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也在場，朋友們介紹説她曾寫過有關印度毛主義運動的近距離觀察，但我們沒有機會交談。不久之後，羅伊和我的另一位印度朋友、作家兼記者潘克傑·米西拉(Pankaj Mishra)來北京訪問，在萬聖書園的咖啡館裏，我們有過一次關於西孟加拉邦農民暴動和印度毛主義運動的長談。羅伊提到一些軍火庫的武器已經被農民掌握，對局勢十分憂慮。在她看來，當代"毛主義運動"並非統一的、有理論指導的運動，毋寧是那些在新自由主義浪潮中受到傷害的農民和原住民的集聚，他們使得早已式微的"毛主義"成為聲勢浩大的旗幟。她沒有談到當代"毛主義運動"與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及其內部分裂之間的關係。那是我第一次對當代印度毛主義運動有一個概觀式的瞭解。

在中國媒體中，時不時也能看到一些簡短的、轉發自外媒的有關毛派襲擊警察哨所等等的報道，卻很少提及印度政府調動軍隊對毛派游擊隊進行大規模鎮壓，至少6000人被殺。2010年，我重訪印度，那時已經讀到過兩篇羅伊所寫的關於毛派游擊隊的文章，因此計劃在訪印期間隨她一起深入叢林，走訪那些反叛的、難以被知識分子的文字命名的原住民/農民/游擊戰士。但就在臨行之前，她因捲入克什米爾問題的爭論遭致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攻擊，探訪"毛主義者"的計劃不得不暫告中止。2012年2月，我去德里參加國際社會學學院世界大會(IIS World Congress)，約她見面討論毛主義運動問題。那次談話之後，羅伊送了一本她的有關毛主義運動的新書《與同志們同行》(Walking with Comrades, Penguin Books 2011)給我。這本小書彙集了她歷年所寫關於毛主義運動的文章，以生動的筆觸，第一次將這些"同志們"及其鬥爭呈現在讀者面前--正是在她的敍述中，而不是在印度學院知識分子的著述中，毛派反叛者不再只是作為主流媒體、印度政府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文件中的"恐怖分子”，而是作為有着自己的情感世界、思想傳統和現實關切的反抗者，進入了讀者的視角。羅伊對毛主義運動的關注與她對新自由主義的持久鬥爭有着密切的關係，從她第一次訪華所談的毛主義運動到她最終發表的這些文章，她自己對於毛主義運動的觀察也愈益具體和深入。在印度的語境中，她對這場運動的調查和報道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激情才能完成。這本閃爍着思想光芒和文字魅力的著作常常讓我反思學院知識分子的貌似周全、實為迴避的"審慎”。

對話普拉昌達：人民民主是否可能？

在德里談話中，我提及了我在尼泊爾與毛派的交往。2008年4月，尼泊爾舉行制憲會議選舉，尼共（毛）成為第一大議會黨團；同年8月，尼共（毛）主席普拉昌達當選總理，併成立了以尼共（毛）為首的聯合政府，尼共（聯合馬列）、馬德西人民權利論壇等取向極不相同的政黨成為聯合執政的政黨。那年的11月間，我應一家民間學術機構的邀請，訪問尼泊爾，得以與尼泊爾各派政治人物見面、交談，並深入尼共（毛）控制的解放區考察。除了尼共（毛）和尼共（聯合馬列）的主要領導人尼帕爾、卡納爾等，我們也拜訪了偏右翼的大會黨的資深領袖、前首相柯伊拉臘，以及後來在逼迫普拉昌達下台中扮演核心角色的總統亞達夫。

會見大會黨領袖、前首相柯伊拉臘。攝於柯伊拉臘家中。

尼共（聯合馬列）前任總書記尼帕爾。攝於尼帕爾家中。

在與羅伊的談話中，我們談及普拉昌達的下台和剛剛當選總理的巴特拉伊。我訪問尼泊爾時，巴特拉伊擔任財政部長，在他的辦公室，我們也有過交談。在"十年人民戰爭"中，巴特拉伊曾因其過度的親印立場而被革職，但議會道路時期又被重新啓用。實際上，巴特拉伊與普拉昌達的路線分歧在我們訪問尼泊爾時就是討論的話題之一。他原是尼泊爾人民陣線（United People’s Front）領導人之一，曾於1994年率領部分成員參加大選，但未能獲得任何席位。1996年2月，巴特拉伊向謝爾·德烏帕提出有關"民族主義、民主與民生"的40點要求，但其中關鍵的一條即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體被首相辦公室拒絕，他轉而與普拉昌達結盟，共同宣佈發動"持久人民戰爭”。

羅伊告訴我：巴特拉伊的妻子是她早年的同窗好友。事實上，尼共（毛）的領導人大多在印度接受高等教育，巴特拉伊如此，普拉昌達也是如此，他們與印度知識分子和政治運動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正如王靜所説，“尼泊爾毛主義運動是在印度’納薩爾巴里運動’的影響下產生的。1971年，受到印度’納薩爾巴里運動’的鼓舞，尼泊爾東部特萊平原地區的賈帕縣尼共青年黨員成立了尼泊爾共產黨柯西區域委員會（後改稱ML即尼泊爾全國革命委員會）。

會見巴特拉伊。攝於巴特拉伊的財政部長辦公室。

1971年5月16日，這些青年激進派在賈帕縣的吉米爾噶邊村（Jymirgadi）發動武裝起義，起義遭到殘酷鎮壓，大批黨員犧牲。這是尼泊爾毛主義運動的前身。“或許可以略做補充的是：印度共產黨在1960-1970年代有過兩次大分裂，即1964年圍繞對國大黨的態度而分裂為印度共產黨和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前者支持，後者反對。1969年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再次發生分裂，形成了印共（馬）和印度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後者就是領導"納薩爾巴里運動"的"毛主義者”。印共（馬）的分裂與中蘇論戰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衝突有明顯的聯繫。2008年11月6日，在會見了普拉昌達之後，我們與尼泊爾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司令、新政府國防部長巴德爾在一家中餐館晚餐，他就坐在我的旁邊。巴德爾年輕時留學蘇聯，專業是農業技術，中蘇之間激烈而持久的論戰在留蘇學生中間引發了辯論與反思。就是在這場辯論中，巴德爾轉向了毛主義，成為"北京派"的一員。在"十年人民戰爭"中，這位農業專家成為人民解放軍的高級指揮員。

與巴德爾在一起。攝於加德滿都的一家中餐館。

儘管當代"毛主義運動"的脈絡可以追溯至1960-1970年代甚至更早時期，但這一運動的再度崛起主要是1990年代的故事，它既是20世紀未竟事業的延續，更是對南亞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回應。當代尼共毛派的運動大致分為兩個時期，即以1996年起義為開端的"十年人民戰爭"階段和從2006年轉入參與多黨競爭的議會政治時期。2008年11月6日上午，經過事前安排，我有機會隨同幾位朋友一道去拜訪普拉昌達，原定會見時間是半個小時。在他的官邸坐定後，我首先提問，一連講了四個問題，普拉昌達非常認真地對每一個問題做詳細解釋，結果那個上午的討論持續了三個小時。

我所提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人民民主與議會民主的關係。從20世紀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來看，人民民主與議會民主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政治路徑，人民民主雖然也會採用統一戰線的鬥爭方略，但不會改變奪取政治、軍事和文化領導權的基本戰略。中國革命曾經提出過類似的問題，在中共與法共、意共的政治辯論中也一再觸及這個問題。就我所讀過的普拉昌達的政治論文來看，他的人民民主的理念與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闡發的思想一脈相承，所謂"普拉昌達道路"是尼共（毛）在人民戰爭時期形成的，其基本宗旨是人民民主。但在2006-2008年期間，也正是在普拉昌達領導下，尼共（毛）轉向了"融合理論"和多黨競爭的議會政治，不但引發了尼共（毛）的黨內分裂，而且也在南亞共產主義運動和毛主義政黨之間激起了尖鋭的理論辯論。這或多或少有些接近於1945年國共和談期間曇花一現的有關"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討論。我問普拉昌達：基於20世紀的政治經驗，人民民主與議會民主之間有着明顯的不可調和性，為什麼他認為議會政治與人民民主是可以融合的？尼共（毛）的轉向是否意味着放棄了人民民主的宗旨？

對話普拉昌達。照片後方牆上那組頭像是在"十年人民戰爭"中犧牲的烈士。攝於普拉昌達總理辦公室。

普拉昌達的回答是從三個方面展開的。首先是人民戰爭的實際進程，尤其是加德滿都圍困戰的失利，這是轉向和談和議會政治的契機。他同時指出：人民解放軍當時已經佔據尼泊爾的大部分國土，尤其是鄉村地區，軍事上並非沒有奪取加德滿都的可能，但即便如此，依靠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依然十分困難，其根本原因是美國和印度不可能容忍尼共（毛）通過戰爭取得政權，勢必進行帝國主義干涉。他舉出了美國和印度在人民戰爭期間和加德滿都圍困戰時期對於政府軍的支持和直接干涉。一方面是美、印霸權，另一方面是中國的壁上觀，這一嚴峻的國際局勢使得尼共（毛）難以重複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並取得全國政權的"中國道路”。其次是歷史條件的變化，即21世紀不同於20世紀，這一時代的民主也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意義。實際上，早在2003年，尼共（毛）中央全會通過了《全面發展21世紀民主》報告，提出"當所有黨派都在反帝反封建框架下，和平的多黨競爭是存在的。“對於尼共（毛）而言，多黨競爭的前提是"反帝國主義干涉和反封建的特定憲法框架”。這一轉向在南亞毛主義運動中勢必引起爭議，印共（毛）在與尼共（毛）辯論時説：“在兩黨雙邊會議中你們黨也曾説過，你們所談及的和平競爭是在後革命時期而不是在此之前出現的。但之後，你們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之前多黨競爭是否可行的問題上開始採取規避和模糊的姿態。與七黨聯盟達成十二點共識之後，你們黨對此的態度又轉了180°的彎，你們宣稱，你們黨準備與其他買辦封建政黨競爭！你們渴望通過與這樣的政黨和平競爭發什麼樣的民主？這一切都超出了我們理解範疇。"（《印共（毛）寫給尼聯共（毛）的公開信》,2009年7月20日）普拉昌達在談話中沒有談及尚未公開化的來自印共（毛）的批評，但他顯然也在回應南亞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論戰。這也是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中的第三個方面，即人民通過選票選擇了我們，我們有權利去推進人民民主的宗旨和方針。換句話説，對他而言，議會民主和選舉只是在人民戰爭無法繼續推進的條件下實現人民民主的手段。但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回頭來看，我對此都是懷疑的，歷史也在繼續證明兩者之間的難以調和。

我的第二個問題有關軍隊改革。尼共（毛）執政後，參與議會的其他七個黨派提出了軍隊國家化的議題，其要點是不同意人民解放軍與政府軍兩軍合併，而是先解散人民解放軍，至於個別戰士重新入伍也須按照相應條例進行。右翼的大會黨堅持這一觀點，尼共（聯合馬列）也反對毛派保留人民解放軍和革命根據地。在與柯伊拉臘的會談和尼共（聯合馬列）總書記尼帕爾的會談中，他們分別談到了這一點，而這也是在混亂的議會政治中左右聯手拖垮尼共（毛）執政局面的開端。尼共（毛）面對的問題與1945年國民黨針對中共軍隊

和根據地提出的軍隊國家化的主張幾乎完全一樣。這也是在議會政治邏輯下必然產生的問題。我問普拉昌達：人民解放軍經過了"十年人民戰爭”，在廣闊的鄉村進行土地改革，動員和教育農民；人民戰爭並不僅僅是軍事鬥爭，而且也是"宣言書"；經過人民戰爭的人民解放軍也並不僅僅是一支軍隊，它是革命的"播種機"、“宣傳隊”。如果説人民戰爭是一個政治進程，那麼人民解放軍就是這個進程的有生力量，沒有這個力量，革命政黨走向衰落幾乎是必然的。在接受了議會政治之後，如何面對來自議會各黨派關於取消解放區、解散人民解放軍的要求？

第一師營地：尼泊爾人民解放軍女指揮員，背後膚色黝黑的是少數民族戰士

普拉昌達承認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他否認會解散人民解放軍。2006年停戰之後，在聯合國的監督之下，人民解放軍不但停止了軍事進攻，而且也將武器就地封存起來。尼共（毛）及其軍隊的一些領導人相信一旦發生戰爭，他們仍然可以取回武器，重走人民戰爭的道路，但事後看這也不過是幻想而已。（1945年日本戰敗後的馬來亞共產黨放棄了武裝鬥爭，解散了人民軍隊，當他們試圖重新拿起武器時，局勢已經大為不同了。）從普拉昌達對制憲會議的期待及21世紀民主的理解來看，他並沒有重走武裝鬥爭道路的準備和決心。在與他會見之後，由尼共（毛）中央的安排，我們前往人民解放軍第一師所在的山區根據地訪問。儘管放棄了武裝，人民解放軍仍然堅持軍事訓練，那些貧苦的農民、婦女和少數民族戰士的臉上洋溢着青春的熱情，態度莊嚴，紀律嚴明。我幾乎要相信人民解放軍不會解散的斷言了，但在回程的途中，我一再地提醒自己：這支軍隊可能不久將不復存在，而以這支軍隊為主力的社會解放進程也勢必遭遇巨大挫折。這一預感不久之後即被證實：在擔任總理的短暫時期，巴特拉伊迅速地解散了人民解放軍，退還人民戰爭期間"被侵佔"的土地。就在那次印度訪問期間，在一家報紙的邊角上，我讀到過一則關於巴特拉伊被控"印度間諜"的傳言。這一傳言的真實性不得而知，但正如中國革命時期一樣，尼共（毛）的政治路線分歧與地緣政治也有着密切的關係。

尼泊爾人民解放軍第一師營地哨所

我提的第三個問題是農民和土地問題。正如王靜在書中反覆提醒我們的，南亞問題的核心是極端不平等的、對普通農民形成嚴酷壓制的土地制度和種姓制度，而印度和大多數南亞國家恰恰都沒有經歷真正的土地改革或土地革命，與這種經濟制度聯繫在一起的種姓制度也沒有受到真正的觸動。中國革命與南亞獨立運動的主要區別恐怕就在這裏，毛澤東思想與甘地主義作為兩種回應現代性挑戰的亞洲路徑之間的差異也在這裏。無論在印度鄉村還是尼泊爾鄉村，都可以看到許多寄居在地主土地上的無地農民，他們靠出賣勞動勉強生存。佔尼泊爾人口65%的貧苦農民僅有全部可耕地的10%，相反，僅佔人口10%的地主和富農佔有65%的耕地。貧富分化與種姓制度相互支撐，少數民族和婦女處於被壓迫地位。對於土地關係和種姓制度提出的挑戰的，不是大會黨的改革，而是尼共（毛）所推動的"十年人民戰爭"。在根據地，尼共（毛）通過人民戰爭推進"耕者有其田"及免除農民債務的土地改革，許多世世代代沒有土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在土地改革中，尼共（毛）還大力提高婦女和少數民族的地位，我在人民解放軍中看到許多女戰士、女指揮員和大批的少數民族戰士，他們來自底層，飽受種姓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剝削和壓迫，而在人民軍隊中獲得了平等的地位。但是，在尼共（毛）加入議會，參與多黨競爭之後，如何處理"十年人民戰爭"中取得的土地改革成果，卻成為議會鬥爭的焦點之一。制憲會議是妥協的結果，憲法承認私有產權，而除尼共（毛）之外，其他各黨派均不承認尼共（毛）在人民戰爭中推進的土地改革及其成果，他們通過法律方式和政治壓力追究尼共（毛）成員在土地改革時期的暴力行為。因此，我向普拉昌達提出的問題是：在轉向議會政治之後，尼共（毛）如何處理其他各黨派提出的向地主退還土地的要求？尼共（毛）會不會因此失去自己的社會基礎？

和平重建委員會的三位負責人。攝於尼泊爾恢復重建委員會會議室。

普拉昌達顯然理解這一問題對於他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的意義。他在談話中明確地拒絕大會黨、尼共（聯合馬列）關於退還土地的要求。在他的安排下，我們與恢復重建委員會的三位領導人見面討論，他們都是人民解放軍的副總司令或高級指揮員。按照他們的看法，土地改革的成果不但不能退還，而且還應該在尼泊爾全境推廣土地改革。但伴隨着政治路線的變化和人民解放軍的解散，土地改革的成果也不可能得到保障。這一點甚至不用等到尼共（毛）下台就已經很清楚了。

我提出的第四個問題是憲法與聯邦制問題。2006年"十年人民戰爭"結束，2007年1月，《臨時憲法》頒佈，臨時議會組建。臨時議會首先剝奪國王行政權力，確定由首相暫代國家元首職務，掌握行政。兩個月後，臨時議會通過臨時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通過制憲會議選舉在尼泊爾實行聯邦民主制。12月通過的第三修正案宣佈尼泊爾為聯邦民主共和國，由制憲會議首次會議正式核准。如今的尼泊爾共劃分了東部、西部、中西部、中部、遠西部等5個經濟發展區，下轄14個專區。2008年毛派執政後，面臨如何組建聯邦的抉擇。尼泊爾經過民族識別，起初認定了62個民族，此後降低至58個。人民戰爭時期，許多深受壓迫的少數民族成員加入人民解放軍，尼共（毛）傾向於給予少數民族更多的自治權。與此同時，尼泊爾社會圍繞與印度接壤的馬德西地區的地位問題存在巨大爭議。印度獨立後，在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方面，繼承了英國殖民主義的一些做法，例如通過《印尼友好條約》，確認尼印邊界開放，致使大量印度人定居尼泊爾境內。馬德西地區就是印度裔和印度人聚居的地區，土地富饒。馬德西人民權利論壇是議會八大黨派之一，他們堅持要求馬德西地區作為整體加入聯邦。我向普拉昌達提出的第四個問題就是聯邦制是否適應尼泊爾的國情，如何實行聯邦制（以地區還是族羣為主要依據），各邦規模如何，馬德西地區的地位怎樣確定（作為整體，還是劃分為幾個不同的區域）？

普拉昌達説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強調尼泊爾不是採取單一制，而是採取聯邦制，有歷史與現實的原因。他解釋了尼泊爾的民族狀況，尤其是少數民族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的角色及地理區域的條件，最後集中地回答馬德西地區的問題。馬德西地區是尼泊爾最富饒的平原地區，集中了大量印度裔居民和印度人，由於開放邊界，印度的影響通過這一地區直接滲入整個國家。馬德西人民權利論壇堅持將馬德西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加入聯邦，這對尼泊爾的獨立、完整和穩定都構成了潛在威脅。至少在當時，尼共（毛）希望探索其他方式處理馬德西地區的問題。事實上，這一問題直接涉及印度對尼泊爾的影響和滲透。毛派渴望得到中國的支持，以平衡印度的干涉，但在尼泊爾，這是一個極為敏感、隨時可能觸動印度神經的問題。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在後來外交學會舉辦的活動中，普拉昌達的助理特別安排了電視台對我做專訪，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尼泊爾面臨霸權國家的干涉，中國是否支持尼泊爾的自主發展？

開放的尼印邊界

在會見結束時，普拉昌達意猶未盡，他説這些問題觸及了尼共（毛）所面臨的幾個關鍵性問題，並詫異地問道：你怎麼會對尼泊爾的問題如此熟悉？實際上，我對尼泊爾的瞭解十分有限，所提的問題全部基於我對中國革命中的一些類似環節的理解。我因此想到：從印度、尼泊爾和南美國家的社會鬥爭和轉型的視野回望20世紀中國（尤其是中國革命）的歷史，也是一個有待開掘的課題。世界各地的"毛主義運動"在"毛主義"的旗幟下展開，但他們不可避免地面臨着中國的轉型和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敗所帶來的後果。在離開普拉昌達辦公室的時候，我已經預感到毛派執政的不明前景。但我同時相信，不管我們是否同意尼共（毛）的抉擇，他們對於時代變遷及其對運動的影響的感受是真實的，簡單地重複過去的道路的確沒有前途，問題是如何在變動的條件下，堅持基本價值，探索可行的戰略和戰術。例如，南亞毛主義運動中的"議會道路"和"武裝鬥爭道路"的辯論固然是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理論和政治路線辯論的延續，但當代資本主義及其霸權形態的力量也是催生這一辯論的不可忽略的外部條件。因此，需要探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亦即屬於21世紀的）、能夠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的政治形式。這一探索不僅對於尼泊爾或南亞地區，而且對於處於普遍政治危機的當代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低烈度戰爭"條件下的政治探索

王靜在書中詳細地介紹了印度擴張主義和各國統治階級對於毛主義運動的殘酷鎮壓。1986年7月，由20多名專家組成的美國軍事智囊團在巴拿馬秘密研究的"低烈度戰爭"理論及其實施，“在日後剿滅第三世界國家’游擊戰’和’持久人民戰爭’中發揮重大作用，並且在施行的過程中不斷得到完善，該戰略大體具有如下幾個特徵：一是軍事、社會、政治、經濟和心理手段綜合並用的全面戰爭、長期戰爭和消耗戰爭；二是’信息心理戰’是戰略的關鍵，目標旨在’控制人民的思想’；三是進行經濟上的封鎖，切斷革命運動的經濟來源和戰爭供給；四是’情報’是重要的戰略武器；五是針對革命運動領導人發動’斬首行動’，迫使革命運動陷入羣龍無首和四分五裂的混亂之中。“就思想控制而言，這場"低烈度戰爭"並未侷限於南美或南亞，毋寧説是一場遍及全球的思想改造運動，其中對於媒體和輿論的控制就是重要的一環。在這方面，王靜所提及的"壟斷資產階級的信息技術挑戰"更加深了這場"低烈度戰爭"的嚴峻性：“在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過程中，壟斷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及勞動人民之間的技術差距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通過各種方式，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武裝力量所擁有的軍事技術實力，在戰爭過程中可以和敵對階級產生一定程度的均衡。在21世紀的今天，兩大階級間的技術鴻溝更加擴大了。信息技術的特徵是投資規模巨大、集成化程度高，尤其是需要一個龐大的技術階層支撐。例如，在’綠色狩獵行動’中，印度政府在美國的幫助下可以利用信息技術優勢對印共（毛）領導層的通訊信號進行監控並採取斬首行動。在整個信息產業和整個互聯網核心技術都被美國控制的背景下，連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大國都面臨着美國的網絡戰爭和信息戰爭的不對稱威脅。南亞各國的毛主義政黨要想擺脱當前的不利局面，困難程度是很大的。” 換言之，席捲當代世界的信息技術革命的浪潮，並未改變壓迫和剝奪的基礎結構，對於無法佔據技術革新前沿的邊緣區域而言，霸權國家和統治階級進行技術操控的能力反而因此更加嚴密了。

如果説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統治階級的"低烈度戰爭"構成了毛主義運動的外部挑戰，那麼，能否形成一個成熟的領導力量則構成了毛主義運動的內部挑戰。從19世紀共產主義運動誕生開始，理論鬥爭、路線鬥爭和政治分裂就始終是這一運動的主要特徵之一。中國革命同樣如此。在20世紀，許多革命領袖和革命政黨也正是經過理論鬥爭和路線鬥爭逐漸走向成熟。革命運動的內部分裂常常是與外部條件的惡化相互呼應的，中國革命中發生的內部清洗和分裂就是如此，造成了許多難以挽回的悲劇。南亞毛主義運動本身就是中蘇論戰或者説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化的產物，其積極的方面是理論鬥爭和路線分歧促進了政治的發展，其消極的方面就是理論鬥爭和路線分歧的持久化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政治分裂。整合與分裂由此成為毛主義運動的一個伴生現象：尼共（毛）本身就是一系列政治分離的產物，它本身也不斷經受分離與整合。該黨是由尼共（Mashal）的幾個不同派別整合而成，而尼共（Mashal）則是從尼共(Masal)分離出來的。1989年普拉昌達擔任尼共（Mashal）總書記後，該黨又分離出三個派別。1991年，以尼共（Mashal-CC）為核心，聯合其他三個毛派政治團體，建立了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尼共（團結中心）。1992年，在以大罷工為主軸的城市羣眾運動失敗後，在普拉昌達領導下，尼共（團結中心）決定轉向鄉村，推進以農村包圍城市為基本戰略的人民戰爭，也因此與尼共（聯合馬列）形成了不同道路之間的長久的政治競爭。

尼共（聯合馬列）成立於1991年，與成立於1995年的尼共（毛）各有淵源，兩者都是各自母黨一系列分化的產物。這一左翼黨派之間的分歧同時伴隨着尼共（團結中心）內部圍繞"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道路與"人民戰爭"的暴力鬥爭而展開的兩條路線的鬥爭，結果是和平主義的派別（即"四大"派）被清除出黨。在經過一段時期的準備之後，從1996年開始，人民戰爭終於展開。

尼共（聯合馬列）政治局成員，穿紅色內衣者為時任總書記的卡納爾。攝於尼共（聯合馬列）總部。

真正的政治整合必須建立在經過實踐檢驗的對於現實的理論分析之上，這種理論分析為成熟的戰略戰術提供支持。在中國革命中，最為經典的例子便是《論持久戰》、《矛盾論》和《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論著的發表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的誕生。尼共（毛）在"十年人民戰爭"中有過激烈的理論辯論和政治鬥爭，最終形成了以普拉昌達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政黨-軍隊-羣眾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政治力量，但在走向議會政治的過程中，理論鬥爭和路線鬥爭伴隨着政治失敗的到來，政治整合不但未能有效形成，而且每一步政治變遷都伴隨新的政治分裂。尼共（毛）是一個經過人民戰爭和土地革命的政黨，其成熟程度是南亞和南美其他毛主義運動很難企及的。尼共（毛）的政治挫折或多或少應該歸咎於缺乏一個真正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領袖或領導集體。

在訪問尼泊爾的數月之後，我赴委內瑞拉參加會議，也因此有機會深入鄉村做些調查。在旅途中，我不由得對這兩個由左翼執政的國家及其政治運動進行對比：尼共（毛）擁有十年人民戰爭的經驗和相對成熟的政黨，這是查韋斯所沒有的。他的政黨只是為了適應選舉而匆忙組織的機器，其中混雜着各種各樣的人物，也包括前政府中為保留其官位而加入新政黨的投機家；但相對於他的政黨，查韋斯卻是一個有理論視野和戰略戰術的政治家和魅力領袖，他通過與民眾的直接互動越過官僚政黨的藩籬，力圖在石油國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維持其政治的激進性。

2009年10月攝於在加拉加斯舉辦的"尋求另類選擇的世界社會論壇”，左側是查韋斯的女兒。演講中，查韋斯提及中國為委內瑞拉發射用於普及教育的衞星和設立石油穩定基金的積極意義。

查韋斯的政治的脆弱性源於其政黨及其文化領導權的脆弱，而政黨及其文化領導權的脆弱直接產生了對於魅力領袖的過度依賴-這種依賴並非產生於領袖個人對於權力的追逐，而是源自一種維持其社會改革方案的激進性質的政治需求。在經濟精英壟斷石油工業和土地資源、文化精英控制大部分媒體和大學、未經徹底改造的軍隊中持續存在軍事政變的危險、霸權國家對其國家進行操控和顛覆的條件下，查韋斯不得不通過與羣眾的持續不斷地直接互動來動員羣眾、鞭策自己的政黨和政府、威懾各種反對力量，其結果是其執政基礎與領袖個人的命運休慼相關，一旦其政黨失去其魅力領袖，不但其政治的激進性，而且其執政的地基，都會隨之大規模衰落和動搖。與之相比，進入議會鬥爭時期的尼共（毛）是經過"十年人民戰爭"鍛鍊的政治組織，擁有在人民戰爭和土地改革中形成的雄厚的民眾基礎、幹部隊伍、組織結構和軍事力量，但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這一較為成熟的政黨缺乏中國革命曾經擁有的外緣政治力量，也未能湧現富於遠見、立場堅定、戰術靈活的領袖人物和"團結緊張"的領導集體及"嚴肅活潑"的政治文化，進而發展出成熟的關於當代世界和尼泊爾現實的理論和戰略。在議會政治的框架下，激進政黨逐漸失去了羣眾基礎，其領導人物無力通過與民眾的互動重構人民政治，也難以避免一次又一次政治分裂，從而導致政治鬥爭的失敗。

尼泊爾和委內瑞拉的歷史條件不同，前者地處南亞，深受印度教影響，種姓制度和地主土地制度限制着整個國家的發展，後者地處南美，深受殖民地經濟及其遺產的制約，石油產業控制在買辦階級的手中，地主莊園擁有大部分土地，種植業單調地集中在咖啡生產上，幾乎沒有真正的農業。這是兩個在地緣政治條件和文化歷史傳統上截然不同的國家，它們在同一時期產生了形式不同又遙相呼應的激進政治運動。這兩場激進政治運動的真正動力和目標其實是相似的，即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擺脱殖民的和後殖民的支配邏輯，通過羣眾動員、土地改革、工業國有化和公平的市場活動，尋求弱小國家的自主發展。這是21世紀的民主追求，即尋求通過大眾民主或人民民主改變在殖民主義時代（以及此前）形成、在後殖民主義時代固化的等級制和奴役，就其針對的當代資本主義體系及其政治、軍事壓迫而言，這些運動與以"佔領華爾街"為標誌的反體系運動都可以視為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平等政治，卻無法形成1960-1970年代邊緣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與中心地區的激進社會運動之間的那種呼應、配合和互動。我在這裏不能展開對於這兩個左翼政府的政治-經濟綱領的比較，只是從一種比較視野，觀察成熟的政治領導權的形成條件。透過尼泊爾與委內瑞拉的不同經驗，我似乎從領袖、政黨、人民的三者關係中也看到了1960-1970年代中國政治危機的某些症候。

在收錄於本書的單篇論文《21世紀南亞毛主義運動：現實圖景、理論焦點及未來挑戰》的末尾，王靜出乎預料地提及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要在南亞得到順利實施，必須在戰略框架設計中考慮如何使南亞底層貧困人口的直接政治和經濟利益代表--即包括南亞毛主義政黨在內的共產主義政黨成為這一戰略的動力而不是阻力。“中國與亞非拉的關係面臨多重挑戰，首先是美國在不同區域對中國進行遏制並試圖在亞洲地區重構冷戰的框架，其次是在美歐鼓動下漸成氣候的有關"中國新殖民主義"的輿論氛圍，三是中國的發展路徑與西方發展路徑的某些重疊所喚起的歷史記憶。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國革命的歷史遺產是珍貴的歷史記憶，也是中國在展開新的進程時需要參照的政治價值。這些政治價值不但對於當代實踐具有參考意義，而且對反思20世紀中國革命的成就與悲劇也具有關鍵的意義-對於革命的思考和批判需要一種內在於革命的視野。“一帶一路"的成功實施需要一種能夠將不同區域的底層貧困人口及其政治運動置於思考內部的理論視野和戰略，但這樣一種國際戰略的前提是重新調整和確定國內發展模式。中國明確地拒絕歐美殖民主義的路徑，但僅此仍然是不夠的。只有走一條不同於歷史資本主義的道路，中國才能獲得各國人民的普遍認同和支持，也只有獲得各國人民的普遍認同和支持，中國才能擺脱霸權國家的政治、軍事和經濟遏制，為突破以重構等級製為使命的金融化資本主義的宿命做出積極的貢獻。

這是全球和平的必要條件之一。

2015年12月8日星期二

注：此文原為王靜著《印度共產黨（毛主義者）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年1月版）一書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