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世界的一帶一路期待

世界日益增長的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與落後的供給能力之間的矛盾，就是建設一帶一路的動力

文/王義桅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何標誌？這是2012年“中國夢”提出來後國內外的廣泛疑問。絲綢之路的復興就是主要標誌。一年後，一帶一路偉大倡議的提出，就是路徑，不只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也是歐亞非文明的共同復興，融通中國夢與世界夢。一帶一路解決的不僅是中國的發展問題，更是幫助世界解決人類公共問題。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兩年後，存在“內熱外冷”的現象——國內熱，沿線內陸省份紛紛將其作為經濟發展的大機遇，而沿線國家冷熱不一，多半隻是感興趣，又苦於不知一帶一路是什麼，怎麼做，普遍指望從中國那裏拿好處。兩年來的國內外調研，筆者深切認識到，要克服這種內熱外冷現象，首先必須減少國內種種認知誤區。

五大誤區

1.一帶一路≠走出去

絕大多數企業將一帶一路等同於走出去，把走出去的目標集中在沿線64個國家。其實，一帶一路不只是產品、企業、投資走出去，服務、標準也應走出去，而且還要“走進去”——關鍵是產能、服務要走進去，走進一帶一路沿線64個國家。一帶一路也非轉移所謂的過剩產能，本質上是國際產能合作，從“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到“中國建造”(built by China)。原來我們想法子把西方發達國家技術、規則實現中國化，現在是將中國技術、規則當地化，將中國企業內化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企業，比如華為手機將來是“歐洲生產，歐洲消費”“中亞生產，中亞消費”⋯⋯不少沿線國家尚沒有完善的法律規範，我們還要幫助當地立法或制訂行業標準，更好實施法律對接、標準對接。

2.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國內有將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的錯誤認識，變成所謂的“兩帶一路”，也有所謂“互聯網﹢一帶一路”的提法，其實一帶一路的關鍵詞是互聯互通，已經包含互聯網，是信息絲綢之路。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所代表的互聯互通，各環節都滲透了“互聯網﹢”。建設一帶一路，一定要體現“一帶一路﹢”思想——以一帶一路改變我們的世界觀與方法論，而非“﹢一帶一路”——頂着一帶一路的帽子，該做什麼還是做什麼。

3.一帶一路≠中國全方位開放

一帶一路並非新開放戰略，而是構成了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戰略新格局和周邊外交戰略新框架。一帶一路翻開對外開放戰略歷史新篇章。從開放的內涵上來講：引進來轉向走出去，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從開放的廣度上來講：為發展中國西部地區，實施向西、向南開放的戰略，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從開放的深度上來講，順應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趨勢，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實現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一帶一路與4個自貿區、長江經濟帶、京津冀一體化等一同構成中國全方位開放格局，因此不能簡單與中國新開放戰略劃等號。

4.一帶一路≠合作倡議

雖然我們為了怕引發外界猜疑，不用“一帶一路戰略”的提法，改用“一帶一路倡議”，但一帶一路還真地不只是倡議，而是實實在在的發展戰略，正如習近平主席強調的,“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看得見、摸得着的實際舉措,將給地區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一帶一路還是中國提供給國際社會的國際公共產品。

5.一帶一路≠對外援助

許多人將一帶一路當做對外投資或援助，擔心四處撒錢是否划算，是否引發債務危機，畢竟國內還有許多要用錢的地方：扶貧、設施改造等。其實，一帶一路並非對外援助，其提出從國內背景説，是為了解決改革開放兩大問題：解決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問題以及全球化效應遞減問題，因此也標誌着中國從融入到塑造全球化，從向世界開放到世界向中國開放的態勢轉變。從國際背景説，是中國塑造歐亞一體化，鞏固大周邊依託，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深化經濟技術合作，建立自由貿易區，最終形成歐亞大市場。同時也表明美式全球化一是“玩不動”：全球範圍的全球化難在，區域性合作安排成為主流。WTO的衰落與(R/B)FTA、BIT的興起就是明證;二是“不想玩”：TPP+TTIP=EBC(everyone but China)，指責中國“搭便車”就是典型表現。當然，更直接的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機導致西方購買“中國製造”的能力急劇下降所導致的中國產能過剩。金融危機爆發迫使中國發掘一帶一路新市場，轉移優質富裕產能。一帶一路的市場機遇正在於人口與產出的巨大反差——63% vs. 29%：一帶一路沿線65國家佔世界總人口的63%，產出卻只佔世界的29%，而中國GDP超過沿線國家總和一半，是128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因此能夠玩轉一帶一路。

中國是學習型大國，一帶一路是幹中學，學中幹，中國受益於西方的工業化，中國有責任把學到的東西跟周邊發展中國家分享，所以一帶一路也是學習效益的體現。總結兩年來國內外的一帶一路認識與實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歷史與未來：從絲綢之路的文明割裂帶到文明融合

首先，通過回顧歷史，從認識論上，我們驗證了一帶一路的歷史合法性。早在2000以前，歐亞大陸就通過絲綢之路連接在了一起，極大地促進了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交流。其次，通過立足現在，我們證明了一帶一路的現實合理性。因為就國內而言，我國國內的互聯互通已經完成，為其提供了良好基礎;就沿線其他國家而言，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已經取得的成就激發了他們獨立自強的鬥志、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的願望，這種後發國家所共享的價值觀超越了曾經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現代化發展模式;就區域而言，一帶一路的建設通過各國合作提供公共產品，可以彌補亞洲基礎設施的巨大缺口。最後，展望未來，我們認為雖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光明。儘管一帶一路涉及的很多國家是文明的斷裂帶，但是在斷裂之外我們也應看到文明的融合。風險雖然不可避免，但是機遇也切實存在。

現實合理性：

合作產生的世界公共產品

第二是現實的合理性，因為亞洲基礎設施有巨大缺口，一帶一路需要中國和美國等其他國家一起合作提供公共產品，這才是中國一帶一路受歡迎的重要原因。一帶一路是虛實結合，是山水畫還是油畫？不是簡單的倡議，是願景和行動;它也是內外結合，國內學者提到了4個經濟走廊和一個海上戰略支點，在國際層面上有6個經濟走廊。一帶一路重新認識世界，走進世界，改變自己更好走向世界，我們改造世界的同時也被世界重新改造。

未來走向：

不是千萬級別國家的崛起

第三是實質、未來是如何走向？有很多人質疑是地緣政治還是地緣經濟、還是創業等等。不要用近代化西方話語體系來理解一帶一路，有學者質疑了一帶一路，認為從歷史上大國崛起來看，一帶一路是大國崛起的表現，並與歷史上的荷蘭、日本、英國等崛起進行了比較，這引起了我們激烈的討論。中國學者認為，首先，中國的復興所涉及的不是僅是一個國家的復興，更是文明的復興，所以不能運用大國崛起邏輯;其次，中國的崛起規模巨大，是幾十億級的崛起，是個文明的復興，跟以前千萬級的崛起不能相提並論;最後，一帶一路所涉及和解決的，遠不是中國單個國家的發展問題，更是全球性的，比如環境、資源、文明等等問題，是解決全世界公共問題的手段。

合作機制：

地方城市和國家的創新合作

最後，一帶一路的合作機制主要可以在地區國別和專業領域兩個方面展開。地方政府、地方城市如何參與一帶一路？波蘭學者通過列舉成都羅茲和波蘭之間容歐鐵路的交流合作，表明了地方城市如何進行外事外交;台灣教授則從能源領域分析，如何通過進行兩岸合作，並以此帶動更廣泛的東亞地區合作。

總之，世界日益增長的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與落後的供給能力之間的矛盾，就是建設一帶一路的動力。正如第六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一位阿拉伯學者感慨的：多少年來，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輸出軍火與動盪，為了攫取石油，只有中國帶來經濟發展合作倡議，我們求之不得!這就代表了世界的一帶一路心聲吧。近期中國-東盟，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紛紛在一帶一路大框架下通過戰略對接、互聯互通、國際產能合作、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等途徑，實現中國與世界的共贏發展，體現一帶一路切實進展!

作為一帶一路落實在地區合作框架的寫照，10+1與16+1可謂一路、一帶的兩個樣板。11月，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談判完成，簽署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談判成果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關於修訂〈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及項下部分協議的議定書》。11月24日，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在蘇州舉行。中國政府與中東歐16國共同發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期規劃》和《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蘇州綱要》。

個案研究：“16+1”合作成為一帶一路樣板房

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16+1機制)2015年11月24~25日在蘇州舉行。這是中方首次舉辦領導人會晤。“16+1合作”可以説是繼中國-東盟“10+1”合作之後中國提出的又一成功合作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16+1合作”的層次、意義又得到了提升，即將發佈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期規劃”就是明證。在“一帶一路60多個沿線國家中，中東歐國家佔1/4，是全球新興市場的重要板塊，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拓寬了沿線國家的企業投資之路、貿易之路，也拓寬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文化之路和友誼之路。匈塞鐵路延伸並連接希臘比雷艾夫斯港，成為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連接的關節點。這就賦予中東歐國家除了作為進入歐洲心臟的門户、橋樑與紐帶角色外的新使命，也為“16+1合作”機制拓展提供了可能。

第四次“16+1合作”的主題是“新動力、新平台、新引擎”，新從何來？

新動力：投資貿易是“16+1合作”中最有活力的增長點，如今又拓展到跨境電商領域，考慮設立的虛擬16+1技術轉移中心，物聯網、大數據、5G等新領域合作，成為新的增長點，增強了“16+1合作”成色。16箇中東歐國家中，11個是歐盟成員國，5個是申請加入歐盟的國家。此次蘇州會晤，奧地利、希臘首次成為觀察員國。可見“16+1合作”吸引力不斷增強，未來意大利南部也很希望參與進來。因此所謂新動力不只是體現在新增長點方面，也體現在新領域、新成員方面。

新平台：在近年相繼推出的《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4大夥伴等中歐關係大框架下，16+1合作獲得了新的合法性：不僅不是原先歐盟擔心的對歐分而治之，反而是幫助增強歐洲區域融合的新平，集中反映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期規劃》上。跟原先“16+1合作”着眼於中國投資中東歐國家不同，如今金融合作雙向推動，新的融資平台如中國-中東歐投資銀行或金融機構正在醖釀，這是繼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後中歐金融合作的又一壯舉。

新引擎：互聯互通、地方合作，成為“16+1合作”新引擎。最近開通的蘇滿歐，使中歐國際鐵路集裝箱班列建設又向前推進了一步，組建16+1物流合作聯合會呼之欲出。波蘭的羅茲市在成都市設辦事處，成都與波蘭籤教育合作協定，創新了地方外交，提升了地方合作水平。中國的地方與中東歐國家正在形成科學合理分工的體系，比如保加利亞是“16+1合作”農業協調國，匈牙利是旅遊協調國，塞爾維亞是基礎設施協調國等，使“16+1合作”更具活力。中國-中東歐國家地方領導人會議、地方省州長聯合會所展示的地方合作機制成為“16+1合作”新引擎。

可見，“16+1合作”的強化充分體現在一帶一路提倡的政策、設施、貿易、資金、民心等“五通”領域，體現在互聯互通、國際產能合作、戰略對接等抓手。“16+1合作”中期規劃將涵蓋經濟合作，互聯互通、產能與裝備製造合作，金融、農林與質檢、科研創新環保、文化教育青年體育旅遊衞生、地方合作，真正體現中歐合作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良好發展態勢。一句話，“16+1合作”成為中歐關係新亮點，成為一帶一路的樣板房。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