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兩次危機前,大眾的心理都處於極端的投機狀態

我們要借鑑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捲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紮紮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

原標題：中國未來的三大政策思考

胡祖六推薦語：《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是劉鶴負責的一項重要課題研究報告之總結。文章從歷史大視角考察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粗線條勾畫了兩次危機大背景與表症的異同，做出了一些頗有見地、值得重視的觀察與評論，並針對中國具體情況提出了三點我認為很有價值的政策思考與建議。

劉鶴文章正確地指出危機爆發後決策者所面臨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在民主政體，這些挑戰可能綁架政府危機處置的政策與策略，導致處置延誤，甚至採取急功近利的，在中長期具有危害性的政策，比如保護主義。但我認為，美國迄今的政策把握還算比較平衡，並沒有走極端。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市場經濟呈現固有的週期性波動，有時會發生嚴重的經濟或金融危機，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市場經濟制度的巨大優越性。遺憾地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左派勢力開始抬頭，錯誤地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破產了，結果中國近幾年市場化改革與開放裹足不前，錯失良機。通過客觀認識評估西方金融危機，中國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訓，從而幫助我們今後更有效地維持金融系統穩定性，更好更快地推進整體改革進程。

本次危機爆發之後，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次危機可能延續的時間、可能產生的深遠國際影響和我們的對策。從2010年起，我們開始啓動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比較研究，邀請了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等單位的研究人員參加，這些單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報告，本文是此項研究的總報告。

報告課題組組長：劉鶴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第一部分：兩次危機的共性

通過比較研究，關於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我們側重於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初步得到10點結論，簡要描述如下：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

其警世意義在於，今後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

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採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

在兩次繁榮期間，經濟的自由放任和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互為補充，推動着經濟的高增長，但也與後來危機的發生存在某種邏輯關係。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

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佔有較多的社會財富。這次危機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採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於更多地採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鬆了自己的奮鬥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並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5、大眾的心理都處於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願相信各種投機奇蹟，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的誘惑……正如加爾佈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於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採取更為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

大蕭條前，氾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金融放鬆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

7、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採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採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採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覆和倒退。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後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説，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最近的希臘危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

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甦。

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並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循環。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

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目前，歐債危機正在深化，中東形勢很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衝突相互交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本次危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9、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

大蕭條後，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次危機發生後，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台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

第二部分：三大政策思考

兩次危機的比較研究，使我們得到不少思想收穫，也受到很多啓示。考慮到我國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背景，在諸多可以選擇的政策建議中，這裏主要想提出三點思考。

1、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

比較研究的結論和目前歐債危機的加速惡化形勢告訴我們，必須樹立底線思維的思想方法，對危機態勢做最壞的準備，同時努力爭取較好的結果，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衝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

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温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盪;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於未然。

2、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較研究的結論也可以告訴我們，我國所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意義來説，在本次危機前，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製造中心。本次危機發生後，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槓桿化的漫長過程，我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甦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我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後穩步加以實施。

3、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比較研究的結論還告訴我們，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們要借鑑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捲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紮紮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我國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建議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對一些需要集中力量辦好的事進一步務實研究，尤其需要增強全球視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報告的課題組組長劉鶴，總報告執筆人劉鶴。本文形成初稿後，分別徵求了吳敬璉、樊綱、易綱、李揚、韓文秀、盧邁、劉春航、魏加寧、蔡洪濱的意見，同時還徵求過中央財辦內部楊偉民、蒲淳、劉國強、尹豔林、趙建的意見。作者對這些同事提出的意見表示由衷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