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看40年前，温州人就搞過的“一帶一路”

最早一批向外輸出勞動力的温州人，漸漸靠着這些積累發家致富，從打工仔變身小老闆，再變為金融資本家。對中國來説，一帶一路的機遇和動力在哪兒呢？

本文作者為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九三上海金融委員會主委，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李迅雷

2006年，也就是10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叫《跟着温州人賺錢》。發現温州人的盈利模式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無所有情況下把自己當做人力資本，外出打工尋求更高的薪資報酬；第二階段是有了積蓄之後開廠開店，靠實業資本獲得平均回報率；；第三階段則是把以往所得變為金融資本，加槓桿投資房地產、買煤礦、買股票等，尋求超額回報。

現在看來，40多年前就開始的温州人創業之路，也可以稱之為“一帶一路”，只是沿着“絲綢之路經濟帶”延伸活動比較典型，“海上絲綢之路”也有延伸，但相對少些。

西部到西方：充當人力資本謀求超額薪酬

温州地處浙江南部沿海，山多田少，人均耕地面積只有0.4畝，而全國平均為1.4畝。區位條件較差，自然資源也無明顯的優勢。但温州人的市場意識似乎是與生俱來的，記得在文革年代，物資短缺，當什麼東西都要憑票供應的時候，温州的集市依然繁華如初，儘管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尾巴”，卻依然沒有割盡。

温州人很早就外出打工，通過人力資本的外移來獲取比在當地打工更高的回報(即所謂的超額收益)，這與如今規模越來越龐大的民工潮在動因上並無區別。因此，温州人最初的資本積累總體上是通過謀求人力資本投入上的超額利潤來實現的。

正如温州人自己所説，當初温州人外出打工就靠三把刀：菜刀(廚師)、剃刀(剃頭匠)和剪刀(裁縫)。雖然別的地方也有靠三把刀行走天下的傳説，而且比温州人做得更專業、更出名，如揚州理髮師和寧波裁縫都聞名全國，但最終富甲天下的卻是前者。

究其原因，至少有三點值得思考。一是温州人總在尋求超額收益，不大願意停留在只剩下平均收益的行業，只要發現有新的行業可以獲得更高的超額收益，而進入壁壘又不高，率先進入新行業的往往是温州人。

二是温州人比中國所有地方的人走得更遠，更具有全球視野。早在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温州人就已經沿着“絲綢之路”，在新疆、西藏、甘肅等西部地區謀生。原因很簡單，在計劃經濟時代，那些地區都屬於八類地區(全國最高工資級別)，沒有工資收入的温州農民，當然要到那裏尋求超額收益。

但温州人並不滿足在國內打工，當發現國外人力資本的報酬遠高於國內的時候，便通過合規和不合規的途徑遠涉重洋去謀求超額收益，目前歐洲的華僑中温州人肯定是最多的，有人估計，在法國有近40萬（其中20萬是有身份的，另20萬沒有身份，因為法國好久沒有大赦了），在意大利有30萬。

但浙江省外僑辦、省僑聯和省統計局採用抽樣調查、重點調查和典型調查相結合，單位調查與屬地調查相結合等調查方法，曾以2013年12月1日零時為基點，統計出浙江籍海外華僑華人、港澳同胞有202.04萬人，温州共有68.89萬人，佔34.1%。（附圖）

温州人是怎麼去歐洲的？偷渡、蛇頭、15萬、假護照、投奔親戚等是經常見諸於報端的關鍵詞。因為沒有確切統計，我不能妄議。但我曾認識一個温州老闆，據他説，當年的計劃經濟時代想辦法出國去羅馬尼亞，然後獨身一人翻越阿爾卑斯山到了法國。

三是即便打工這樣一個最簡便的經濟行為，温州人也比其他地方人的時機選擇能力更強。例如，在中國還沒有出現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之前，温州人已經遍跡全國了;在大城市人還沒有借出國學習為名去日本、澳大利亞打工的時候，温州人已經通過各種稀奇古怪的、合法和非法的方法，向歐洲和其他國家遷徙了。正是處處領先一步，才保證了超額收益的穩定性，加快了資本積累的速度。

一帶一路的推進階段：

從打工仔變身小老闆，再變為金融資本家

部分温州人通過打工獲得一定的資本原始積累之後,便升級為實業經營,成立了一個個家庭作坊式的企業。温州人最初經營的行業也是與他們的打工領域相關的,如服裝加工、皮鞋、餐飲等。

這些看上去並不起眼的實業卻被温州人做到了極致,如温州的打火機生產商已經打垮日本同行,佔據了全球市場的最大份額;全球每十雙皮鞋中就有一雙是温州生產的;歐洲的中餐館90%是温州人開的……據調查,2005年温州人在國內投資、經商、辦實業的為175萬人, 温州人在全國各地累計投資額高達1760億元,創辦工業企業1.88萬家,創辦商品交易市場240個。2003年,温州舉行了“首屆世界温州人大會”,展示了温州人已經成為地球村的一員,温州人在温州以外地區所創造的生產總值,要大大超過温州本土的GDP。

從2001年起,隨着中國經濟的再一次高漲,温州人又從原先的經營實業跨升為產業投資,涉足消費升級、資源及供給短缺等能夠帶來超額收益的領域,如房地產、煤礦、水電、造船等。被國人稱為温州炒房團、炒煤團的現象則標誌着温州人從農村走向城市、從社會的邊緣羣體成為主流羣體,從不起眼的打工者成為職業投資家。

如今，温州人的投資已經不侷限於房地產等準金融領域了，直接投金融服務業或金融產品的也越來越多，規模也不斷擴大。

作為國家戰略的一帶一路：機遇與動力在哪

温州人早於國家戰略的一帶一路40年，就開始了離鄉背井的一帶一路，機會極好：在國內的短缺經濟條件下，彈棉花、做傢俱，提供令人心動的有效供給。又到國外打工，在外匯緊缺、勞動力廉價的背景下，謀求人力資本的套利。

而且，温州人的勤勞度在國內屈指可數的。賺錢的動力太足了。據説紐約世貿大廈遭恐怖襲擊倒塌後第二天,當人們還在為這座世界第二高樓的消失深深遺憾的時候,就有温州人在廢墟前兜售世貿大廈倒塌前後的對比照片,5美元一張,賣得非常火。撇下道義問題不談,温州人的經濟頭腦和賺錢動力可見一斑。

温州人即便再有錢,其累加起來在中國也只是一個小數目,但它所產生的影響力卻是任何一類資本都難以達到的,原因在於他們要進則全進,要退則全退,完全是市場行為,所以也就有能力代表着市場熱錢的流向。

當然,市場行為往往會和政府行為相沖突,如當地方政府希望當地房地產上漲的時候,把温州人奉為上賓,如今需要調控了,就設置各種障礙,清理小煤窯是政府行為,意大利對温州鞋業的反傾銷也是政府行為。這雖然會給市場化的投資行為帶來損失。但温州人似乎是可以接受挫折的。

有温州人講過一個故事:當温州人發現越來越多國人喜歡吃螃蟹的時候,以為洋人也會喜歡,便裝了一船運到荷蘭,結果當地海關拒絕讓螃蟹入境,温州人只好把這船螃蟹倒進了附近海域,沒想到,這些生命力旺盛的螃蟹居然紛紛爬上了荷蘭海岸,並在當地繁殖。這螃蟹恰恰體現了温州人的特性。因此,跟着最有商業頭腦、最有全球視野、最貼近草根、最能克服民族劣根性、最能代表資本逐利趨勢的温州人賺錢,應該是明智之舉。

那麼，當今作為國家戰略的一帶一路，在實施過程中，是否還能遇到這麼好的機遇呢？恐怕未必有了。中國曾經遇到過出口導向戰略的絕好時機，使得中國一把成為全球製造業的大國，儘管不是強國。如今，中國面臨的是產能過剩，而全球也有類似的情況，所以，大宗商品價格才會屢創新低。

當然，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很大，但需求大的，財政狀況又欠佳；財政好的，信用又欠佳；信用好的，需求又不足。

全球經濟都面臨困難，會有高招嗎？很難，機會都是幹出來的，或者水到渠成，或者油然而生。靠苦苦冥思想出來的，或者靠邏輯推論獲得的，往往不是什麼好機會。

中國曾經有過西部大開發戰略，也有過東北振興戰略，還有過中部崛起戰略。這三大戰略的效果如何，投入產出比如何，需要評估。

第二個問題是動力。温州人能夠沿着絲綢之路的路線獲得成功，是個體行為，天然動力。為了求生存，不少温州人竟然到了戴高樂機場後，不敢過海關，直接從機場二樓跳了下去。老外從未見過這種場景。

而作為戰略的一帶一路，是自上而下的戰略，有計劃，有謀劃，有步驟，有分工。但如果能夠對參與該戰略的地方政府和實體企業進行客觀、全面的動力評估，制定出提升動力的解決辦法，則一帶一路的成功率會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