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戰略金融從哪下手
“一帶一路”作為我國的國家戰略，有着鮮明的時代背景和豐富的經濟內涵。本文從我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宏觀經濟狀況入手，分析“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經濟背景，指出我國與各國進行經濟合作的契合點以及存在的挑戰，並從多邊合作、完善金融體系、豐富風險管理工具等三個方面，就金融如何支持“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提出了政策建議，對金融業來説，有現實意義。
隨着我國集中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高潮的結束，高投資時代已經逐漸過去，我國正日益由高投資拉動的高增長時代轉變為以消費為主的後工業社會，大量先進的工業產能存在向外轉移的需求。
產能在國家間的轉移，不僅能夠延續先進產能的生命週期，而且對於低收入國家來説，有利於迅速提高它們的工業化和工業技術水平。
長期以來，我國主要是利用外資，並連續多年保持發展中國家中最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國的地位。對外直接投資起步相對較晚，但發展卻是極為迅速的。
我國對外投資與對外負債上，因為結構上的不匹配，儘管是持有對外淨頭寸，但淨收益可能是負的。要改變這種不利的局面，就必須調整對外投資結構，增加收益率相對高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時大幅降低收益率極低的外匯儲備投資。
目前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工業出口國、“一帶一路”區域內最大的資源消費國，具有完備的工業體系以及充足的產能和資本，能夠與沿線各國形成良好互補，區域合作的空間巨大。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後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和有關國家積極響應。在當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寫進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自此，“一帶一路”戰略正式成為國家戰略。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則是發展潛力巨大的大量發展中國家。整體上看，“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一帶一路”戰略的目標是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發展、實現共同繁榮。要實現“一帶一路”戰略，當然離不開金融的支持。
“一帶一路”戰略的經濟背景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最大的工業產出國，也是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已經進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行列。從國際上看，高中低收入國家之間，存在着較為明顯的產業轉移路徑，先進國家帶動後進國家，後進國家依靠先進國家的技術和資金來實現自己的發展。我國政府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這是作為大國積極承擔國際責任的表現，並且從經濟上來看，我們也具備這個能力。
1。我國快速工業化階段已經結束，有內在的產業外移需要
伴隨改革開放，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加快。2000年時，我國工業生產規模尚不足美國的三成。入世後，我國工業化進程進一步提速。2002年至2007年，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年增速均在10%以上，因為全球經濟金融危機2008年和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和2011年年度增速再次回到10%以上。用當時匯率計算，2010年中國工業製造規模第一次超過美國。
隨着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及市場需求的相對飽和，中國快速工業化進程或已結束，工業產能過剩程度日趨嚴重。2012年，全部工業增加值增幅下降到7.9%，為1991年以來的年度最低增速，此後兩年增速繼續放緩，分別為7.6%和6.9%。工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也從2006年的高點41.6%下降到2014年的35.86%，尤其是過去三年佔比下降顯著。
與之相伴的是我國日趨嚴重的產能過剩。據相關機構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工業產能利用率已經從2009年近90%滑落至2015年上半年的約75%。另有研究粗略估算，當前我國鋼鐵、煤炭、平板玻璃、水泥、電解鋁、船舶、光伏、風電、石化等九大行業產能過剩最為嚴重。
同時，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也已經出現淨減少。改革初期，我國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只有7200餘萬。隨着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就業人數逐年增加，到2012年底到達23241萬人，此後則一改此前逐年增加的勢頭，出現了就業人數的淨減少。2013和2014年兩年合計淨減少就業人數142萬人。
隨着我國集中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高潮的結束，高投資時代已經逐漸過去，我國正日益由高投資拉動的高增長時代轉變為以消費為主的後工業社會，大量先進的工業產能存在向外轉移的需求。儘管我國沿海與內地、東中西部之間存在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產業存在向內地的梯度轉移，但是，整體上看，我國工業產能利用率走低，產能過剩嚴重，單純依靠內部梯度轉移也已經無法吸收，因而向外轉移成為必然。
工業產能在國際家的轉移，尤其是在高中低收入國家間的轉移並非今天才有。上個世紀70年代末，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百業待舉，對工業尤其是重化工工業需求規模大，需進口大量的機器設備和鋼鐵等工業原材料。而此時，對於美日歐等發達工業國來説，二戰後的工業化重建已經完成，鋼鐵等工業產能過剩嚴重，恰與中國的工業化需求相契合，於是順勢逐步轉移到我國來。以鋼鐵為例，直到入世初期，我國還整建制地從歐美國家引進。
產能在國際間的轉移，不僅能夠延續先進產能的生命週期，而且對於低收入國家來説，有利於迅速提高它們的工業化和工業技術水平。據保守估計，我國現有鋼鐵產能超過12億噸/年，而當前以及未來我國需要的鋼鐵產量將低於8億噸/年。從我國自身來説，也許可以稱得上是絕對過剩，但從全球角度看，尤其是面對落後國家的需求來看，過剩仍然是相對的。
對於我國大量的過剩產能來説，如何更好更充分地加以利用，化解過剩問題，對我國的經濟轉型和後續發展意義重大。化解過剩產能，直接拆掉不但是最低效的方式，而且由於產能建設的過程中大量使用銀行貸款，直接拆掉導致的信貸違約將大幅推高銀行的不良率，容易誘發系統性風險。
此外，先進產能如果直接拆掉，無論是對於我國，還是對有工業化需要的低收入國家來説，都將是一種巨大的浪費。通過開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新市場或直接產能轉移，儘可能延續先進工業產能的生命週期，將是化解過剩產能的最佳方案，也將會是多贏的結局。
2。我國已經成為全球主要對外投資國，大量外匯儲備使得對外投資資金供給充裕
我國對外投資增長迅速，已經成為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我國主要是利用外資，並連續多年保持發展中國家中最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國的地位。對外直接投資起步相對較晚，但發展卻是極為迅速的。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金額僅200餘億美元，到2008年時超過500億美元，2013年超過1000億美元，2014年達到1231.2億美元，首度超過當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
我國對外投資與對外負債上，因為結構上的不匹配，儘管是持有對外淨頭寸，但淨收益可能是負的。從國際投資頭寸表中所列的幾大類投資形態看，直接投資的收益率往往較高、也較為穩定，尤其是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據估計年收益率能在20%左右，在全球主要國家中，屬於較高行列;而外匯儲備則因為主要投資於美歐等發達國家的國債和其他高等級債券，其投資收益率較低，尤其是2008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和零利率(甚至負利率)，固定收益類資產的投資回報率創出了歷史新低。
因此，儘管我國國際投資總資產大於總負債，但是由於資產主要是低收益率資產、而負債主要是高成本負債，所以，年度的淨收益可能是負的(即淨成本)。而且，如果考慮到在過去十年裏，人民幣兑美元匯率升值大約30%，儘管從國際投資頭寸表上看是對外淨頭寸，但是每年卻要付出大量的淨成本。2014年度，淨頭寸出現減少，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成本大於收益。要改變這種不利的局面，就必須調整對外投資結構，增加收益率相對高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時大幅降低收益率極低的外匯儲備投資。
我國對外投資的區域分佈亦不盡合理。當前，我國對外投資中最主要的部分——外匯儲備主要投資於本不缺資金的發達國家，而急需資金的低收入國家則嗷嗷待哺。這種投向的不合理既是資源配置的不合理，更是資源的浪費。
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經濟合作的契合點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明顯，而差異就是合作的空間。根據我國政府發佈的“一帶一路”路線圖，包括中國在內，“一帶一路”沿線共有64個國家。通過分類比較可以發現，以歐洲國家和能源國家為主的20個國家人均GDP超過世界平均值，並普遍呈現出發展水平較高、政治穩定、人口較少等特徵。而人均GDP低於世界平均值的國家主要集中於南亞、東南亞、中亞，雖然多數國家資源也很豐富，但普遍具有發展滯後、工業化程度低、技術落後的特徵。其中部分國家的經濟還飽受人口壓力和政治動盪的拖累。
在64國中，中國的人均GDP恰處於中位數。但從總量來看，目前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工業出口國、“一帶一路”區域內最大的資源消費國，具有完備的工業體系以及充足的產能和資本，能夠與沿線各國形成良好互補，區域合作的空間巨大。
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往往與其工業化進程緊密相關，以下我們從經濟結構入手，以中國為參照，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宏觀經濟狀況以及經濟發展的切實需求，找出中國與各國的經濟契合點。
1。工業化程度決定經濟發展水平，工業欠發達國發展潛力巨大
以工業增加值與農業增加值之比(以下簡稱“工農比”)對64個國家的經濟結構進行測算，並以此排序。若一國工農比低於中國，則認為該國工業化程度低於中國，將其劃為工業欠發達國。
從排列情況看，歐洲國家和能源國家工業化程度和發展水平高。“一帶一路”區域內，以歐洲國家和能源國家為主的22國工業化程度高於中國，並對應較高的人均GDP。其中部分國家人均GDP超過30000美元，已屬於發達國家。但必須指出，大多數能源國家的工業體系偏重於石化行業，完備程度不及中國和歐洲國家。
工業落後制約經濟發展，但也意味着增長潛力。64國中，共有31個國家(以下簡稱“31國”)工業化程度不及中國。其中除馬來西亞等6國外，各國人均GDP均低於6000美元，有16個國家更是低於3000美元，經濟發展明顯受制於較低的工業水平。但從GDP增速看，31國中有22國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新亮點，相當一部分國家的GDP增速接近或超過5%的水平，未來增長潛力仍然巨大;而其餘9個國家經濟增長較差，主要是受政治動盪的影響。
2.31國經濟發展存“兩缺口”，對外依賴程度高
從一國投資、儲蓄與淨出口之間關係的角度來測算31國宏觀經濟的均衡狀況。結果顯示，工業欠發達國存在產能和資本缺口。31國中有24個國家投資高於儲蓄，除泰國外均為淨進口國。其中相當一部分國家淨進口額佔GDP比例較高，與我國工業化進程初期所呈現出的經濟特徵類似，符合“兩缺口”模型所述特徵：國內資本無法滿足投資需求而產生投資缺口，其存在使該國被迫因依賴他國資源而產生外匯缺口。外在表現為顯著的淨進口，經濟對國外產能、資本需求大、依賴程度高。
3。融資體系滯後，資本缺口突出
工業欠發達國信貸供給不足，致間接融資成本高企。31國中有24個國家實際利率高於中國，其中9個國家更是高於10%，信貸成本極高。除黎巴嫩和泰國外，22個國家的銀行信貸佔GDP比例顯著低於中國，信貸供給嚴重不足，無法滿足工業化進程的資本需求。
股票交投不活躍，致直接融資幾近缺失。沿線64國中，有33個國家(含16個工業落後國)股票交易額佔GDP比例低於10%，其中17個國家更是低於1%，股票投資極不活躍。二級市場的不活躍必然會導致一級市場直接融資功能的不足，企業無法通過便利的股權融資實現資本的快速擴張，制約了工業化進程，導致資本缺口矛盾更加突出。另有19個國家(含10個工業欠發達國)該項數據缺失，從這部分國家的總體發展水平及社會文化因素可以推斷其國內並未開設證券交易所或交易極為不活躍。
4。風險管理市場區域性強，風險管理需求亦存缺口
風險管理市場區域性特徵明顯。沿線國家中，只有中國、印度、新加坡和阿聯酋等少數幾國境內開設有具備一定全球影響力的金融衍生品市場。與歐美髮達國家相比，這些市場的體量雖已大幅增長，且並不缺乏明星期貨產品，但其市場參與者及上市產品區域性特徵明顯，市場仍處於發展期。
此外，區域內各國市場的成熟度、完善度差異較大。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風險管理需求無法得到充分滿足。金融衍生品市場的不完善也帶來了大類資產定價權的缺失，導致“一帶一路”區域內因跨國資本流動和商貿往來而產生的風險管理需求多數只能被迫釋放於歐美市場，嚴重製約“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資本和資源優勢的充分發揮。
5。基礎設施嚴重滯後，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
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改善空間大。基礎設施是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物質基礎，而沿線各國滯後的基建嚴重製約了經濟發展。以最為基礎的鐵路和電力為例。64國中，只有泰國、印度、中國等7個國家在進入21世紀後鐵路里程有實質性增加，其餘各國鐵路里程和鐵路技術自上世紀90年代後再無顯著變化;有15個國家2010年通電率甚至低於83.1%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有12個國家屬於工業欠發達國。
基建現狀突出缺口矛盾。基建具有資本依賴度高、涉及工業行業廣、投資回收期長等特點，因此基建滯後恰恰凸顯了工業欠發達國的兩缺口矛盾。其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也説明，工業欠發達國的工業化進程，需要外部資源作為啓動要素。
6。經濟契合度極高，合作空間廣闊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與“一帶一路”區域內大多數工業落後國經濟契合度高，反映出工業化完成國與工業化初始國之間的經濟互補關係，藴含着廣闊的合作空間。具體體現在四點：一是沿線各國發展存在的產能缺口與我國的產能過剩和經濟轉型需求相契合;二是完善基礎設施的迫切需要與我國基建領域的優勢相契合;三是沿線各國的資本缺口和金融體系的建設需求與我國充裕的資本相契合;四是我國不斷完善的風險管理市場與沿線國家共同的風險管理需求相契合。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挑戰
我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與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需求高度契合，但是看到廣闊合作前景的同時並不能忽視背後面臨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1。部分發展中國家普遍缺乏推動改革和發展經濟的主動性
與我國主動實施改革開放而全面邁入工業化進程不同，“一帶一路”區域內部分發展中國家雖然增長潛力大，有發展經濟的願望，但是並沒有推動改革和發展經濟的強烈決心和意志。同時，部分發展中國家受制於“兩缺口”，啓動工業化進程需要依賴引進外部資源。
2。政治動盪、法律缺失推高投資風險。
部分沿線國家由於經濟落後、宗教衝突等原因而政治動盪，當地政府無暇着手經濟發展，對國外投資的保護和支持力度較差。同時，這些國家亦缺乏必要的、保護財產權的法律體系，不僅不利於引入國外投資，而且會促使本國本已有限的資本外流。因此，中國與這些國家傳統的援助貸款、項目承建、商品貿易等雙邊模式極易受到政治動盪的衝擊。
3。基建落後阻礙區域合作
沿線國家大部分基礎設施落後，區域合作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因此，加強基建投資就成為重中之重。但這些國家之後的金融體系，無法為基建投資提供穩定的長期資本支持，引進外資、尋求國際合作是必然選擇。這將極大地考驗各國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和政府間的合作效率。
4。社會經濟制度差異大
沿線各國社會制度、文化宗教等差異巨大，不但社會經濟政策對資本活動的限制有諸多區別，而且對各種新型金融工具的接受度也各有不同。各國之間在進行資本合作、發展金融衍生工具時，不僅需要針對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制度進行針對性地創新，更需要政府間建立良好的制度溝通和對接機制。
5。風險管理市場效率低，對歐美市場存在依賴
沿線各國區域性的風險管理市場只能服務於特定區域內的特定需求，風險管理工具的產品體系不完備，相當一部分風險管理需求對歐美市場有着很強的依賴性。而更廣泛更深入的經濟合作需要一個統一、高效、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風險管理市場，以此打破“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對歐美風險管理市場的路徑依賴。
金融如何支持“一帶一路”戰略
以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合作共贏為目標的“一帶一路”戰略願景已經繪就，當前和今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將願景落到實處，將潛力轉化為行動，結出碩果。
如何將沿線國家之間的合作優勢結合起來，特別是將中國的工業產能優勢、資本優勢、技術優勢與沿線相對落後國家之間緊密聯繫到一起，還必須充分發揮金融的作用。
1。充分發揮“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合作金融組織的作用，堅持多邊合作模式。
面對“一帶一路”區域內複雜的形勢和挑戰，通過搭建“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開放性合作平台而形成區域利益共同體，將是突破合作瓶頸、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有效路徑。
“亞投行”有57個創始成員國，與“一帶一路”涵蓋的國家高度重合。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應充分發揮“亞投行”的作用，通過多邊的利益共同體，有利於克服傳統雙邊合作易受政治衝擊的劣勢。對於那些政權更迭頻繁、政局不穩定國家來説，通過這種多邊合作模式，能更有效保護投資項目的權益以及保證項目的順利推進和持續經營。
2。建設和完善市場化金融體系，增加金融對“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支持力度
“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國家金融體系發展滯後，其工業化進程面臨巨大的資本缺口。因此，為了滿足各國工業化進程的資本需求，可從三個方面加強金融支持。
(1)幫助區域內國家建立和發展直接、間接融資體系，搭建跨國證券交易所作為融資平台。同時，適度推進我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吸引區域內優質企業到我國進行股權和債券融資，在方便國內資本對外投資、增加對外資本供給的同時，也豐富海外人民幣的投資標的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併為後續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培育市場基礎。
(2)推動我國商業銀行在沿線國家開設分行或子行，加強貨幣清算等基礎金融服務體系的建設。要更好的服務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和經營活動，我國的商業銀行也必須同步跟進。尤其是在相對落後的國家，其銀行體系落後，結算效率低，貨幣匯率波動大，往往無法滿足企業的需求，不利於企業投資和經營。我國商業銀行的同步跟進，也有利於推動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使用。
(3)豐富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種類，契合沿線國家的融資需求。考慮到沿線各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差異，我國作為“一帶一路”區域內的金融大國，應針對各國、尤其是那些貧困國家的社會文化特點和切實需求，豐富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種類，提高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定製化、個性化程度。
3。將中國打造成為“一帶一路”的風險管理中心，解決經濟合作的後顧之憂
(1)以“一帶一路”戰略為契機着力發展我國的金融衍生品市場，豐富品種，完善市場體系，加強對外開放。
首先，應該儘快豐富我國風險管理工具種類，結合“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現實需要，上市和豐富外匯類、商品類的期貨、期權，形成完備的產品體系。其次，建立場內、場外相結合的風險管理市場體系，豐富市場層次，滿足多元化的風險管理需求。最後，通過交易所間的產品合作、增加交易時段等措施，加強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對外開放，切實吸引區域內各市場主體通過我國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實現風險管理需求。
(2)儘快加強風險管理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
在培育跨國股權融資市場和債券融資市場、完善風險管理市場的同時，應儘快面向“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搭建以市場指數發佈、金融衍生品市場結算服務、期貨交易所跨國合作為核心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基礎框架，為後續“一帶一路”區域內指數類期、現貨產品的開發、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廣以及資產定價權的確立打下基礎。更為重要的是，這也將對打破“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對歐美風險管理市場的路徑依賴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3)推進金融機構參與風險管理市場建設，提高市場服務水平。
為了更好地服務於區域內的風險管理需求，應調動銀行、券商、期貨公司等金融機構參與風險管理市場建設的積極性，充分發揮我國金融機構已有的風險管理經驗以及服務網絡優勢，為“一帶一路”區域內各市場主體參與我國風險管理市場提供更加優質的配套服務，在協助各主體提高風險管理能力的同時，也能夠形成中國風險管理市場的品牌效應，增加市場的國際影響力和吸引力。
(作者單位：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