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交流：“一帶一路”的重要驅動力

編者按：大唐盛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強盛的永遠標誌，“一帶一路”正開啓現代中國的創新品牌。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5000年、500年、50年的中華民族與世界和平發展史，都離不開人文交流與文明對話的魅力。 為此，我們既要積極利用現有平台和傳統文化資源，加強文化合作和交流;也要充分發揮各文化交流主體的重要作用，形成強大的合力機制;更要善用恰當話語體系，形成最廣泛共識，在“和平、包容、共贏”的發展理念下，形成“平等、尊重、借鑑”的“一帶一路”人文交流局面。

“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這是晚唐詩人張籍對古絲綢之路輝煌的真實寫照。古“絲綢之路”其內涵已經超越了“絲綢貿易”的物質層面和“陸海商路”的地理層面的侷限，凸顯了其獨特的精神氣質，成為東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明溝通和交流的象徵。新的歷史時期，雖然“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和核心是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但仍然要重視人文交流與文明對話，增強沿線國家、地區和人民間的相互瞭解、求同存異。人文交流與文明對話是互利互信、務實合作的前提和基石，是建設好、發展好“一帶一路”的持續動力。

古絲綢之路既是一條通商互信之路、經濟合作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對話之路，承載和彰顯着東西方開放的文化品格和不朽的文明成果。日本學者長澤和俊在《絲綢之路史研究》一書中認為，“絲綢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在這條路的末端部分曾經產生了美索米達文明、埃及文明、花拉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國文明等許多古代文明;絲綢之路是東西文明的橋樑，出現在絲綢之路各地的文化，依靠商隊傳播至東西各地，同時又接受着各種不同的文化，促進了各地的文明”。和平是絲路繁榮的基礎，絲路是傳遞和平的使者。無論張騫出使西域，甘英出使歐洲，還是後來的鄭和下西洋，均為文明之使、和平之旅。致使“伊吾之右，波斯以東，職貢不絕，商族相繼”(從唐大詔令集?卷130》)。華夏大地與西域諸邦之間“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絲路的形成和發展擴大了中國的影響，但中國沒有借絲路對外侵略擴張，這體現了中國傳統懷柔政治與“和合”文化的理想，證明了中國一貫謀求和平發展的歷史傳統。陸上絲路暢通之時，沿途基本沒有戰亂，中國先後與一百多個國家或民族和平交往。海上絲路自唐宋繁榮後的一千多年裏，一直是中外友好交往的和平之路，鮮見腥風血雨，與歐洲炮火開闢的劫掠、征服的殖民擴張顯著不同。盛唐時與唐朝通好的國家和地區達到300 多個，南亞、中亞和西亞的來唐使團共343 次。對於各國使節帶來的進貢物品，唐朝的回饋往往超過各國使節進貢物品的價值，這無疑是“與人相親”、“以鄰為朋”的具體體現。

通過古絲綢之路這個橋樑，中西文化交流、交融，互為借鑑吸納，世界開始瞭解中國，中國也開始瞭解世界，並大大影響着世界文明進程。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把漢族的鑄鐵、繅絲、灌溉等技術帶過去，極大地促進了西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中國絲綢在貴霜帝國、印度笈多王朝、羅馬帝國等非常暢銷。皇帝凱撒喜好中國絲綢製成的衣服，中國絲綢成為當時羅馬上層社會人士爭相購買的奢侈品，引領着歐洲貴族的服飾時尚。除了絲綢,中國的烤煙技術、蠶桑技術、火藥、指南針、造紙術等也先後傳到中亞、伊朗、羅馬、埃及等地,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向他的信徒發出了“學問即使遠在中國，也當往而求之”的號召。中國的書籍，尤其小説傳入歐洲以後，曾對歐洲的現實主義小説產生強大影響。萊布尼茨深為《周易》的理論魅力所折服，歌德的創作受《好逑傳》較大影響。外來文化同樣對歷史上的中國產生重要影響。東漢時，“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 (《續漢書五行志》) 。隋朝隋煬帝在河西走廊重鎮張掖舉辦了萬國博覽會，商賈峯湧、使臣雲集，成為一次各國文化交流的盛典。唐朝通過絲綢之路使中外文化交流達到鼎盛。各地留學生、學者、遊歷者、傳教士在此聚集，各地文化薈萃，長安一時成了中國乃至全世界最繁榮的城市。《資治通鑑·德宗記》記載“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李白詩云“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是説當年長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徠賓客。白居易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環轉”，是説當時婦女流行學習來自西域的胡旋舞蹈。近代西方天文學、數學和醫學等知識，也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到中國。絲綢之路亦為“宗教之路”。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傳入中土，使中國宗教進一步多元化。

“駝鈴古道絲綢路，胡馬猶聞漢唐風”。建設“一帶一路”，開展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既是各國對絲綢之路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視和繼承，重温古老夢想和重振人類歷史文化輝煌的需要，更是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客觀要求。文化超越時空，跨越國界，文化也只有開放胸懷，吐故納新、兼容幷蓄，才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力。文化交流與合作有助於促進不同文明的發展。“一帶一路”計劃涉及幾十個國家、數十億人口，這些國家在歷史上創造出了形態不同、風格各異的文明形態，是人類文明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發掘沿線國家深厚的文化底藴，繼承和弘揚“絲綢之路”這一具有廣泛親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號，積極發揮文化交流與合作的作用，使沿線各國都可以吸收、融匯外來文化的合理內容，促進不同文明的共同發展。

文化交流與合作有助於夯實我國同沿線國家合作的民意基礎，是開展經貿合作的前提和基礎。只有民相親才有國相交，只有心相通才能民相親。溝通從心開始，而打動人心最重要的媒介不外乎情感和文化的認同。通過文化交流與合作，才能讓發展程度各異、歷史文化宗教不同的各國人民產生共同話語、增強相互信任、加深彼此感情。而且沿線國家文化交流與和合作有較好的基礎。我國與沿線大部分國家都簽署了政府間文化交流合作協定及執行計劃，高層交往密切，民間交流頻繁，合作內容豐富，與不少沿線國家都互辦過文化年、藝術節、電影周和旅遊推介活動等，在不同國家多次舉辦了以“絲綢之路”為主題的文化交流與合作項目。強調文化先行，通過繼續深化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活動，促進區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沿線民眾心裏落地生根，構築堅實的民意基礎和社會基礎。

在人文交流中應注意做好三個方面工作：一是善用恰當話語體系，形成最廣泛共識。在和平、包容、共贏的發展理念下，“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應堅持平等、尊重、包容的話語體系，文化軟力量切勿包裝成硬力量，避免因不當的話語使用引起外界疑慮和反感。正如鄭永年所言，在“一帶一路”研究和對外宣傳話語中慎用“西南戰略大通道”、“橋頭堡”、“西進”等概念，切勿用戰略甚至是軍事戰略的概念來描述中國的對外經貿策略。

二是積極利用現有平台和傳統文化資源，加強文化合作和交流。美國基辛格協會副會長雷默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陸海絲綢之路專題研討會”上建議，陸海絲綢之路構想應加強與現有地區機制的銜接，找到各機制的互通性，協調配合，相互促進。對接現有區域合作機制，依託上合組織、歐亞聯盟、中國—東盟機制、南盟、阿盟、海合會等地區機制，可以有效地共同應對各類不穩定因素、協商共建項目、實施機制創新。藉助俄主導的機制如關税同盟、歐亞經濟委員會、跨西伯利亞運輸委員會等，可以消除俄羅斯的顧慮，發揮其積極作用。藉助中亞地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綜合研究絲綢之路——對話之路”項目、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以及“北南走廊”計劃等，可以儘量消除一些分歧和矛盾。古絲綢之路遺留的文化資源是當代文化交流和文明對話的最大利器，“文明覆興”是沿途國家的最大公約數之一。沿線包括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兩河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希臘古羅馬文明等幾大文明系統，因為歷史的機緣性、經濟的互補性、文化地位的相似性和復興的現實性，達成共識與深化合作的可能性增大。建議倡導幾大古文明的共同復興和文明間的平等交流，充分挖掘絲綢之路文化資源的內涵和價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共同打造“文明覆興共同體”，發揮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與號召力。

三是要充分發揮各文化交流主體的重要作用，形成強大的合力機制。“一帶一路”文化交流政府主導當然很重要，包括搭建交流合作的綜合平台，創辦“一帶一路”區域文化合作聯盟，建立人文交流長效機制，互辦、聯辦、合辦影視節、藝術節等國際性的重大文化活動，制定優惠政策，吸引“一路一帶”國家的留學生來中國留學，培養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時應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融匯對外文化交流的合力。如學術界可加強與有關國家合作研究絲路沿線的歷史遺存和文化傳承，共同挖掘歷史文化記憶，增強文化認同和相互理解;鼓勵社會組織、各類文化團體及機構參與和承擔人文交流項目，助推文化走出去;以民間組織推動城市間人文交流，讓沿線百姓瞭解彼此，消除偏見和誤解，推動區域間、市民間交流與合作;利用文教融合通道，引導和鼓勵海外留學生、出境遊客、華人華僑積極參與所在地的文化活動和公共事務，做中華文化的傳播者、踐行者。

歷史照亮現實，奮鬥成就未來。逐步深入的文化交流、文明對話，將為 “一帶一路”打造堅實的橋樑和紐帶，誠如何立峯所説，“‘一帶’方向的‘西出陽關有故人’，‘一路’方向的‘直掛雲帆濟滄海’”，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