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 文化先行

“一帶一路”文化先行，不僅是對古絲綢之路精神的繼承與發揚，更重要的是通過文化交流傳播可以增強“一帶一路”倡議的吸引力，從而促進各領域的合作共贏、互利共榮。

“一帶一路” 文化先行

隗斌賢

建設“一帶一路”是黨中央提出的重大戰略構想，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重要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以加強傳統陸海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實現經濟共榮、貿易互補、民心相通。”“一帶一路”不只是一個空間概念和經濟合作戰略，它更是一個建立在歷史文化概念影響基礎之上的文化影響力範疇，是用文化將歷史、現實與未來連接在一起而成為中國面向全球化的戰略架構。因此，文化是“一帶一路”的靈魂，文化先行的優勢可以推動我國與沿線各國的全方位、多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文化是人類一切交流合作領域的DNA

文化作為一個民族的靈魂與生命，是同承載着這種文化的民族本身相共生的，人類的存在其實質就是文化的共生。文化的共生性還表現為其與經濟、科技等領域的交融共進，並在綜合國力競爭中凸顯愈加重要的地位。可以説，文化已滲透到民族和國家的各個細胞，國家或地區間的任何領域的交流合作都無一例外地包含着文化的元素。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構成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礎與紐帶，相反，文化的差異與誤解就會造成交流的障礙，甚至會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文化的差異性與共生性是同時存在的，共生性是彌合差異性的基礎，差異性又促進了進一步溝通交流的動力，並在相互碰撞中互相借鑑與補充——不是在碰撞中使一種文化消失，而是在碰撞中共同成長。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傳播與交流合作的價值，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鑑的動力。多樣帶來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產生進步。

“一帶一路”是我國提出的倡議和國際合作公共產品，既面臨着全方位開放機遇、周邊外交機遇、地區合作機遇，也面臨着地緣風險、安全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既要依託現有的體制性合作以及未來可能發展出的新的機制性合作，同時也要依賴和藉助眾多非機制性的交流傳播。這就不僅需要文化“軟實力”“巧實力”，而且需要在文化傳播與交流中以“尊重差異、包容多樣、互鑑共榮”的原則對待人類文化，通過跨文化傳播與交流把文化的差異性當作互鑑共榮的資源，並使之成為政治、經貿、軍事、社會等各領域交流與合作的“潤滑劑”“催化劑”。可見，“一帶一路”文化先行，不僅是對古絲綢之路精神的繼承與發揚，更重要的是通過文化交流傳播可以增強“一帶一路”倡議的吸引力，從而促進各領域的合作共贏、互利共榮。

文明覆興是沿線各國的最大公約數

人類文明發展史告訴我們，地理、氣候、生產和生活方式等不同因素在全球範圍內構成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文化形態。人類適應不同環境的過程中長期形成的文化形態，既體現為不同的語言、思維方式和交流方式，也體現為不同的物質條件、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一帶一路”沿線就有中華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兩河文明等文明系統，其共同點是有輝煌的歷史、被列強欺侮的悲情和被邊緣化的傷痛，有與西方價值的衝突、相似的發展難題和加快現代化與民族復興的強烈願望。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兩大文明都輝煌於八世紀至十一世紀，當時就非常的開放包容，現在二者同屬於“東方”，以致於亨庭頓出於擔心兩大文明合作對西方價值觀形成挑戰而警告“文明衝突論”。一語驚醒夢中人，兩大文明應弘揚古絲路文化交融的傳統，通過加強合作實現和平復興、共同復興。

“一帶一路”倡議是借用古絲路歷史資源與沿線各國發展合作伙伴關係，旨在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最終實現共同復興。這就要求作為復興大國的中國，應從中華觀念轉向世界觀念，既從自身發展也要從“一帶一路”文明覆興“三個共同體”打造出發，換位思考，通過文化傳播扮演開放、合作、紐帶和共同發展的角色。在政治、經貿交往中傳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理念，將中華文明覆興的歷史使命內化到世界文明發展之中，以“中國智慧”豐富人類文明。我們還要主動塑造好文明大國的整體形象，增進世界公民意識，主動參與全球治理，提供與能力相適應的國際公共產品，讓“一帶一路”倡議更加體現中國發展的包容性、普惠性、共享性，營造新的更加繁榮與和諧的世界文明秩序。

民心工程是“五通”最大的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是在新形勢下擴大全方位開放的重要舉措，也是要致力於使更多國家共享發展機遇和成果。我們希望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合作，實現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開放合作平台，為地區可持續發展提供新動力。”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作為歷史主體的人類行為，是其理念、意志、思想和情感的產物。要統一人類的行為，就必須首先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否則就不會有統一的追求、統一的目標，也就不可能有統一的行動。

“一帶一路”沿線跨度大、地域廣、人口多、文化差異大，多民族、多宗教集聚，政治立場、利益訴求、行為模式都存在差別，這就決定着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與技術、設施、規劃等因素相比，思想、認識是最為困難的，最大的挑戰來自於民心工程的建設。而實現民心相通，首要而有效的手段就是文化傳播與交流合作。文化的涵化、聚化、內化和轉化功能，使之對內可以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從而匯聚共識、集聚力量，對外可以塑造國家形象，提高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和親和力。

發揮文化傳播與交流合作的嚮導力、融合力、創造力、想象力、感染力，可以全面反映“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歷史文化、政治現狀及利益訴求，從而起到消除偏見、化解歧見、增進共識的效果。文化的影響力超越時空、跨越國界，潛移默化、潤物無聲，文化傳播與交流合作是民心工程，也是先行工程、未來工程。可見，各國關係發展既需要經貿合作、基礎設施建設等“硬”支撐，也離不開文化傳播的“軟”助力，而且文化傳播與交流合作先行，可以更好地為政策、貿易、金融等各領域的相通掃除心理障礙，奠定更加堅實的民意基礎和社會基礎。

【作者為浙江中華文化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