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主張中日之間必有一戰定強弱是幼稚片面

人民網4月6日電 (李警鋭)“主張中日之間必有一戰,只有再通過一次戰爭才能證明中日孰強孰弱的認識，是幼稚和片面的，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委員會首席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步平日前做客“季我努沙龍”時做出上述論述。

“季我努沙龍”以“謳歌中華民族脊樑,揭露日本戰爭暴行,為國內的二戰史研究積累史料”為宗旨,以“還歷史以真實,還生命以過程”的態度從事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抗戰史的史料整理工作。步平當天以“中日曆史問題的對話空間”為題做了一次講座。

“50、60年代，我們剛取得勝利，還難以擺脱戰爭陰影。但中國現在已經是大國了，如果還只有復仇心態，那是弱國心態的表現，是危險的，因為民族主義是雙刃的。”步平説，之前有些人問他，中日是不是必有一戰，步平認為，所謂的“戰”，其實就是現在反映在經濟上的競爭。

“近代以來日本先進、中國落後的狀態現在已經改變了，這是結構性的變化。所以不是要真刀真槍打一仗，才算勝利。”步平認為，這種變化是在和平環境中取得的，只有實力完全超越，擁有大國心態，才會覺得“沒必要糾纏，我們還有好多要做的事”。

“不能認為和日本人討論歷史問題就是失敗”

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任職期間高調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關係跌入冰點，也導致日本在亞洲被孤立。安倍晉三上台對中日關係進行了所謂的“破冰之旅”，立即到中國來訪問。安倍提出，關於中日曆史問題，應由歷史學者之間進行對話，政治家不要隨便發言，提議中日之間就歷史問題進行共同研究。

兩國達成了共同開展歷史問題研究的協議，從那時開始研究用了整整三年時間。有觀點主張一定要和日本人把歷史問題談清楚，要他們承認戰爭罪行、承擔戰爭責任。還有意見認為沒有必要和日本人討論，同日本人坐下來就表示已經失敗。

對於共同研究，步平認為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首先是研究對象，他表示，實際上現在面對的日本人已經不是戰爭期間的那羣人，要與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區分開。

其次是學術領域問題。儘管這些問題與政治和國家利益相關，但學術討論與政府間或國家間的討論有所不同，不能把所有問題都置於國家的框架中展開。

第三是觀察問題的視角。在不斷地走向國際社會的同時，需要拓寬視野和視角。單純從中國的角度看比較狹隘，單純從日本包括美國的角度看也不行。

第四是複雜問題簡單化。人們經常説中日之間兩千年友好，但近代不幸。其實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並不能簡單地評價中日關係，兩千年和近代之間並沒有明確分界線。

最後是雙方邏輯立場。中日之間在爭論問題時，都是根據各自的思維邏輯思考，沒有真正交鋒，所以雙方很難溝通。

“靖國神社的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為天皇獻身”

明治維新是日本向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轉折點。步平介紹，明治維新之後提出一個問題：為天皇戰死的人應給予什麼樣的待遇。於是有人提出把為天皇犧牲的人作為神來對待的思想，這個神就是被製造出來的“靖國之神”，為其建立的神社就是靖國神社，神社裏面專門供奉為天皇戰死的軍人們。根據這一思想，為天皇犧牲的人一旦進入神社，就不再是個體，或者説就不再是普通人了，而成為陣亡軍人構成的“靖國之神”的一部分，即“英靈”。

步平指出，有的人自稱參拜是表明個人的心願，表達對其親人的悼念，所以是個人的“非正式參拜”，不是代表政府的“正式參拜”。但那是狡猾的辯解，靖國神社並不承認悼念，參拜就是“弘揚英靈”。

到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以正式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在國際社會引起很大反響。步平説，1985年是日本經濟發展的最高峯，號稱世界第二。但是日本總認為自己還不是政治大國，在國際政治上沒有地位，在聯合國裏也不是常任理事國。所以日本政府決定日本要成為政治大國，讓日本民族重新建立自豪感。參拜靖國神社就表明了這樣的意志。

步平認為，直到現在，靖國神社的立場完全沒有改變，它本身是鼓吹大東亞戰爭的。靖國神社裏的展覽館是其立場的集中體現。每年特別到八月十五號的時候，有很多舊軍人去靖國神社懷念戰友。這些年，靖國神社是日本右翼團體活動的陣地。

“戰前和戰中，日本教科書是軍國主義宣傳工具”

“在1945年以前，日本的教科書和靖國神社一樣，也是向日本學生進行軍國主義教育的工具。”步平介紹，戰時日本的數學課本中都滲透着軍國主義教育的痕跡，比如一艘軍艦有5門大炮，10艘軍艦有多少門大炮等題目。

“再看一篇小學生課文，講的是軍人應徵入伍，坐上船馬上要離岸，媽媽從很遠的地方趕過來，站在岸上喊話：一定要為天皇建立功勳再回來見我。許多參加過戰爭的日本老兵説，從小就是學這樣的課文，為天皇獻身的意識就這樣被建立起來。這就是日本戰前的軍國主義教育。”

戰後的教科書是否有變化？步平説，美國軍隊佔領下日本的教科書不得不變，首先是教科書制度發生了變化。過去的教科書在日本叫做“國定教科書”，是文部省壟斷編寫，全國使用同樣的教科書。戰後開始改“國定教科書”制度為“審定製”，即教師們都可以編寫，但是得通過文部省審訂。審訂製雖然不是完全自由化，但是比“國定製”往前走了一步，所以戰後出現了多種教科書競爭的局面。

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到1997年出現了這樣的狀態：當時日本有23種高中歷史教科書，7種初中歷史教科書，幾乎都寫了日本軍隊製造南京大屠殺以及對婦女暴行的問題，有的書寫了731細菌部隊的問題。步平表示，這説明日本的教科書和戰前比，發生很大變化，這種變化也可以稱為教科書的“改善”。

由於日本的右翼勢力感到難以完全改變上述具有“改善”傾向的教科書，所以從那時起組織力量，企圖另外編寫教科書。在七種初中歷史教科書之外，編寫第八種，也就是在2001年由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

步平認為《新歷史教科書》性質非常惡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恢復了戰前日本歷史教科書關於所謂“神的國家”的記述;第二，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在戰前和戰爭中是重要的軍國主義教育內容，這被原封不動地拿出來。

“當然，這本教科書在2001年的教科書選擇過程中受挫。”步平説，這本教科書通過審定本身存在很大的問題，但是，與大量不使用這本書的日本人共同批判，才是共同需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