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力雖上漲國人需冷靜 要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

你認為，日本人應該受到國人敬重嗎？* 應該

• 不應該

2.你認為，中日之前目前最大的差距在哪？* 科技水平

• 國民素質
• 人均富裕程度
• 其他

王文

中日社會文明層面的差距仍是全方位的

在東京羽田機場直上三樓出發層的滾梯中段，我回頭驚然發現司機還站立在送機口，仍在向我鞠着躬道別。他是大連人，到日本快20年了。第一次受同胞長鞠禮，除了有點受不起外，還對日本優質服務與文明教化驚歎不已。

5分鐘後，在換登機牌處，遇到一羣“暴買日貨”的中國人，他們一句外語不會，詢問我在哪打包、如何過關。當他們從我這裏知道所有信息後，連聲“謝謝”都沒有，扭頭就走了。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只是中日兩國個別人羣間的教養差異，更是兩個社會羣體在同樣經歷過多年快速發展後所呈現出來的文明水平差距。

在日本幾天，有數十個親歷事例證明，除了經濟總量的超越之外，中國對日本的社會發展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承認這一點，在中國輿論界一定會捱罵，甚至可能會“政治不正確”。但是，在中國GDP總量迅速超越日本的背景下，如何冷靜地察覺到中國本身的不足，發現“對手”日本的某些優點與長處，相當考驗智庫學者的智慧與責任。

我不願像遊記那樣贅述東京城市街頭多幹淨，街道設施多便民，商業服務多麼可親，廁所衞生多麼無味……只講一個例子就夠了：2014年中國赴日本旅行達220萬人次，比上一年增加82%;2015年更達到500萬，再翻一番。去年訪問日本的外國遊客，中國人佔25%，消費額卻佔近一半，這其中將近1/3的中國人都去過日本兩次以上，俗稱“回頭客”。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去了日本的中國遊客回國後，都在講同一個故事：日本挺好，印象不錯，東西也不貴……

中國遊客“用腳投票”，也能反映出中國發展的諸多不足。儘管從2007年以來，對日本厭惡的中國人(主要在政治方面)比例從不到4成增長到接近9成;儘管中國國內無數網絡輿論在抨擊中國遊客的“沒有骨氣”或“賤”;儘管我們有無數理由相信未來中國會更好，但至少目前看來，中國急需一份研究報告，全面剖析中國遊客為何義無反顧地衝向日本，並消費了相比他國的最高平均額度？

中小國家的“命”，卻懷大國的“心”

真實地看日本，是讓近年來狂熱地痴迷於國力上漲的中國人冷靜、保持憂患意識與自我批判精神的重要途徑。

當我們發現，日本其實只有中小國家的“命”(如它的國土面積排在全球第62位，人口排在全球第11位)，卻曾經幹出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且仍長期保持全球經濟、技術靠前位置的能力，甚至還揚言要“領導亞洲”，中國人更應該擁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這種敬重恐怕應與對日本扭曲歷史觀的憎惡、對其外交“兩面人”方式的批判並行不悖。

日本國土約37.8萬平方公里，是中國的1/25左右。日本只有1/5不到的土地適合農業和居住，但日本卻有1億多人口。類似人口密度恐怕只有讓現在的台灣、海南再增加4-5倍的人口才能體會。

奇怪的是，在東京、京都等城市街頭，並沒有像香港那樣的擁擠感。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日本城市的地下幾乎已被掏空了，有的地下還有好幾層，民眾只需要在地鐵、地下商場、各個樓宇間穿梭，就能完成日常生活與工作的衣食住行。”日本人細緻合理利用城市空間佈局的高明之處顯露無疑。

此外，日本以小為美，小山，小花，小臉，小雀兒，還有小確幸。這些精緻到極點的狀態，甚至讓許多中國人產生憐愛感。

“這些‘小’有時會讓中國人變得憐愛爆棚，自己似乎被日本無窮盡地吸引住了。”一位迷上東野圭吾的朋友告訴我。在日本城市與村落，我與同行師友們也不止一次感嘆，日本人是如此執迷於各個角落、每個空間的捯飭!

因此，我們恐怕要從另一個新角度去觀察日本，比如，看看是什麼讓日本民族心理形成，以及伴隨着扭曲而產生的國運延承等等。

兩個並未受中國重視的日本優點

日本這種專注細節、堅忍的民族性情，使其社會呈現出了超級穩定的結構。而這恰恰是除了技術創新、社會文明外，中國還應重點研究，卻很少在輿論中得到重視的地方。

首先是“保守服從”的日本大眾心理是如何塑造的？日本大眾普遍具有明顯的秩序意識和從眾傾向。一般人比較尊重權威，尤其是在這種大眾心理下形成較為均質的社會結構。19世紀70年代，日本認為自己屬於中流階層的家庭高達90%，這就是所謂“一億總中流”的説法。當然，20年後，這個比例變成了40%。但上世紀日本長期民權化的經濟政策與社會發展進程，對目前中國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轉型時期具有很強的借鑑意義。

其次，更有借鑑意義的是，中國人需要準確琢磨出“一黨優位”的日本政治體制的秘密。二戰後，日本自民黨單獨執政和聯合執政算起來，已經有六七十年了，這也算得上當代世界各國的政治史上的一個傳奇。畢竟，這是在權力開放和競爭性選舉的條件下，通過一次次“選戰”，才得以蟬聯執政、一黨獨大的。

無論這種長期保持執政地位的背後，是多麼令人詬病的政、官和財“鐵三角”或金權政治、派系鬥爭。但這種特殊體制一度讓日本獲取國際資源和強大治國理政的能力。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池田勇人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啓了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期”。當時日本連續創造了19年國民經濟超過兩位數增長的奇蹟，1960年更是創紀錄地實現了21.4%的增長奇效，還實現了社會政策的託底，維護了社會和諧與長期穩定。

無論從政治意義上的理論創新，還是從金融方法論上的資源配置，中國繼續學習與鑽研日本，與對日鬥爭博弈顯得一樣重要。▲(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近著有《美國的困惑：一位智庫學者調研美國的手記》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