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如何講好“一帶一路”故事

2015年是“一帶一路”倡議進入戰略推進期的關鍵之年。“一帶一路”受到了國內及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百度上與此有關的詞條高達759萬。“一帶一路”的故事正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國際受眾，如何把“一帶一路”故事講得精彩，講得打動人心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問題。

一、努力完善“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

針對“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目前我國有很多高校、媒體紛紛成立“一帶一路”智庫，但在成立之後沒有產品內容的輸出。主要表現為兩點：第一是產品不夠，特別是原創性的產品不夠。第二是產品的輸出不足，沒有轉化成國際語言。

有些新聞媒體在做嘗試，甚至對“一帶一路”進行專題研判，這是可喜的現象。但問題在於這些機構成立了研究院之後，大家在起步階段都在做重複性建設，都是研究沿線國家的地理、歷史、宗教等基本情況，或是圍繞區域、國情、國別、投資風險做研究。如果國內研究機構能夠共享資源，大家就不需要做重複性工作，而是要做往巨人肩膀上踏一步的事情。

現在成立了一些“一帶一路”的聯盟。這是一個趨勢，但目前效力還是有限。我們亟需做的是孵化出研究“一帶一路”的真正的大家和高端智庫。筆者個人感覺這一兩年來，真正研究“一帶一路”的人不超過二十個，這是不行的。

這裏所謂的“真正研究”有兩個限定標準：第一，你是不是上路了，是不是在中國的沿邊省份和“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走。“一帶一路”是需要打通“己學”和“彼學”的。有些專家知道“己”，有些專家知道“彼”，但真正都打通、瞭解“己學”和“彼學”的少之又少。第二，所做的研究能真正影響和完善政策，對“一帶一路”的發展有實質性幫助。

所以筆者認為完善“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需要從兩點上發力：第一，避免重複建設，共享資源和知識;第二，針對研究人員多但真正意義上的“一帶一路”專家太少的現象，應該發揮高校、研究院特別是企業的力量。有導向性地聚焦“一帶一路”建設，通過聚智、聚焦，我們的制度性話語權才有可能產生。

此外，媒體和學者也要互動。國內有人説“一帶一路”不等同於馬歇爾計劃，但有人又興奮地把亞投行比作美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這就屬於沒有把問題搞清楚。“一帶一路”究竟是什麼，我們中國人得想清楚。我個人認為“一帶一路”不是政治經濟學，甚至不是地緣政治學，而是文化經濟學。一説到地緣政治學就有人會擔心，擔心撬動地緣板塊，會讓人覺得這背後有大國動機、戰略企圖，而這是不利於我們的。

非常強烈地希望媒體和學者就“一帶一路”的性質達成共識：它是文化經濟學。對內我們可以講文明的崛起，對外我們要定位到文化經濟學。基於這樣的觀點，我們要從兩個角度解釋“一帶一路”，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事件，更是一個文化事件。中國人在經濟上要共享、共建、共贏，在文化上要引起共鳴，要為解決全球和平與發展難題貢獻中國思路和中國智慧。

二、及時糾正“一帶一路”的錯誤認知

“一帶一路”自提出至今持續升温，在很多人眼中已經成為一個大蛋糕，大家都忙着爭搶，一些認知錯誤也在不斷髮酵和傳染，這些錯誤如果不糾正，必然會導致“一哄而上、一搶而光、一鬨而散”的窘境。

第一，慎用“橋頭堡”等進攻色彩濃厚的詞彙。 很多省份定位自己為“一帶一路”的“橋頭堡”(bridgehead)，但是橋頭堡是軍事術語，他的本意是防禦性的，即“無論如何，我也不能讓你進來”。因此，“橋頭堡”、“排頭兵”、“先鋒隊”、“主力軍”等詞彙翻譯成外文，不具開放性、包容性，而且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中國是要來“打仗的”。

第二，慎談“過剩產能”。 常有媒體提到，“‘一帶一路’建設，可以把過剩產品銷售出去。”“過剩”這個詞彙，讓沿線國家聽了很反感，“你不要的、過剩的，別人會要嗎？”給人的感覺是，中國要到絲路沿線去“倒垃圾”。因此，要避免使用這種令人不舒服的詞彙描述“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核心概念，我們可以用中國的優勢產能、富餘產能及產能合作等詞彙來替代。

第三，“沿線有65個國家”的表述不準確。 千萬別把絲路沿線國家限定在65個，傳統沿線65國不包含歐洲最發達的西歐國家，也不包含亞洲最活躍的日本與韓國，顯然是不合適的。我認為，全世界有230多個國家，只要致力於“一帶一路”發展的國家，都是絲路國家，這樣看絲路沿線既包括美國，也包括拉美各國。因此，對“絲路”國家的界定應該是“65+”的概念。

第四，“資源、能源合作”不是“一帶一路”的唯一主題甚至優先主題。 有很多人認為，“一帶一路”建設就是要保障中國的資源、能源供給，確保稀缺性資源的戰略安全。的確，絲路沿線國家大都有豐富的資源和能源儲備，如黑金(石油、煤炭)、藍金(天然氣)等，但是這些國家非常不喜歡“一談生意就是資源、能源”，他們不希望成為“騎士的馬”。

第五，有為才有位，不用忙着定位。 很多省份在忙着爭搶歷史上誰是絲綢之路的真正起點，有的叫“絲綢之路的新起點”、有的叫“絲綢之路的黃金段”、有的叫“絲綢之路的節點”……，這在全球化、互聯網經濟時代的意義是有限的，關鍵不是叫什麼，而是要有內容、有亮點、有突破，即在今天本省有哪些“錯位競爭、不可替代”的絲路優勢。

第六，絲路倡議落地既要頂層設計，更要基層創新。 在調研過程中，很多地方幹部最後的總結往往驚人的相似，大家習慣用兩句話結尾：希望中央重視我們，給予特殊的政策，在資金和政策上予以傾斜;我們有幹勁，早就做好準備啦，就等中央一聲令下，讓我們幹什麼，我們就幹什麼。這種現象可以概括為，“寄希望於總書記怎麼説”。但是，北京的專家再聰明，也不一定比新疆的幹部更瞭解新疆;北京的領導再英明，也不一定比廣西的幹部更瞭解廣西。所以不能等，要把基層創新先做起來。

第七，“一帶一路”不易過快、過急，沒有時間終點，但有時間節點。 要適時推動“一帶一路”落地，特別是要在智力支持上下功夫。海南的發展離不開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上海的發展離不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這些省份的淡定與遠見是因為它們有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建議整合全國人才資源，在南方某省建立海上絲路研究院，在西北地區建立陸上絲路研究院，同時配套建立智庫產業園區，提供中國企業走出去所亟需的信息交互、項目對接、風控管理等服務。同時，要主動發揮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積極性，“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的作用不可低估，要充分激發他們的活躍性和敏鋭性。

三、準確找到“一帶一路”的痛點機遇

中國講述的“一帶一路”故事已經成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展現出中國主動“設置議題”的姿態，但是如何真正落地，贏得國際社會的持久支持，考驗的則是中國維持話語有效性的能力，即“話語權”。要打造中國的話語權，應該從痛點中找出路。痛點經濟學就是文化經濟學，因為找痛點就是讀心、暖心、攻心的過程，就是打造文化經濟精品的過程。

第一，“一帶一路”首先要以務實的經濟項目做支撐。 筆者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很多城市和企業依然不知道要賣什麼，還在絲綢、茶葉、瓷器等“老三樣”上做文章，或者認為“新三樣”(高鐵、核電、航天科技)是國家和國有企業的事情，既不是自身的需求，也不是自己的強項，因此對“一帶一路”的關注度不夠、介入性不強。故此，中國城市和企業首先要在“買賣”等務實的經濟項目上做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不知道賣什麼，主要是因為不知道對方需要什麼。此外，我們要擺脱對稀缺性資源的依賴，擺脱“有什麼就賣什麼”的頑固慣性。要打破地域限制，在務實的經濟項目上做文章，找到外商的買賣痛點，就找到了市場的盈利點。

第二，不要把所有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和項目都稱為“一帶一路”項目，要打造優質項目和品牌項目。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很多企業“蜂擁”而上，不分企業業績、能力、口碑、背景等，統統打着“一帶一路”的旗號“攻城掠地”。但是，越火熱時越需要冷靜，需要國家對參與“一帶一路”的中國企業進行識別管理，建立優質企業名單(紅榜)和不達標企業名單(黑榜)制度，不好的企業和項目上黑榜，優質的企業和項目上紅榜。國家要支持有能力、有品質的企業做大做強海外業務，鼓勵有意願走出去的企業逐步提升能力、樹立品牌，並在綜合考評的基礎上代表中國去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目前，中國企業已經有一些海外項目出了質量問題，這不僅影響其他企業的後續項目，連相關基建項目都受到牽連。

第三，要儘快編制與完善“輕資產”名單。 中國企業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重資產”項目：港口、運河、高鐵、核電、大壩等，這些項目投資高、週期長、風險大，我們再怎麼低調，都會被人特別對待，都會令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戰略意圖”。我們要打造一批能夠理直氣壯走出去的輕資產項目，如現代農業、中國餐飲、民俗文化、中醫藥等，但前提不是僅出售歷史久遠、獨一無二、價值連城的稀缺資源，而是要通過資源的整合與轉化達到嚴絲合縫地對接國際需求的目標，在“必需品”上做文章。

第四，避免“一帶一路”主體資源的碎片化。 要實現國內“四大主體資源”的聯動效應。首先，“一帶一路”的有效推進既要靠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也要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兩者如車之兩輪，需要同步驅動;學者、專家、智庫是第三大主體，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中樞和大腦，要為“一帶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媒體是第四大主體，媒體能夠為“一帶一路”建設插上飛翔的翅膀。目前，上述四大主體基本上是分散的，相關資源整合嚴重不足，無法對接國際資源。

“一帶一路”才剛剛上路，“一帶一路”故事才剛剛展開，需要更多走在路上、總倒時差的，常換水土、不斷找思路的，時時被刺痛、但頻頻被感動的“一帶一路人”。有思路才有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