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德入韓暴露美式霸權邏輯 欲用武力統治世界

在韓部署“薩德”系統進一步暴露美式霸權邏輯

■國防科學技術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李清江

據路透社報道，4月8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在紐約的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揚言，部署“薩德”系統是“美國和韓國之間的事”，是“為了保護韓國及駐韓美軍”，“不關中國的事”，因此將不理會中國的反對，按計劃部署，以“應對朝鮮的導彈威脅”。

朝鮮半島面積狹窄，根本就不需要部署“薩德”系統。“薩德”系統是一套主要攔截射程在3500千米以內的彈道導彈的末端區域反導攔截系統，主要是針對高空導彈進行攔截，本身就是美國彈道導彈防禦體系(BMDS)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駐韓美軍在烏山等軍事基地內部署有“愛國者-2”和“愛國者-3”反導系統，能夠在10~15千米的高空(即末段)攔截來襲導彈，此外海上還有“宙斯盾+標準-3”的配置。而韓軍自身也部署有“愛國者-2”反導系統，並計劃從美國採購“愛國者-3”系統，完全可以應對所謂的“朝鮮導彈威脅”。美國部署“薩德”系統，在所謂的“保護自己的公民，保護我們的盟友”高調唱詞之外，有兩個軍事上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一是“薩德”系統配套部署X波段雷達，可以在半島窺探東北亞大陸，尤其是對中俄兩國的導彈部署特別是彈道導彈進行監視和追蹤;二是形成低空、高空多層導彈“防禦罩”，實質是建成亞太版的NMD(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從而打破東北亞方向的戰略平衡。

美國一意孤行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暴露了美國曆史上長期以來奉行的兩種霸權邏輯。

暴露了美國長期以來“簡單劃線”的霸權邏輯

世界和平與安全，來源於國際力量的均衡發展。但是，在美國人眼中，世界一直就分為兩個：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美國的敵人為代表的“邪惡世界”。而美國自命不凡的“國際責任”，説白了就是“捍衞‘自由世界’和消滅‘邪惡勢力’”。在這一邏輯指導下，美國一直在有意無意尋找敵人甚至製造敵人。

梳理歷史可以看到，美國發動或參與其中的戰爭、戰亂，列出來就是一張長長的表格。擇其要者，冷戰時期有：朝鮮戰爭(1950-1953);伊朗政變(1953);危地馬拉政變(1954);黎巴嫩藍鬍子行動(1958);剛果內戰(1960-1964);越南戰爭(1961-1975);多米尼加共和國內戰(1965);智利政變(1973);海灣戰爭(1980-1988);格林納達暴怒行動(1983);利比亞黃金峽谷行動(1986);巴拿馬正義事業行動(1989)。

冷戰後美國發動或參與其中的主要戰爭有：海灣戰爭沙漠風暴(1991)、沙漠襲擊(1996)、沙漠之狐行動(1998);索馬里恢復希望行動(1991-1995);波黑戰爭(1992-1995);科索沃戰爭(1998-1999);阿富汗戰爭(2001);伊拉克戰爭(2003);利比亞衝突(2011)。

分析這些被美國施以戰爭或者“準軍事行動”的“美國的敵人們”，居然很難找到一個共同點。例如，利比亞於1951年建立獨立國家，1954年9月伊德里斯王朝政權與美國訂立友好條約，允許美國繼續使用惠勒斯空軍基地，美國政府則同意在20年內向利比亞支付4500萬美元，同時提供相關的經濟援助。美國方面稱，“該協議對保衞整個自由世界都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利比亞傳統上屬於阿拉伯國家，但是伊德里斯王朝政權採取親西方政策和抵制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態度，加之其宮廷大臣、軍政高官貪污腐敗、巧取豪奪，黎民百姓怨聲載道，使得伊德里斯政權面臨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壓力，國內也多次爆發示威運動。1969年，利比亞“自由軍官組織”領導人穆阿邁爾·卡扎菲發動革命，推翻了伊德里斯政權，從而結束了利比亞長期奉行的親美外交政策。由於卡扎菲身上結合了伊斯蘭教、阿拉伯傳統精神與強烈的民族感情，在冷戰中站在蘇聯一邊，美國一直視其為眼中釘，將利比亞劃到了“無賴國家”黑名單中。進入21世紀，雖然卡扎菲調整對外政策，開始向美歐國家示好，但最終還是在西方策動的所謂“阿拉伯之春”中，被“捕食者”無人機和巡航導彈逼下台，死在利比亞反對派的槍口下。

在這場持續幾十年的恩怨中，美國一直宣稱是在捍衞利比亞人民的利益，“幫助利比亞實現民主”。然而，對於伊德里斯王朝的獨裁統治，美國“不持異議”;面對推倒卡扎菲政權後利比亞深陷戰亂的局面，美國也“無動於衷”。美國的政策基準就是一條——這個政權聽不聽美國的話。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敍利亞。敍利亞戰亂引發歐洲難民潮，美國則裝作視而不見，甚至視其為“瘟疫”。美媒援引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公開數據報道，在2013年，美國不過只給了36名敍利亞人難民身份。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國會及民眾等在難民問題上的分歧更大。美國一半以上的州反對接收中東難民，眾議院也否決了奧巴馬總統關於下一年接收1萬名難民的決定。

多樣化的世界文明延綿幾千年，“三權分立”“政教分離”“以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等美國奉為圭臬的原則，並不是多樣化世界的共同選擇或唯一選擇。比如，將美國人凝聚在一起的傳統核心觀念是“自由”，這是一種個人權利觀，但是，用這個觀念將阿拉伯人凝聚在一起，卻絕非簡單適用。

問題在於，這種按照美國標準任性簡單劃出的線，誰都可能被劃為美國下一個敵人。在這種“狼保護羊”的世界形勢下，美國口口聲聲倡導的“世界和平”，恐怕是更加難以看到!

暴露了美國長期以來“強權暴力”的霸權邏輯

美國建國200多年來，參與戰爭和對外軍事行動達200多次。二戰結束以來，美國逐漸成為一個超級軍事大國，不僅長期在和平時期維持佔世界總額將近一半的鉅額軍費開支，保持規模龐大、舉世無雙的常規軍備與核力量，而且幾乎是獨家擁有範圍廣泛、數量可觀的海外軍事基地，並在世界所有關鍵地區維持眾多雙邊與多邊軍事同盟。不僅如此，美國還在國內建立起龐大複雜的國防體制。有學者指出，美國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制度化的“國家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化身為一台武裝到牙齒的軍事機器。

步入21世紀，美國從科索沃戰爭一直打到利比亞戰爭，續寫着它的戰爭“神話”，每每宣稱是“正義戰勝邪惡”，要求敵人徹底投降。正如美國社會學家李普塞特所指出的那樣，“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們很少認為自己只是在捍衞本國的利益。由於每一場戰爭都是善與惡的較量，因此惟一可接受的結局就是敵人無條件投降。”循着這樣的邏輯，美國總是在尋找或製造敵人，動輒便打上一仗，至於戰爭的爛攤子如何收拾，往往並不在其考慮之列。

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軍事內涵，二戰後歷屆總統的政策宣示都直言不諱——

杜魯門(1945年)：如果我們要維持自己在其他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就必須繼續做一個軍事國家;

艾森豪威爾(1953年)：無論後果如何，本國的軍事安全都將是我的首要考慮;

肯尼迪(1961年)：只有當我們具有無可置疑的充足武力，我們才可以確信他們絕不會被使用;

約翰遜(1964年)：美國的軍事實力如今已經超過了歷史上所有國家軍事力量的總和，比任何對手或對手組合都更強大;

尼克松(1970年)：和平需要實力，只要那些試圖用武力威脅我們以及我們盟國根本利益的人存在一天，我們就必須保持強大。美國的虛弱將誘使潛在的侵略者做出危險的錯誤判斷;

福特(1976年)：我們的軍事實力不僅強大而且隨時可用，我們的軍事力量無可匹敵，而且我打算繼續保持這種態勢;

卡特(1979年)：在今天這個危險和不確定的世界上，我們國家安全的基石仍然是軍事實力。美國人、我們的盟友以及任何潛在的敵人都能夠清楚認識到的實力;

里根(1984年)：以實力求和平不是一句口號，而是生活中的一個事實。我們不會再回到束手無策、失敗主義、衰落和絕望的時代;

老布什(1989年)：我們在尋求和平的同時，還必須保持強大。我們的軍事力量其目的是遏阻戰爭，保衞自己以及我們的盟友;

克林頓(1994年)：如果無法保持一種足夠強大的防務能力，從而保證我們承擔義務的可信性，我們就無法維持自己的領導角色;

小布什(2000年)：我確信，一個危險和不確定的世界需要美國手握一把利劍;

奧巴馬(2013年)：朝鮮戰爭提醒了美國應該維持全世界最強的軍力，永遠無人可敵，保護盟友的安全。

無論其詞藻如何華麗，也無論其口號叫得怎樣山響，美國都無法令世人信服它是世界上一支維護和平的力量。人們不禁要問，美國人為什麼不能用像他們的國內政治那樣一種民主、平等、温和的方式來維護他們在國際上的權益，而往往要訴諸強權乃至暴力呢？一位美國社會學家在冷戰時期就指出：一個美國人終其一生而追求某種安全感，而他對個人主義的不可割捨又使這種安全感可望而不可即。美國民族就像美國個人一樣，在物質、社會和道德方面都做出自我破壞來追求某種安全感，但卻永遠無法獲得它。

而這類思維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就是美國不是試圖通過平等對話與合作來贏得安全，而是試圖獲取軍事優勢並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世界許多地區，以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來加持自身的安全。

問題在於，諸如朝鮮半島局勢再度緊張等許多熱點、難點，本身就是上一次戰爭的遺留產物，既然那場戰爭沒能解決問題，美國就不能奢望再靠打一場新的戰爭來解決;更何況，事實上它也沒有這個能力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