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燕玲：跨越“陷阱”須助力中小企業成長

投資者對哪些企業有信心，就買哪些企業的股票和債券，資金提供者和需求者不需中介而直接形成了債務-債權關係，“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背後體現的是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作者張燕玲系原中國銀行副行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改革開放38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從1978年的155美元躍升至2015年的8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已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階段的末端。未來10年左右，中國發展既面臨前所未有的向高收入國家行列躍升的重大機遇，也面臨落入多數新興國家都有可能陷入長期經濟停滯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中國，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要在體制改革、技術創新等諸多方面打造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體系，還需要從金融改革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角度，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分散金融風險，調校投融資結構。只有這樣，決定中國廣大老百姓(603883,股吧)收入提升基礎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才能有繼續發展的成長環境，國民經濟持續增長才有更多的可能性，民眾福祉的提升也增加了更多砝碼。

基於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潛在增長率下降的預期，國內外有觀點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誠然，深入研究各經濟體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教訓，可以發現如阿根廷、巴西、“亞洲四小虎”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但與此同時，也有像日本、“亞洲四小龍”等成功跨越“陷阱”的案例。事實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並非宿命，相反，中國正在駛入通往高收入國家的“快車道”。在這個過程中，關鍵在於解決好我國中低收入人羣的增收、創收問題。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收入水平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三大拐點：2000年我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我們用22年時間走出了“貧困陷阱”;201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這一次，我們用10年時間跨越了“下中等收入階段”。在這個30多年的過程中，中央推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的政策明顯收到了效果。

如今，站在“中等收入階段”的中國，正在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如果經濟增長能夠達到“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所設定的6.5%以上的中高速水平，那麼到202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將在“十四五”期間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也就是説，在不久的將來，“中等收入陷阱”將像改革開放之初所謂的“貧困陷阱”命題一樣，成為歷史。按照歷史經驗，這就必須要讓更多人富起來，尤其是現在還沒有富起來的民眾能夠從“中低收入”行列，進入到“中高收入”行列，進而帶動整體國民收入的增長。

中小企業是創收關鍵

解決中低收入人羣的增收、創收問題，中小企業是關鍵。北京、上海、江蘇等省市之所以能夠率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緣於其發達的中小企業網絡。目前我國中小企業佔比超過97%，對GDP的貢獻超過60%，同時還提供了80%的城鎮就業崗位，在促進我國經濟繁榮、增加就業、活躍市場、推動創新、催生產業等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中小企業對穩增長、保就業，打贏跨越“陷阱”攻堅戰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然而，從融資情況來看，中小企業直接融資在我國大概僅5%，遠遠低於國際上的70%水平，融資難、融資貴對中小企業而言已經是老生常談的現象，表現為直接融資渠道不通暢、間接融資渠道狹窄。

從過去的現象看，中小企業發展一直存在着“發展與困難並行”的巨大悖論：一方面中小企業迅速發展，歷年來中小企業的新註冊比例都在以兩位數增長，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在迅速發展的同時又面臨諸多困難，特別是深受資金短缺的困擾，破產比例、公司註銷比例也相當高。

橫向比較，中國中小企業的壽命遠遠短於日本和歐洲國家。在後者，壽命長達百年的中小企業比比皆是，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投融資體制相對完善，對中小企業的社會資金扶植與運作力量相當充分。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經濟的下一步發展要求對中小企業融資予以充分重視，應在投融資體制上做出動真格的改革措施。

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強調“脱虛向實”，金融要服務實體經濟，但金融體系仍然存在結構失衡的突出現象，主要表現為社會融資渠道高度集中於銀行的間接融資。銀行信貸風控較為嚴格，眾多資信不夠、實力不強的中小企業以及初創企業難以獲得融資，而國企與地方融資平台則因具備強大的政府資信極易獲得資金，當大量銀行資金流向這兩大相對低效、耗能的經濟部門時，其後果是其他部門比如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空間被嚴重擠佔，這些資金對大企業而言是錦上添花，但對於中小企業卻是雪中送炭。

問題還在於，公眾投資渠道有限，只能把錢存進銀行。銀行又把錢投到低效的行業和部門，形成了惡性循環。因此，從大眾投資者的角度來看，也應儘快發展直接融資市場。投資者對哪些企業有信心，就買哪些企業的股票和債券，資金提供者和需求者不需中介而直接形成了債務-債權關係，“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背後體現的是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從發達經濟體的經驗可以看到，蘋果、谷歌、亞馬遜等之所以能從車庫裏的中小企業階段走出來，最終成為全球大公司，並解決了大量的就業，讓不少現在網絡上流行的“屌絲”成功通過創新“逆襲”，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直接融資市場能及時順暢地為這些小企業輸血。發展直接融資、增加融資渠道，最終的體現是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金融是經濟運行的血脈，目前投融資結構失衡的問題導致這一血脈運行不暢。

另一方面，受到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和國內經濟下行的雙重影響，在國際上所流行的一些綜合金融服務方式，比如，保理行業，即由保理商(提供保理服務的金融機構)基於一些企業現在或將來的貨物銷售/服務合同所產生的應收賬款，提供資金融通、買方資信評估、銷售賬户管理、信用風險擔保、賬款催收等一系列服務的綜合金融服務方式，也受到了相當程度的抑制。

2012年以來，行業性、區域性風險事件持續發酵，民間借貸、擔保鏈風險傳染等事件時有發生，企業資金鍊條持續緊張，道德風險有所上升，社會整體信用環境有所惡化。因包括保理業務在內的貿易融資業務期限短，騰挪空間有限，較早地受到了經濟下行的衝擊，企業道德風險的上升削弱了貿易融資產品的自償性，各家銀行貿易融資業務的風險事件均有所增加，開展保理業務更加謹慎，大量中小企業持續發展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戰。

需完善直接融資環境

發展直接融資市場應是一個有目標、有重點、分層次、分步驟的工程，應以維護我國金融穩定為目標、為中小企業順利輸血為重點、以政府為指導建設外部金融文化環境為先，然後建設多層次基本市場的內部機制。目前，穩定高於一切，金融穩定更是重中之重。如果金融不穩定，損失的不僅是利益，更可怕的是民眾信心的喪失及政府信譽掃地。應逐步增加直接融資的市場份額，提高間接融資效率，使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並行發展，創造金融市場的競爭機制，實現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應當發揮市場機制對投融資活動的基本調節作用。儘管金融資源存在一定的市場失靈，但政府對其實施的調控也只能建立在宏觀調控方面，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等政策手段對社會投融資活動進行彈性調控。現階段，沒有中國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直接融資市場不可能發展起來。直接融資市場的健康運作必須仰仗良好的外部環境，包括法律監督、社會誠信以及金融文化等，前期必須由政府來主導。目前看來，只有具備相當公信力的政府能夠完成這一外部環境建設的任務。

政府應首先理順本地經濟資源，再根據需要構建相應的金融市場。比如：一些二三線城市的資源根本容不下太多金融機構，超量發展的後果就是低價、無效的競爭。從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來看，各地政府被賦予更多權利，在創設地方金融生態環境、監管權力方面發揮主動性。與此同時，地方一定要由中央輔導，中央應先去摸清地方家底，給地方設置不允許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良好的外部環境建立起來後，政府可以逐漸退出。

政府今後的角色定位應轉變為“規劃師”，監管要摒棄“一刀切”的思路，進行差異化管理，成為地方金融文化的創建者、誠信倡導者、政策制定者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領導者。另外，應建立一個類似於美國總統身邊智囊團一樣的機構，去填補頂層設計與基層建設之間的真空層，讓國家的大政方針能在基層真正落地。基於此，以下三個方面很重要，也很迫切。

首先，增進信用制度。信用是金融的基礎，也是金融業發展的前提。從總體上看，我國信用制度的建立滯後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育的進程，在有效的法律法規支撐、社會的認知和參與程度、信用信息的共享和開放以及失信懲戒力度等方面均存在短板。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信用約束機制在很多方面進一步弱化，社會經濟生活中不講信用、無視信用和破壞信用的現象經常發生。因此，建立誠信體系的約束，可以大大降低市場風險。在這方面，有些農村對誠信體系進行了有益探索，比如，廣東省玉南縣，每個農民都有自己的信用評定記錄，參軍加分，盜竊、黃、賭、毒減分，貸款一年額度為500-2000元，不用審批、擔保，僅憑信用記錄，沒出過問題。這些有益的誠信體系經驗都可以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對中小微企業的效果也將大大突顯。

其次，完善投融資渠道。應推進發行小微企業金融債券、三農企業專項債券。發展資產證券化、衍生產品、項目融資、股權投融資。部分項目應私有化，以股權形式向國內私企開放一些基礎項目，特別是服務業，如醫療、金融、教育等。與此同時，創新融資擔保方式也應成為重要的完善投融資選項。在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政府扶持在中小企業融資體系中都佔據主導地位，最主要的形式還是提供擔保支持。美國專門成立小企業管理局為小企業貸款提供擔保，擔保上限可達到75%-85%，大大降低了商業銀行的後顧之憂;德國各州至少擁有一家擔保銀行，資金來源主要由企業工商協會、商業銀行及國家、州政府發行公債募集。但從國內情況來看，中國政府雖已採取多項措施，不斷培育適合我國保理業務發展的土壤，但保理業務在中國市場的需求不斷擴大。

再次，豐富投融資機構體系。發展政策性金融與合作性金融，鼓勵地方政府出資設立或參股融資性擔保公司，建立風險補償基金，探索發展併購投資基金，鼓勵建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小型零售銀行、消費金融公司、金融租賃公司，鼓勵民間資本設立民營銀行和村鎮銀行。投融資方式的多元化是現代金融運作的基本內容，投融資主體為追求高效益低風險的資產組合，客觀上需要多元化的投融資方式。投資者只有在能夠掌握足夠多的投資工具的情況下才能夠進行有效的資產組合。因此，在金融市場開放的推動下，加快我國的金融創新，實現投融資方式多元化和較高的金融效率是必然的方向。

總而言之，中國仍處在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有足夠的發展潛力和巨大的發展空間。從“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的全球產業鏈分工的角度來看，“中等收入陷阱”反映了在全球價值鏈上升級失敗的結果，因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難點是提高在全球產業鏈條上的定位，而這裏的關鍵就在於抬升國內中低收入者在全球產業鏈條的價值含量，此時，幫助中小企業不斷成長，就成了撬板。對此，國家必須持續對症下藥，穩定經濟增長速度，同時藉助G20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契機，推進國內金融改革，調校投融資結構，助力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真正使中低收入者更多享受國家發展紅利，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