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彈專家：同學留美國造民兵 我回來造東風
“從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導彈、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到第一艘神舟飛船，我回國後和第一代航天戰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創建起完整堅實的中國航天事業，使中國居世界航天強國之列。能為此奉獻一生，我感到無比的自豪和光榮。” ——梁思禮
■石磊
著名火箭、導彈控制系統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4年8月24日生於北京。1941年赴美留學，在辛辛那提大學獲博士學位。1949年10月回國，1956年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導彈控制系統研究室副主任，是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個地地導彈的控制系統負責人之一。曾擔任東風五號洲際導彈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首次把集成電路用於彈上計算機，並首次以此進行全彈自動化測試。1983年，任航天部科技委常委、總工程師。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87年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88年，作為“核武器和空間裁軍研究組”成員，開始“核戰略導彈和外太空武器裁軍”的研究工作。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年成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當選為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1996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獎。1997年作為全國十名有突出貢獻的老教授之一，獲“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貢獻獎”。
梁啓超的心肝寶貝“老白鼻”
1924年8月，51歲的梁啓超老年添子——他的第九個孩子梁思禮誕生了。小思禮的嘴唇略厚，下唇微突，嘴角稍向下彎，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樣生就了一幅典型的“梁家嘴”。也許是相貌最接近於父親，也許是年齡最小，梁啓超格外疼愛他，給他取了個暱稱“老白鼻”(英語Baby的諧音)。
“老白鼻”生來聰慧、頑皮可人，為梁啓超埋首學問之餘帶來了無盡的喜悦。在他寫給親友的書信中，有多處描述“老白鼻”的天真可愛：“每天老白鼻總來攪局幾次，是我最好的休息機會。”“他非常聽話，又非常聰明，還取笑保姆把唐詩‘鄉音無改鬢毛衰’念成‘鄉音無改把貓摔’，一面説一面抱着小貓摔下地。”梁啓超總愛把着他的手，用毛筆給遠在海外的其他孩子寫信，現在梁氏家族中還保留着他們一起寫的“梁思禮吃大米，梁思忠吃大葱”等順口溜。
兩歲的梁思禮很會討人喜歡，每次看見父親要抽煙，立刻就主動把煙，連同煙嘴、火柴和煙灰缸一同送到父親跟前，惹得梁啓超非常高興，以至於有兩三天見不到“老白鼻”，心裏就想得慌。
平時，梁啓超為了安靜地寫作，除了夫人和秘書以外，很少允許孩子們到書齋“飲冰室”去玩兒，但梁思禮卻是例外，每次去飲冰室，都讓他有一種受到獎勵的得意。
對“老白鼻”來説，最感興趣的是父親從世界各國買回的、放在書櫃最下面的明信片。這些明信片精緻優美，有畫有字兒，成了“老白鼻”百看不厭的“小兒書”。只要一進入飲冰室，梁思禮就像進入了魯迅筆下的“百草園”，他撅着小屁股趴在書櫃下，一面翻看原有的畫片，一面搜索有沒有新的“獵物”。父親對“小兒書”的講解，讓梁思禮在孩童時代就知道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和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等大師。這些長相奇怪、發須滿面的西洋人，雖不如父母講給他聽的南宋名臣陸秀夫揹負少帝投海、岳母刺字“精忠報國”那麼有血有肉，但從父親言談話語流露出對他們的欽佩和景仰中，他懵懂地感知，這些洋人也是很有知識、很有見地的大人物。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中玩耍，無疑是對梁思禮最好的啓蒙教育。
母親為他湊了400美元路費
梁啓超曾對梁思禮説，自己準備60歲時開始推掉一切社會活動，集中精力親自教授梁思禮和他的哥哥、姐姐。然而，父親“食言”了——1929年1月19日，梁啓超永遠地離開了人世，那一年，“老白鼻”不滿5歲。
2月17日，北京各界和廣東旅京同鄉會在廣惠寺舉行公祭，全場500多人一片嗚咽，只有“老白鼻”以為常常把自己放在膝頭的父親是睡着了。
梁啓超一生沒有什麼積蓄，他去世後梁家經濟很快緊張了起來。為了維持全家的生活，梁思禮的母親王桂荃不得已將家裏的舊樓給賣了，後來又將新樓出租。
梁思禮在天津讀完高中後，在母親朋友的幫助下，申請到了美國明尼蘇達州嘉爾頓學院的獎學金。母親變賣了一些家中值錢的物件，盡最大努力東挪西湊了400美元給兒子做路費。1941年梁思禮登船赴美留學，母親把買完船票餘下的100多美元包好，揣進梁思禮的口袋，臨行前她告訴兒子：“我能做的也就是這些了，今後一切要靠你自己了。”梁思禮去美國僅半個月，“珍珠港”事件爆發，美日宣戰，從此中美之間的通道被全部切斷，他和家人也徹底失聯。在美留學8年，梁思禮從未得到過家人的接濟。
懷揣着“工業救國”的理想，梁思禮寒窗苦讀，於1949年在辛辛那提大學拿到了自動控制專業的博士學位。留學期間，他是個地道的窮學生，平日在學校食堂當洗碗工，假期去罐頭工廠流水線當工人、當水上救生員等，靠勤工儉學養活自己。直到讀博士時，由於為美國軍方研究所做課題，才有了一筆並不寬裕的工資，月薪大約200美元。
1949年9月，梁思禮登上郵輪動身回國。他隨身攜帶了一個業餘無線電收音機，竟然在輪船上聽到了新中國成立的新聞廣播。他把這個消息告知船上的同胞，進步學生們欣喜若狂。當聽到國旗是五星紅旗時，大家便找來一塊白牀單用紅藥水染紅，中央放置一顆大黃五星，四角各放一顆小黃五星，權做國旗，還舉行了別開生面的慶祝會。
生男為“凱”，生女為“旋”
1956年10月，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禮被任命為導彈控制系統研究室副主任，是錢學森院長手下的十個室主任之一。從此，他將全部身心都融入發展我國導彈與火箭的事業之中。
令梁思禮永遠難忘的是1962年的一次導彈發射試驗。當時他站在離發射陣地僅兩公里遠的吉普車旁，聶榮臻元帥坐鎮在5公里以外的帳篷前，這顆導彈剛起飛就掉了下來，距發射點只有300多米。梁思禮立即奔向爆炸地點，望着深深的大坑，心痛萬分，幾天吃不下飯。
在這次試驗前，他與快分娩的妻子趙菁告別時説：“若生男取名‘凱’，若生女取名‘旋’。”他盼望着凱旋而歸，試驗雖然失敗了，但他仍給女兒起名“旋”，他相信今後一定會成功。果然，1964年，梁思禮作為控制系統的主要技術負責人，參加了第一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地導彈的研製，一舉發射成功。
梁思禮在長期從事導彈控制系統工作的實踐中，深切體會到質量和可靠性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質量和可靠性是設計出來的，不是統計出來的;是生產出來的，不是檢驗出來的;是管理出來的，不是試驗出來的”。長征二號運載火箭首飛因一根導線斷開而導致墜毀後，梁思禮積極推行並領導實施了一系列質量控制和可靠性保證措施，使“長征二號”的可靠性大大提高。自1975年後，連續成功地將23顆返回式遙感衞星送上天。我國導彈和運載火箭使用的是質量不太高的元器件，發射成功率卻位於世界先進水平，在國際上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割掉導彈的“洋尾巴”
1964年9月，中央軍委下達了組建第一個戰略導彈陣地的命令。那年冬天，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張愛萍，帶着梁思禮等人親赴東北勘選導彈部隊的陣地。他們拄着木棍，踏着沒膝的大雪，鑽山溝、穿密林，風餐露宿，對即將開建的導彈陣地的山形、高度、坡度和石質進行詳盡的考察。
東風二號導彈是按蘇聯的框框搞的，原有的控制系統採用無線電橫偏校正系統，即該系統向空中發送一個無線電等信號面，導彈發射後沿着等信號面飛行，假如偏離等信號面，則由彈上接收機等自動校正橫向偏差，從而提高橫向落點精度。
但橫偏校正系統有一個侷限性，在蘇聯的發射勤務指南中嚴格規定了陣地的地形要求，不符合這個要求就會使等信號面發生畸變，會影響命中精度。蘇軍的陣地多在開闊地上，他們很容易按照發射勤務指南操作。而我國為了作戰需要，陣地要建在山區隱蔽的地方，橫偏校正系統在山地會受到地形的干擾，導彈發射時，搜索雷達必須搬到朝向發射目標的位置，如果發射目標變化，搜索雷達就得隨之搬來搬去，像一條老要不停甩動的大尾巴，很難達到實戰要求。梁思禮一行在勘察陣地時，也發現在山地中等信號面確實發生了畸變。
由於作戰使用不便，導彈部隊要求研製單位去掉無線電橫偏校正系統，即“割尾巴”。在一個型號飛行試驗成功接近定型的時候，要求做這樣大的方案變動，無疑是非常困難的。但這是用户的需要，實戰的需要，梁思禮和他的研製團隊必須千方百計去滿足。
好在當時有較成熟的技術儲備，早在1961年9月，國防部五院二分院組織了控制系統技術發展途徑的方案大討論，在全慣性制導方面提出了許多新思想和方案，其中“雙補償制導方案”和“橫向座標轉換方案”，首選列入了預先研究計劃，並作為東風二號備份方案開展配套預研工作，到用户提出“割尾巴”時，該方案已經經過各種地面試驗達到了可以應用的成熟程度。
在決定導彈上馬哪種制導方案時，設計師系統提出了三種方案：第一種方案是“坐公共汽車”方案，即把雙補償和橫向座標轉換兩套裝置作為“乘客”裝在東風二號上，在飛行試驗時，測得這兩套裝置的有關信息，以判斷工作質量。這種方案比較穩妥，但試驗週期長;第二種方案是“半搬方案”，即每次飛行只要更換一套裝置，或者把無線電橫偏校正系統改為橫向座標轉換，而另一套裝置仍沿用原來東風二號的。這種方案有一定的風險;第三種方案是“全搬”方案，即用雙補償和橫向座標轉換裝置把東風二號原來的制導系統全部換下來，這種方案承擔的風險最大，但一旦試驗成功，就能立即把新系統正式用到型號上去，可以大大縮短試驗週期。
梁思禮等技術負責人充分相信新系統在理論上的正確性和實現的可能性，堅決主張上“全搬”方案。為此，第一設計部內開展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通過反覆討論比較，1965年7月5日，七機部正式批准採用“全搬”方案。由梁思禮帶隊僅一年時間就完成了修改設計及飛行試驗，並取得連發連勝的好成績。
1967年12月，東風二號甲改進型導彈定型，隨之進行了小批量生產，使用情況一直良好。1969年，東風二號甲改進型導彈正式裝備部隊，成為第一代為我國站崗放哨的戰略核導彈。
洲際導彈利劍強腦
要想成為戰場的主人，重要的不是你擁有多少數量的利劍，而在於你的利劍擁有多強的大腦。導彈控制系統，就充當着“大腦”的角色。
“東風五號”洲際導彈的設計方案開始於1965年，可以説它是生逢亂世。在此之前的導彈沒有計算機裝置，用分離元件組成的計算裝置，又大又重，計算精度也很差。“東風五號”要求目標打擊精度更高，控制系統首當其衝就要改變過去的制導方案。這是技術跨度非常大的舉措，每一項新技術都充滿了挑戰，都是設計師們需要面對的攔路虎。
為了制訂滿足精度要求，又具有發展潛力的制導方案，運載火箭研究院專門組織了“東風五號”制導系統的方案討論會，控制系統研究所在梁思禮和徐延萬的主持下，重點對捷聯式制導方案和平台—計算機方案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
考慮到平台—計算機方案能直接建立慣性基準，不需要座標轉換，同時制導方案比較簡單，可以降低對彈載計算機的要求，在制導方程中不出現姿態角，所以也不需要高精度的模數轉換或數字輸出的傳感器。此外，平台能改善加速度表和陀螺儀的動態環境，有利於提高器件的使用精度。因此，經過反覆權衡，梁思禮最後決定在“東風五號”上採用這種新的制導技術。
平台—計算機制導技術的關鍵是要有運算速度快、小型化的彈載計算機，也就是集成電路計算機，由它完成制導程序的即時計算，發出各級關機信號、程序俯仰信號、遙測數字信息以及修正彈道用的導引信號。它的成敗，關係着“東風五號”有沒有聰明的大腦，決定着我國的戰略武器能否形成戰鬥力。
1965年，國外的集成電路剛剛研發出來，僅有美國民兵-2導彈使用了集成電路彈上計算機，元器件還經常出問題。而我國的計算機正處於從電子管向晶體管轉變的時期，其整體技術還比較落後，此時梁思禮他們的決定無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大膽決定。梁思禮用“在白紙上畫畫”來形容這項任務的艱難，“再難，也要咬着牙走下去，必須把技術掌握在自己手裏，因為這是國家的需要。”
任務落在了梁思禮領導的控制所和航天771所的身上。先由控制所下達任務書，提出技術指標，再由771所具體研製。
20世紀60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説，計算機似乎還遠在天邊。控制所的技術人員對計算機也不大熟悉，除了能提出體積、質量、可靠性與適應惡劣環境要求外，卻提不出設計計算機需要的性能指標要求。任務書中只有計算的公式、計算時間與當量表示的計算精度等內容。因此，只有通過仿真計算來求出彈載計算機的字長、容量與速度等基本指標了。
由於受當時工作條件限制，大量數據只能靠手工穿孔紙帶輸入，運算一次要花很多時間。為了趕時間，辦公室裏白天人人伏案，夜夜燈火通明，誰也不願離開工作崗位。梁思禮經常到實驗室瞭解指標計算、邏輯設計情況。計算機專家沈緒榜等人就依據邏輯設計做線路設計、版圖製作、芯片製備、器件組裝、整機裝調、運行考核、三防處理、例行試驗等，這一系列的工作就像一條流水線一樣不停地運轉着。1966年9月，一台全部國產的22位雙極小規模集成電路彈載計算機終告完成。
正當大家如釋重負、喜極而泣的時候，一個壞消息傳來：所有指標都達標，只有一個指標未達標——計算機體積過大，裝不進彈艙，而且由於所用的組件太多，可靠性也不高。
梁思禮明白，解決的辦法唯有提高芯片的集成度，芯片用得少，體積就小了，計算機上的組件少了，可靠性也就相對提高了。可在當時，這是個大難題，沒有一年半載是搞不出來的。
梁思禮開動腦筋並和大家一起商量，能不能從設計上來想辦法，在滿足精度要求下，調整計算機字長，這樣計算機體積不就小了嗎？
談起當時的思路，梁思禮常常引以為豪：“我們重新推導了制導方程和關機方程，犧牲一些方法誤差，以減少計算機的負擔，從而減少計算機的複雜性。從整個制導系統來看，方法誤差增大後影響不大。由此我們的彈上計算機採用的是增量計算機方案，沒有乘除法，只有加減法，雖然粗了一些，但是少用了近1/3的集成電路，解決了小型化難題。”
很難相信，東風五號洲際導彈上使用的第一台彈上計算機，竟然是隻有12條指令，沒有乘法、除法指令的算術型增量計算機，其運算速度只有每秒近兩萬次的水平，存儲量小的只有768個字，制導計算完全是通過增量的累加得到全量的。
1971年9月10日，這種彈載數字計算機參加了我國東風五號洲際導彈的首飛試驗，一舉獲得成功。
在1986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航天事業》一書中，這樣描述和評價了梁思禮的創新性貢獻：
為提高大型運載火箭的制導精度，專家梁思禮和他的同事們經過理論研究和反覆計算，完成了關機方程和導引方程的推導，從而有可能用一箇中速度、小容量的箭上計算機完成大型運載火箭的高精度複雜運算。這樣的制導方案和國外常用的平台式制導系統相比，具有突出的優點和創新，為我國慣性制導系統的發展開闢了新的途徑。
伏櫪仍存萬里心
梁思禮非常喜歡著名作家蕭伯納的名言：“人生並不是短短的一支蠟燭，而是由我們暫時拿着的一支火炬。我們一定要把它燃燒得十分光明燦爛，然後把它交給後一代人們。”耄耋之年的梁思禮，除了繼續為國防事業當顧問外，又當起了“80後志願者”。
從2006年到2012年7月，受教育部高教司委託，梁思禮所在的中國老教授協會面向全國高校開講了《當代中國國情與青年曆史責任》課程，在6年的時間裏，梁思禮以《中國航天精神和素質教育》為題，先後為北京十幾所著名高校的學生和青年教師講課，直接聽眾3400多人，全國網絡視頻聽眾有57000多人。他曾經多次講過的一個故事，震撼了青年學子的心靈：
我在美國有一個好朋友林樺(現在他已經去世了)，當年我們都在美國留學，我回國了，他留在了美國。他是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學家，我曾是航天部的總工程師。他搞的是美國的洲際導彈(民兵導彈)，我搞的是中國洲際導彈。他的年薪是30萬美元(上世紀80年代)，我的工資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圖一個小島上的高級別墅，回國時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我住在很普通的單元房子裏。有人曾問我對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乾的民兵導彈是瞄準中國的，我乾的導彈是保衞我們祖國的!從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導彈、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到第一艘神舟飛船，我回國後和第一代航天戰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創建起完整堅實的中國航天事業，使中國居世界航天強國之列。能為此奉獻一生，我感到無比的自豪和光榮。
1999年10月1日，建國50週年慶典閲兵式在北京舉行，這一年也正好是梁思禮返回祖國50週年。站在觀禮台上，看着威風八面的導彈武器從眼前經過，回顧起中國航天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發展史，梁思禮感慨萬千。愛國主義、奮發圖強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使受盡屈辱的祖國繁榮昌盛，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他不懈的追求，他用一生的實踐在航天事業中兑現着自己的諾言。
梁啓超一生主張維新變法，為振興中華大聲疾呼。若他在天有靈，看到他的“老白鼻”為國鑄劍，看到國家從弱到強，當會何等的欣慰與驕傲!
(作者系原中國航天報社總編輯、中國宇航出版社副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