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正愛國，就應超越憤青思維

蕭功秦

“左右”憤青立場不同但思維相似

早在文革後期，我在上海市郊當工人時，有一次參加廠裏組織的支持某國革命運動的大遊行。這時突然一輛奶罐車闖進我們浩浩蕩蕩的隊伍，遊行者中一些人頓時憤怒起來，“誰竟然敢破壞革命大遊行？”於是一批人勇猛地衝上去，把那司機拖出來，一邊打，一邊罵“帝國主義的走狗”。那可憐的司機事後解釋説，那天牛奶再晚些送出去加工就變質了，只是沒想到車擠到隊伍中間去了。

這就是文革中我所經歷的真實的憤青故事。它具備了“憤青文化”的所有條件：自以為是的道德優越感，凡是“干擾”自己行動或反對自己觀點的，不是道德上的邪惡者就是政治上的敵對分子。對於“邪惡者”與“敵對分子”沒有妥協餘地，必欲打倒在地而後快。封閉狀態下的唯我獨尊、非正即邪、兩值分類、鬥爭思維、無情打擊，這就構成“憤青文化”的內在邏輯與基本特徵。

四十年後，我再一次經歷了這樣的事情。那是幾年前，我到日本旅行，回來後寫了一篇遊記，文章中提到靖國神社外的廣場上，日本青年男女盡情享受陽光，與靖國神社的遊就館電影院裏老人發出的那幾聲孤獨的掌聲形成鮮明對比。我在文章中感嘆道，“看來説日本軍國主義正在復活實在是冤枉了這些少男少女。戰爭已經結束六十多年，日本已經變了，我們大可不必再用原來的眼光看日本。”沒有料到這篇短文在某網站上發佈不到兩週，居然有了31萬點擊量，許多人在跟帖中罵我“漢奸”“賣國賊”，某些言論甚至不無極端意味。那些言論中非此即彼、非正即邪的兩叉分類，不留餘地的鬥爭思維，與文革時工廠憤青暴打奶罐車司機的事可謂如出一轍。頗有意思的是，雖然只有部分跟帖者支持我的觀點，但這些支持者中的大多數人恰恰都是去過日本。他們説，他們看到的日本就是我所寫的這樣。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那些把外部世界看作是“陰謀論世界”的極端民族主義憤青，社會上還有鼓吹“再搞一次文革”的極左派憤青，以及主張來一場“某某革命”的極端自由派憤青。雖然這些憤青立場各異，在網絡上視如冠仇、相互攻擊，但他們在唯我獨尊、自我優越的思維方式上卻極為相似。

憤青文化根源何在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憤青文化？我覺得是多種歷史、文化與社會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首先，它與傳統中國文化中的道統至上、與改革開放前意識形態原則至上的思維模式有關。自南宋以來，士大夫就以大言高論、激昂高調著稱於世。鴉片戰爭後，中國在應對西方挑戰後又備受挫折與屈辱。處於封閉環境中的士紳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非理性化的虛驕心理油然而生，清朝同治光緒時代的清流黨人士就是如此。變法志士唐才常就是這樣評述清流黨人特點的：“無論曲直強弱，勝負存亡，但一不主戰，天下共罪之……以清議自許者，虛驕尤甚。及問其所以制敵之策，則曰持我忠義之氣在。”清流黨思維與憤青思維具有高度的同構性。他們都是高調主戰，他們空泛的不切實際的大言高論，滿足了人們急於宣泄屈辱感的未遂願望與心理需要。

另一方面，改革以前的極左思維通過長期教化宣傳，已在幾代人心中形成一種左的思維習慣與政治文化，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固有的“定見”。眾所周知，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在各方面突飛猛進，但支配人們的潛意識和思維方式，相對於器物、制度而言變化相對緩慢。這些固化了的“定見”會干擾人們對信息的判斷與處理，使他們只願接受與自己觀念相近的信息。定見是一種思想惰性，它不自覺地支配人們，決定判斷的方向與主觀偏好。

雖然在現實生活中，具有憤青極端思維方式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遠不是很高，但在網絡虛擬空間裏，他們表現得極為活躍，並吸引着眾人眼球。具有共同極端思維與價值觀的人們，往往會在某一特定網絡上“物以類聚”，這些同質性的言論會在彼此互動中進一步強化，這就形成網絡上的“羣體極化”現象。在特定情況下，由於網絡民意的表達是非均衡的，極端憤青的聲音無形中會被放大。

如果真愛國，則理性比激情更可貴

憤青所代表的這種極端非理性思維的危險性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在特定條件下，它會煽動羣體性非理性，形成話語霸權，並經由極端化社會思潮的惡性膨脹，影響一個民族在關鍵時刻的歷史性選擇。二是他們挾持高調的道德壓力與原則至上的意識形態話語優勢，對決策精英施加道德原則上的壓力。他們在輿論場上呼風喚雨，會被人誤以為是廣泛民意的代表，進而產生消極誤導作用。

歷史上，憤青式的極端思維和道統至上的自以為是可能會給一個民族帶來災難性後果，這是有前車之鑑的。南宋的清流黨人聯蒙滅金並不自量力地主動攻蒙，加速招來南宋亡國之禍。甲午戰爭時的清流黨人挾持“誰不主戰，天下共誅之”的話語霸權，使得清廷統治者在準備不足的不利條件下，迫於“愛國主義”的道德壓力進入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結果《馬關條約》讓中國面臨亡國危機。此後六年又發生“庚子事變”，保守派以“仇洋愛國”為原則，鼓動義和團“殺盡洋人”，煽動義和團攻打使館並將街頭穿洋服、戴眼鏡者一律視為“二鬼子”“漢奸”格殺勿論，造成中國在短短六年多時間裏對外賠款達七億兩白銀，內憂外患進一步加劇。

憤青文化是封閉時代的文化衍生物，一個民族的現代化需要國民與政治精英以開放的心態、中道的常識理性，而不是極端民族主義狂熱與意識形態，來處理國際關係和國內發展中的問題。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理性比激情更可貴。只有理性地超越憤青文化，中國才有美好未來。▲(作者是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