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下任美國總統將對華強硬 扭轉無敵人症狀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亂象橫生，民粹氾濫，以往美國總統大選中兩黨候選人向中間路線靠攏的傳統趨勢，在這次大選中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非理性的極端主義大比拼。民主黨陣營中，伯尼·桑德斯以極左的面目出現，主張絕對平均、閉關自守的“泛社會主義”，獲取了民主黨大票倉的青年人的擁戴，給曾經不可一世的希拉里·克林頓造成巨大的威脅，極大地分裂了民主黨陣營。共和黨陣營更是一片狼藉，曾被精英們譏諷為政治小丑的唐納德·特朗普和原教旨主義的泰德·克魯茲，分別以極右和更右的姿態，獲得了共和黨草根大眾的支持，造成了共和黨領導層和基礎民眾之間前所未有的分裂。

美國朝野對未來發展陷入整體“迷失”

如此亂象，反映出的其實是美國朝野對未來發展的整體迷失，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戰略共識的喪失。自南北戰爭以來，美國的精英決策者們無論左、中、右，在重大戰略問題上長期保持共識。美國曆史上一系列的重大的對內對外戰略決策——門羅主義、反壟斷、光榮孤立、新政、全面捲入世界事務、馬歇爾計劃、對前蘇聯的圍堵和對中國的開放——都是戰略共識的結果。這使得美國長期保持強大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然而，戰略共識在今天的美國已消失殆盡。在對外政策上，一方面，蘇聯垮台後美國的對外政策喪失戰略焦點，患上“無敵人綜合徵”(no-enemy syndrome)，而無所不在的恐怖主義，則使美國難以真正戰略聚焦，有力使不上，深陷“反恐戰爭“泥潭。另一方面，由於中國以融入——而非挑戰——現行國際秩序的方式快速和平崛起，不但導致了中美之間難以逆轉的相互依存關係，而且極大地分化了美國各利益集團的政策取向：由於各利益集團在中國快速發展中獲得的利好不對稱/等，導致各政治勢力在對華政策上莫衷一是。其結果是對華政策長期缺乏一以貫之的戰略構想，朝令夕改，前後不一。在美國國內，由於經濟長期低迷、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政治正確”濫觴以及墮胎和性取向等倫理問題的泛政治化，使得國內政治中出現了難以逾越的意識形態鴻溝。近年來，美國兩黨一方面在國會中長期惡鬥，決策議程幾近癱瘓，幾度導致政府關門。這一前所未有的亂象，正是戰略共識淪喪的表現。

其二、舉國上下的沮喪和憤怒。曾幾何時，美國如日中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學者甚至認為歷史將以美國霸權的永固而終結。但是，經歷布什和奧巴馬短短兩任總統，美國的衰落令人瞠目結舌：政治上，由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以及美國主導的“阿拉伯之春”，導致了前所未有的中東亂局。難民危機愈演愈烈，恐怖主義禍及全球。美國的硬實力也由當初躊躇滿志地覆蓋兩個戰場淪落到連應對一個戰場——無論是中東還是亞太——都捉襟見肘的狀態。經濟上，2008年的金融風暴使美國霸權的經濟基礎——美元的信用——產生了巨大的危機。由於經濟長期不見起色，大批中產階級面臨跌入貧窮階層的邊緣。美國朝野怨聲載道：“為何我們這麼短時間內搞得這麼糟？”(Why/how have we done so badly in such a short time?)。民粹氾濫正是這種沮喪和憤怒情緒的必然體現。

其三、前所未有的反體制力量。美國大眾對所謂的精英階層-——畢業於藤校、掌控輿論傳媒、長期在法律、金融、學界、政界謀生的羣體——表現出了極端的不信任，甚至到達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正是這股強大的反體制力量，將特朗普、桑德斯等人推向了前台，甚至精英出身的克魯茲也以反體制的形式兜售自己的基督原教旨主義立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到處發起顏色革命，如今自身卻面臨着一場社會、政治和文化上的反體制革命，這種局面不但會對美國今後的發展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而且由於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也必將對整個世界的和平發展帶來巨大的挑戰。目前，無論歐洲、亞洲還是拉丁美洲，朝野各界和大眾輿論都對美國的總統大選憂心忡忡，“特朗普現象”已成為人們在各種輿論場合談論的主要負面話題，更有一些精英人士公開表示對特朗普的厭惡。如此種種，反而更加凸顯了特朗普等人的反體制形象，從而助長了他們對反體制大眾的吸引力。

下一任美國總統面臨兩條道路選擇但是，美國的總統大選不論結果如何，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間顛覆美國的地位和形象。美國的霸主地位使得它的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相結合，其高度現代、多元的社會體制和結構，使其形成了一個長期穩定的戰略精英團隊，正是這個團隊——而非美國總統——決定了美國今後對內對外政策的走向。從這個意義上看，不論是希拉里執政，還是特朗普得逞，美國政策制定的決定因素在於領導人組建的團隊，而非總統本人在競選時的承諾和取向。尤其本屆大選，美國對外政策乏善可陳和國內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得大選的主要話題都集中在國內政治，而不是對外政策。所以，要準確評估美國今後的對內對外政策，還有待於兩黨全國代表大會確定提名後競選者團隊的形成。因此，目前就對美國候選人的政策進行推斷，為時過早，也不切實際。

美國戰略精英及其倚賴的政治勢力錯曾複雜，但就政策團隊而言，大體上是四套人馬，哪套人馬能夠上台對判斷美國今後的政策有着重要的提示作用。民主黨有兩套人馬。一套是以前總統比爾·克林頓集團為首的團隊，即所謂的南方團隊，還有一套是以新英格蘭/中西部民主黨大本營為首的北方團隊。如果希拉里·克林頓能夠入主白宮，在建立團隊時自然會傾向於招用比爾·克林頓團隊的舊部。但是，考慮到希拉里和他丈夫克林頓錯綜複雜的關係，她也可能會繼承支撐奧巴馬的北方團隊。特朗普的情況要更復雜一些。共和黨和三大利益集團——以華爾街為中心的資本集團、以南方諸州為中心的能源產業集團、及以傳統工業帶為中心的軍工企業集團——有着深刻的淵源，作為呼聲最高的共和黨競選領跑者，特朗普與這三大集團幾乎毫無淵源，卻維持領跑地位，可見共和黨破裂之烈。而這三個集團又分化成以布什家族為首的偏向保守、偏向利益驅導的團隊，以及里根執政以來所形成的以美國西岸為中心的相對更加開放、但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團隊。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自傑布·布什退選以來，整個布什家族及其團隊的主要人物都停止了對特朗普的攻擊，引人思考。

鑑於目前美國複雜的國內政治局面和普遍蔓延的沮喪和憤怒，為化解這種對執政極其不利的負面情緒，下一任美國總統無面臨兩條出路：一是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一方面扭轉美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另一方面對美國經濟結構進行大範圍的深度調整，重新恢復強大的實體制造業;二是向外尋找戰略關注點，以此來凝聚國內力量，一方面扭轉“無敵人綜合徵”所導致的戰略失焦，另一方面也為國內各利益集團找到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目前看來，國內改革困難重重，各利益集團的關係錯綜複雜，剛上任的總統很難有這樣的經驗、能力和本錢去實施如此重大複雜的國內改革。因此，下一任美國總統必然向外尋找關注點，而高速發展的中國必然成為這個關注點的首選。從這個意義上看，下一任美國總統對中國持強硬態度應該是意料之中。

事實上，出奧巴馬外，美國自里根以來歷屆新上任的總統都對中國強硬，而後來都因中美錯綜複雜的雙邊關係和不可逆轉的互相依賴而趨向理性。然而，與以前不同的是，這一次美國朝野對中國的沮喪、甚至驚恐的情緒很可能演化為一個新的戰略共識。因此，必須對美國對中國的強硬態度進行理性客觀的判斷：這種強硬的態度是否會轉換成長期的圍堵政策？還是僅為下一步討價還價做政策準備？

筆者認為，第二種判斷更具有實踐意義。圍堵政策的基礎，是意識形態主導的政策制定、互相獨立的經濟體系以及黑白分明的軍事對抗陣營。而當今世界、包括中美兩大國在內的各主要國家，利益因素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往往比意識形態更重要。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就是典型的以利益驅動決策的結果;而全球化早已將世界經濟連為一體——經濟一體化是大勢所趨;勢不兩立的對抗陣營也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難以逆轉的互相依賴。因此，美國以其仍然具有的霸權和強勢地位，爭取在與中國討價還價中長期保持優勢，迫使中國按美國的條件“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這將是美國下一任總統的戰略課題，也是中美關係所面臨的根本挑戰。(黃靖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李氏基金會講座教授、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