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一帶一路”：打通發展“痛點”，仰望人文“高點”

近年來，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國際社會開始熟知“一帶一路”這一詞彙，但對於“一帶一路”的基本內涵，以及這一內涵背後的時代潮流，尚待更加完整的認識。在筆者看來，“一帶一路”建設包含兩個層次，一是找準“痛點”、醫治“痛點”，打造利益共同體，使沿線各國人民實實在在感受到“一帶一路”帶來的好處；二是“展現文明”，打造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使“一帶一路”贏得尊重，深入人心。前者可謂“痛點經濟學”，是“一帶一路”的起點和抓手；後者實為“文化經濟學”，是確保“一帶一路”可持續的血脈和靈魂。

“互聯互通”找準了“痛點”

“一帶一路”的基本內涵是“互聯互通”，這四個字找準了中國以及“一帶一路”沿線的最大痛點。

所謂“痛點經濟學”，意指人們體驗中的痛點就是市場的贏利點和體制機制的完善點。在中國國內，絲路城市的痛點表現為，交通物流欠發達，產業層次屬於中低端（以採掘業、資源加工業為主），外貿依存度較低，開放型經濟佔比較小，口岸基本上以轉口貿易為主；十多條中歐班列的單向流（空駛回程，導致運價高昂），就是痛點；中資企業在亞非拉市場遊刃有餘，但由於資質等問題難以進入歐、美、澳等高端市場，就是痛點；中國有豐厚、絕倫的文化資源，但缺乏有全球競爭力的文化產品，所謂“有功夫、有熊貓，但沒有功夫熊貓”，就是痛點。痛點就是發力點，也是市場的贏利點。

醫治痛點要以“五通”為抓手，即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為此，我們需要真正瞭解我們的合作對象，瞭解沿線國家的差異性痛點，據此精準地提供“點穴式”產品。例如，中亞五國中的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經濟基礎薄弱、結構單一，但水資源豐富，且開發量不足。針對這兩國的“痛點”，中國政府和企業應將同這兩國的合作重心放在水資源利用以及國際旅遊業的聯合開發上，在合作中要真正惠及對方民眾。再如巴基斯坦，該國電力短缺問題由來已久。“一帶一路”倡議2013年推出以來，一批中國公司建設的電力能源項目在巴開工或建成投產。中國建設的電力項目週期短、見效快，緩解了巴基斯坦政府和民眾的燃眉之急，受到了巴方各界的歡迎。

在中長期，醫治痛點要實現硬聯通與軟聯通的結合。就產品類型來看，要儘快完善“輕資產”名錄。中國企業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港口、高鐵、核電、大壩這樣的“重資產”項目：如瓜達爾港、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俄西線天然氣管道項目、尼加拉瓜運河等，這些項目投資較大、週期較長、風險較大。因此，我們要打造一批有品牌價值的輕資產項目，如餐飲、民俗、文化產業、教育、中醫藥等，讓這些產品走到沿線百姓的生活中去，發揮“潤滑劑”和“黏合劑”的作用。

激發分享中國文化的衝動

國內外很多學者常用地緣政治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工具去分析“一帶一路”，但筆者更願意將“一帶一路”視為“文化經濟學”的典型案例。理想中的“一帶一路”產品，應該同時實現經濟收益與文化收益。其實，“一帶一路”之所以廣受歡迎，不僅僅因為它是一個關係各國利益的經濟事件，更因為它能夠成為一個備受關注、引起共鳴的文化事件。

在話語權塑造方面，“一帶一路”是對傳統理念的超越。在國際社會中，“中心-邊緣秩序”長期存在，這一秩序在國際政治上的特點是：以民族國家為核心、以“典型歐洲範式”的主權國家框架去規範世界不同的政治主體；這一秩序在全球經濟上的特點是：以全球化為核心、以“資本主義範式”的“中心-邊緣”框架去約束世界不同經濟體，其內在邏輯是“中心侵蝕邊緣”“邊緣依附中心”。中心國家是那些在世界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依靠先進技術和工業產品控制支配其他國家的國家；邊緣國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而受控於中心國家的國家。今天，歐洲的難民潮問題表明，被邊緣的人羣會輕易衝擊中心國家的安全。

“一帶一路”倡議的活力，直接體現在路、帶、廊、橋等以“去中心”為特點的中國話語，其語義實質是平等、包容，代表着國際社會的“非極化”“去邊緣”發展傾向。人們不難看到，“互聯互通”已開始成為一種時尚，“痛則不通、通則不痛”的中國文化與哲學思想開始備受矚目。

從“文化經濟學”視角來看，“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讀心、暖心、交心的過程，也是打造經濟與文化精品的過程。要建成“一帶一路”，必須在沿線國家民眾中形成一個相互欣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一帶一路”最大的魅力或許在於，它能夠激發沿線國家分享中國文化的衝動，這種衝動能夠使中國文化行走起來，使“一帶一路”擁有温度。這需要我們以開放的視野、謙虛的精神、合作的態度，打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痛點，最終抵達文化與文明交流的高點。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