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國際產能合作”是中國多大一盤棋

國際產能合作是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的一項重大決策和倡議，其概念源於2014年12月李克強總理出訪哈薩克斯坦時與總理馬西莫夫的一次早餐會談，這次早餐不僅是中哈產能合作的起點，而且也是此後中國政府全面推行“國際產能合作”政策的起點。

2015年5月13日，國務院印發《關於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的指導意見》，成為中國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指導文件。過去一年間，中國國家領導人遍訪了亞洲、拉美、歐洲、非洲的重點國家，就國際產能合作發表重要講話並形成了系列雙邊合作框架。2016年2月14日，發改委宣佈，中國國際產能合作“一軸兩翼”佈局正在加快形成，該佈局以周邊重點國家為“主軸”，以非洲、中東和中東歐重點國家為“西翼”，以拉美重點國家為“東翼”。

隨着國際產能合作政策的逐步推進，其合作內容在不斷豐富，合作範圍也在不斷覆蓋全球更廣闊的區域。

一、國際產業四次大轉移

全球範圍內的產業流動和產能轉移是歷史發展的基本現象和客觀規律，它們基於資本、技術、市場、成本等核心要素會自發地動態遷移和生長。二戰後，全球主要有四次歷史性的國際產業大轉移。

(一)20世紀50至60年代

該階段實現了由美國向原聯邦德國和日本的轉移。德國和日本遺留的專業人才和工業基礎為其二戰後國力的迅速恢復和發展保留了火種，而美國也在戰後世界經濟恢復和再造過程中，對這兩個國家的工業資源進行了充分利用。此外，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所帶來的“特需經濟”也加快了美國向日本的產業轉移。這次國際產業轉移對世界經濟影響巨大，原聯邦德國發展為世界經濟強國，日本則建成了該時期的“世界工廠”。

(二)20世紀70至80年代

該階段實現了由日本向東亞“四小龍”的轉移。此次國際產業轉移由日本主導，並經歷了三次小高峯。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向東亞“四小龍”主要轉移了勞動密集型的輕紡產業。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日本向東亞“四小龍”轉移了鋼鐵、化工和造船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第三次發生在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日本轉移的產業擴展到汽車、電子等已實現技術標準化的資本密集型和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目的地既有東亞“四小龍”，也有東盟四國和中國內地，更有美國等發達國家。這輪由日本推動的東亞地區產業轉移，催生了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奇蹟，並使得日本成為引領東亞崛起的“雁頭”。

(三)20世紀90年代

該階段實現了美歐日、東亞“四小龍”向中國及東盟國家的轉移。此次國際產業轉移的輸出地、輸入地與前次產業轉移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一，產業輸出地不僅有日本、東亞“四小龍”，而且還有美歐等國。其二，產業承接地主要有中國大陸及東盟四國。中國是這次國際產業轉移的最大受益者，除了承接東亞“四小龍”的產業輸入，中國大陸市場還吸引了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的大量投資，中國本土製造業得到迅速發展。中國之所以成為了二戰後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主體和新的世界工廠，其顯著競爭力在於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消費人口、開放的市場體系以及長於資源配置的生產機制，從而成就了一個全產業門類、全產業鏈的工業強國和製造業大國。

(四)21世紀初至今

從日本、韓國的發展經驗來看，他們均通過“輕工業-重工業-第三產業”進行適時轉換升級，完成了由“貿易立國”、“技術立國”再到“文化立國”的轉變。他們保持國際競爭力持續增長的核心要義在於培育出了內生性的增長動力，並不斷通過產業升級和國際產能合作來保持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在上述三次國際產業轉移基礎上，當前全球產業結構及國際分工又出現了新的調整，中國經濟繼續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並出現了新常態下的“三期疊加”，也即“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現階段，中國需要更充分地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運用兩種資源，通過在全球範圍內的產業轉移也即國際產能合作，來化解國內富餘產能、助推產業結構升級、不斷溯及產業價值鏈高端領域，並藉此更好地參與國際市場規則及標準體系建設。中國政府當下所提出的國際產能合作倡議，昭示了二戰後全球第四次國際產業大轉移的到來，這是中國必須牢牢把握並善加利用的重大歷史機遇。

二、國際產能合作四大框架

近年來，中國政府面向亞洲、非洲、拉美及發達地區先後提出了國際產能合作的四大合作框架，構建了合作新模式。

(一)中國與亞太國家“互聯互通”新體系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首次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同年10月他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時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同月，習近平主席在印尼巴厘島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提出，要共同構建覆蓋太平洋兩岸的亞太互聯互通格局，做好互聯互通這篇大文章。至此，中國在亞洲地區以“互聯互通”為主體，以“一帶一路”為兩翼，以“亞太自貿區”為方向，初步構建起了立體多元的合作新體系。2015年，中方牽頭在境內相繼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這預示着，中國與亞太國家的產能合作已進入快車道。

(二)中國與非洲國家“三網一化”新框架

2015年1月27日，中國與非盟在埃塞俄比亞首都簽署諒解備忘錄，開展雙邊“三網一化”合作。“三網一化”是指合作建設非洲鐵路、公路和區域航空“三大網絡”以及幫助非洲實現工業化。2015年12月4日，習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峯會上再次申明，中非雙方要“以產能合作、三網一化為抓手，全面深化中非各領域合作”。當前非洲國家正處於經濟發展騰飛初期階段，尤其在工業化和基礎設施等方面有着巨大需求，而中國的產能、技術和市場則為非洲的工業化提供了堅實後盾。

(三)中國與拉美國家“3×3”新模式

2015年5月21日，李克強總理訪問巴西時表示，中方願意“重點以國際產能合作為突破口，推動中拉經貿轉型，打造中拉合作升級版”，並提出了中拉產能合作“3×3”新模式，也即：一是契合拉美國家需求，共同建設物流、電力、信息三大通道，實現南美大陸互聯互通;二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實現企業、社會、政府三者良性互動的合作方式;三是圍繞中拉合作項目，拓展基金、信貸、保險三條融資渠道。這一合作模式充分考慮了中拉雙邊合作的互補性特徵，能夠有效克服拉美國家的“去工業化”困境，解決該地區因過於依賴大宗商品出口所形成的經濟發展波動性和脆弱性。

(四)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1+1+1>3”新思維

2015年6月30日，李克強總理訪問法國期間，中法兩國政府發表了“關於第三方市場合作的聯合聲明”。中法兩國將以企業為主導，聯合在新興發展中國家開展市場合作，這在國際合作歷史上尚屬首例。當前的世界經濟體系已演變為雙循環經濟體系，一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形成了以產業分工、貿易、投資、資本間接流動為載體的循環體系;另一方面，中國又與亞非拉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形成了以貿易、直接投資為載體的循環經濟體系。中國處於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兩個循環體系的中間環節，其樞紐和聯接作用難以替代。“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實質，就是中國與發達國家聯手幫扶發展中國家，從而實現三方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這就是“1+1+1>3”的國際合作新思維。

三、國際產能合作三大主體

國際產能合作對於中國來説是一項系統性社會工程，其戰略目標的實現絕非一己之力和一夕之功能夠完成。從宏觀到微觀，國際產能合作的主體大致可分為國家、行業和企業三個層面。

(一)國家主體

所謂國家實力，鮮明體現為技術創新能力、工業生產能力以及各種生產性要素的有效配置。如今，隨着中國工業產能數十年來的持續快速提升，它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來開展跨境、跨區域的國際分工合作，並實現本土產業能力升級和再平衡。目前，中方在全球範圍內開展的各種雙邊、多邊經濟合作新機制及新平台的構建，均與產能合作有直接關聯。國際產能合作不僅考驗中國政府運籌能力，而且也在考驗那些產業對接國家能否把握與中國開展合作的重大機遇。

(二)行業主體

2015年國務院出台的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指導意見中，重點提到了鼓勵走出去的12類行業領域，也即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上述行業代表了中國政府最關注、最具市場競爭力的那些產業領域。不過，上述行業並非中國產能走出去的全部領域，而且行業的權重高低也絕非一成不變。目前，國內相關行業的商會、協會、諮詢單位、中介機構及法律財會類專業機構的海外市場輻射能力相當有限，它們為走出去中資企業提供的服務支撐不足，這突出體現為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單打獨鬥、惡性競爭以及諸多行事魯莽的海外投資失敗案例。未來，這些行業組織及社會社團需要通過搭建各種“共同體”來有效共享、整合各種專業服務資源。

(三)企業主體

企業是微觀層面具體的市場執行者，也是國家推行國際產能合作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中國的大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一直處於優勢地位，它們憑藉雄厚行業積累在國內外可以更便捷地獲得政策、金融、人才及其它各種資源的支持。不過，中國的中小企業更多代表了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它們是最具有創新活力和發展潛力的一個羣體，也寄予新一代創業者最多的個人夢想。不過，這些企業在面對海外具有極大差異的陌生市場時，在信息、資金、人才、風險等方面都遇有重大瓶頸。在這方面，中小企業需要通過更為靈活多樣的方式進行協同合作。比如，這些企業如果能夠通過集約方式落地於境外工業園區或經濟特區，那麼將是一個理想路徑。可以預見，在中國企業千帆相競的“走出去”時代大潮下，會有一批具有創造力、領導力和國際視野的明星企業脱穎而出。

四、國際產能合作五大要素

近年來，儘管國際經濟增速放緩，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熱度一直不減。商務部統計，2015年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創下1180.2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值，同比增長14.7%，實現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連續13年增長，年均增幅高達33.6%。2016年3月，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會長陳元在“中國境外中資企業年會”上有過精闢評論，他説國際產能合作不是過剩產能轉移，而是全面參與國際競爭，把中國最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拿到國際市場上檢驗。總之，中國的國際產能合作目前正處於蓬勃發展的初始階段，下一步在走出去過程中還要特別關注以下五大要素。

(一)技術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沒有金剛鑽不攬瓷器活”，中國企業要想走出去，就必須擁有自身核心的競爭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技術實力以及背後的科技研發能力。如今，中國早已超越當初用500車皮日用品換購國外飛機的階段，這是一個技術為王的時代。像華為公司之所以能夠在全球市場所向披靡，其成功秘訣正是在於持續的科技創新和技術積累。

(二)品牌

市場上的顧客消費的不僅僅是產品和服務，從更深意義上説他們消費的是品牌。品牌代表了一個產品及企業在消費者心目的全部形象，荷載了該企業的全部信息。一個名牌的誕生，一定是來自嚴苛的品質管理和持之以恆地市場努力，併成功歷經了時間考驗。2015年12月，世界品牌實驗室發佈了2015年度 “世界品牌500強”排行榜，其中中國品牌在佔有31個席位。不過，在這些上榜企業中，除了華為、聯想、海爾、百度、阿里等屈指可數的企業為非國有企業之外，其它大多都是金融、能源、電信等戰略壟斷領域的國有企業。這也側面説明，中國品牌尤其那些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民族品牌的國際化之路還很漫長。

(三)創新

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從我國產業發展現狀看，搶佔國際競爭制高點，迫切需要提升科技和產業的創新能力。進入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格局深度調整，新一輪工業革命方興未艾，主要大國都在強化創新。比如，美國推出再工業化戰略，德國實施工業4.0戰略。而發展中國家奉行低成本戰略，我國低端製造業市場面臨極大壓力。我國只有通過科技創新，向產業中高端攀升，才能突破雙重擠壓，贏得競爭主動權。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又提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更是突出了創新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作用。

(四)經驗

中國企業走向海外面對的是一個全新和陌生的市場，儘管如今的跨境商務交往更加便捷頻繁、信息資訊的獲取更為豐富多元，但整體而言，中國企業關於海外市場拓展的一線知識和經驗仍然明顯匱乏。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是境外資本和國際產能不斷輸入的一個時期;如今，中國的產能輸出又構成了一個逆向循環。中國企業以這些一流的海外跨國企業為師，快速積累起國際從業經驗，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彎路。海外商務經驗的積累，不僅對企業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也是對我國的智庫、教育、培訓類社會機構提出的更高要求，這些機構需要為我國大批高素質國際人才的儲備和培養髮揮重要作用。

(五)“綠色”

綠色意味着生態、環保、可持續發展，在我國“十三五”規劃中，政府已經意識到生態環境正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和瓶頸制約，綠色目前已成為“十三五”的主色調，處處體現綠色發展、生態文明建設和環境保護的要求。在海外，綠色環保的理念一直被髮達國家和很多發展中國家所看重，它們在環評和懲戒等方面力度非常大。在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綠色原則應成為中國所有走出去企業所秉承的基本理念，這也是新形勢下對中國國際產能合作的新要求。

總之，中國的國際產能合作是時代發展的大趨勢，是中國企業進入全球市場的主要載體和通道。國際產能合作大道需要一磚一瓦的建設，中國企業唯有依靠自身真功夫才能去打拼天下。在可見未來，許多有志向、有作為的中國企業將在國際產能合作進程中來完成由本土企業向國際企業的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