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外交學者”神秘面紗:日媒應學習其氣度
【環球時報赴日本特派記者 邢曉婧】不知從何時起,一個名為“外交學者”(The Diplomat)、國別屬性顯示是“日本”的英文媒體,在中文圈知名度陡增,越來越多的中國媒體翻譯和引用它的文章。“你知道這個媒體嗎?”“聽説是反華中國人在日本辦的,真的嗎?”作為一名負責報道日本事務的媒體人,《環球時報》記者經常面臨這樣的提問,但不知如何作答,因為“外交學者”的確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記者曾專門請教過研究日本問題的學者,以及在該媒體上發文的作者,均不甚了了。通過網絡搜索發現,它還被翻譯成“美國《外交官》雜誌”。日前,記者走進這家媒體位於東京的“總部”。意外的是,其澳大利亞籍總編輯明確表示,不認同外界稱其“日本媒體”。
頗具“黑幫”氣質的總編,稱不上總部的“總部”
從東京城鐵山手線惠比壽站走出,步行1分鐘,看到一個賣日式小吃的小攤兒,旁邊是一棟8層寫字樓。大樓灰色外表,很不起眼,門口鐵牌上寫着“惠比壽MF大樓”。《環球時報》記者走進大樓,直奔7層的Trans-Asia公司。步出電梯,前台有一部電話,按“0”説明來意後,一名日本女性把記者帶到會議室,並端來一杯冰鎮星巴克——通常日本人會給來客沏日本茶。會議室的牆壁上黑白大方格交相輝映,跟喜愛純白牆壁的日企很不同。
記者剛坐下,就有人敲門而入,正是Trans-Asia公司的CEO傑姆斯·派馳,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外交學者”總編。傑姆斯一臉絡腮鬍子,身材魁梧,深藍色條紋襯衫搭配黑色西裝,往那兒一站頗具震懾力。記者不由得腦補了一個情景——給他戴條金項鍊,加入山口組也毫無違和感。
“傑姆斯先生,雖然你我是第一次見面,但‘外交學者’早已是環球時報的老朋友了”,記者寒暄道。傑姆斯聽後哈哈大笑。在之前的預約郵件中,記者提到中文媒體對“外交學者”關注頗多。
記者眼前的Trans-Asia公司就是“外交學者”的總部,其1/4員工在此辦公——總編傑姆斯和網站設計師史蒂芬,另外6名正式員工都在美國。也可以理解為“外交學者”根本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就連會計都是和Trans-Asia公司共享。記者在這裏幾乎看不到絲毫與“外交學者”相關的標識。
時光倒回至1989年,時年21歲的澳大利亞小夥傑姆斯·派馳剛從財會專業畢業。彼時,北半球的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這讓來自小城珀斯的傑姆斯心動不已,覺得那裏應該很有趣。於是他隻身來到日本,在東京一所語言學校學習日語。當時英日互譯的需求很大,這讓傑姆斯看到商機,本來只想待6個月的他在1990年成立翻譯公司Trans-Asia,後來娶了日本妻子,有了3個孩子,從此定居日本。
2006年,傑姆斯的一位朋友找到他,向他借錢。這位朋友和另外兩名澳大利亞人於2001年創辦了一份雙月刊雜誌,總部在悉尼,2002年首次發行,即《外交學者》。但雜誌經營狀況很不好,因此傑姆斯的朋友向他求助。傑姆斯的態度是“可以買,錢不借”。他的朋友起先不同意,一年半後實在撐不下去。2007年年底,《外交學者》易主,2009年,傑姆斯將其辦公室轉移到東京。
日本媒體?“不,這不對”
“外交學者”的英文是“The Diplomat”,也有“外交官”的意思。據《環球時報》記者瞭解,規範和統一譯名的新華社譯名室之所以以“外交學者”命名,依據的是“譯名從主”原則,該媒體網站上以前有過“外交學者”幾個漢字。屬地寫“日本”,是因為它的總部在東京。由於該媒體自稱“The Diplomat Magazine”,一開始(2011年5月)的譯名為“日本《外交學者》雜誌”,後來考慮到它只是一個網媒,2014年4月改為“日本外交學者網站”。
“外交學者”和“外交官”在日語裏的漢字和意思與中文一樣,記者用日語詢問傑姆斯是否知道在中文裏被翻譯成了前者,與他的初衷是否一致?他表示沒有意見。記者又問:被視作日本媒體呢?他卻直截了當地回答道:“不,這不對!”
“當時(2007年)不是收購雜誌社的好時機。”傑姆斯説,互聯網走向繁榮,讓讀者的閲讀習慣發生變化,第二年的“雷曼衝擊”導致《外交學者》雜誌的廣告業務受重創。一邊是澳洲高昂的印刷費,一邊是拉不到廣告的現實,這讓傑姆斯陷入窘境。他開始頻繁往返東京和悉尼。2009年,因過度勞累他甚至昏厥入院。然後,在奧巴馬正式就任美國總統那天,他的小女兒出生了,這讓他做出決斷——關掉悉尼辦公室,轉戰東京;同時轉型在線雜誌,降低成本。“這只是一個生意上的決定,因為我的家庭和公司都在東京。”
“外交學者”有中亞、東亞、大洋洲、東南亞等十餘個頻道,分經濟、政治、外交、安全等不同領域,並有“中國力量”“亞洲防務”“東京報道”等欄目。上面的文章,作者不同,讀者各異,導致對這個平台的判斷和解讀大相徑庭。傑姆斯説,美國人讀了中國學者寫的文章,會感到“外交學者”偏向中國政府;中國人讀了鷹派美國人的文章,會批評“外交學者”不客觀。複雜的背景和頗具看點的文章逐漸引發外界對“外交學者”的種種猜測,比如“中國政府在美國創辦的”“反華中國人在日本創辦的”“中央情報局創辦的”等。
“我是澳大利亞人,對‘外交學者’享有100%的權利,沒有任何美國、中國或日本的力量參與”,傑姆斯説,“我們的目標是提供平台給不同的人發聲。”
傑姆斯對外界的誤讀有所瞭解,有時會有讀者留言説他們拿了日本政府的錢,他會回覆説:“好好看看我們是怎麼寫日本政府的,很明顯我們不是日本媒體。”“我們無法控制這些,到現在還有人認為奧巴馬是在肯尼亞出生的呢,你能怎麼辦?或許説‘外交學者’是亞太媒體更好吧。”
他眼中的“中國觀點”,中國學者眼中的它
“外交學者”有三四十名固定作者,數百名非固定作者,分佈在不同國家,其中30%至40%在美國。和多數英語出版物一樣,由於語言障礙,雖然總部在東京,“外交學者”沒有一名來自日本且住在日本的作者。而為數不多的中國學者是其一道風景線,比如沈丁立、陳定定、金凱等。
在1個小時的訪談中,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陳定定被傑姆斯反覆提及。“我認為,陳定定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代表了中國觀點”,傑姆斯説,“當然,他寫的很多文章我不認同,但我認為至少要去了解。就像對待中國一樣,比如在南海問題上,我確定‘外交學者’和中國的觀點不同,但可以先了解,再討論,和而不同。”
陳定定7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説,他大概每週在“外交學者”上發表一篇文章,兩年來已發表100篇左右,其中9成是關於亞洲和中國外交,涉及中國內政的大概有十幾篇。他説,他以前就對“外交學者”比較關注,而且全世界很多學者對它都很關注。“2014年的時候,‘外交學者’招聘專欄作家,專門就亞洲安全問題撰寫稿件,用意是不僅刊登西方學者的文章,更希望多發表中國學者的看法,多聽來自中國內部、中國的聲音。我認為這是非常有遠見的做法。”
陳定定説,“雖然我們的觀點也有分歧,但編輯不會干擾,最終刊登的文章基本能原汁原味地反映作者的觀點。以前我試過和其他媒體交流,但他們的心態不夠開放,不太願意接受。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日本媒體,但它的氛圍開放,一般的日本媒體沒有這個氣度,應該讓日本媒體好好向他們學習。”
中國學者邱稚博最近半年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期間,在“外交學者”上發表了數篇文章。她認為,這是一個智庫類媒體,是國際關係領域比較廣泛閲讀的資訊平台,像中國政策方面的文章,很多國內外學者都會閲讀和援引。
邱稚博説,與她保持聯繫溝通的是“外交學者”在華盛頓的編輯香農·蒂耶齊。在她發表的數篇文章中,多是投稿,也有約稿合作——一篇有關特朗普中國政策的。“編輯通常比較尊重作者的本意,很少做大面積修改,有時會依據(電子)版面做適度刪減。”
今年可能改姓“美國”
“外交學者”選擇稿件有幾個標準,比如“多元”——比起報道美國,以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為主題的稿件更受青睞;比如“專業”——在某一領域有所建樹的作者往往被看成合適人選。轉型7年來,越來越多質量不錯的文章出現在“外交學者”網站上,令其知名度顯著提升。但與主流媒體相比,它仍有些“微不足道”。
前不久,《環球時報》記者在夏威夷參加美國東西方中心主辦的一個媒體交流活動時,特意詢問有關“外交學者”的事,結果來自華盛頓等地的美國記者均表示“沒聽説過”。記者詢問日本學者,他們也表示“聞所未聞”。只有來自澳大利亞的記者對“外交學者”很熟悉。
在中國,“外交學者”常因其“日本”屬性受到更大關注,但不少學者認為這個媒體並“不入流”。當然也有日本問題專家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該媒體上的多數文章以現實主義思路分析國際形勢,就其特點而言明顯不是典型的日本媒體,其聲音相當多元,和當下日本媒體日益自閉的傾向明顯有別。
記者在專訪傑姆斯時,向他提及這些細節時,他表示不敢相信華盛頓的記者竟然沒聽説過“外交學者”,“不知道他們每天讀些什麼。”傑姆斯説,通過某些渠道獲取的信息顯示,“外交學者”在華盛頓“很出名”。“沒關係,我們不是(英國)《經濟學人》。我們很小,只是通過良好的經營使我們看起來大些。”
事實上,所謂的“良好經營”沒能給“外交學者”帶來經濟實惠,用傑姆斯的話説就是“這是一門卓越非凡的生意,可惜在財政上不是”。尤其對於在線雜誌來説,誰都喜歡免費的東西。
“外交學者”的當務之急是實現財政獨立,不再依附於Trans-Asia公司。在日本,“外交學者”可以從Trans-Asia公司“蹭辦公室、蹭員工”,節省不少開銷,可英語普及程度之低使他們很難開拓日本讀者羣,拉到日本廣告。
在採訪快結束時,傑姆斯説,他打算在美國註冊一家公司來運營“外交學者”,順利的話可能今年搬到華盛頓。“那時就是美國媒體了,不過它始終歸澳大利亞人所有。”他還打算加強對體育、藝術等領域的報道,讓這個平台更多元。但他表示,不希望“外交學者”成為反映“華盛頓思想”的美國媒體的一員。可那樣一來華盛頓會高興嗎?這個目標能實現嗎?一切都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