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中國經濟外交新戰略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趙晨 黃萌萌

中國經濟經歷了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目前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由中低層次向中高層次奮力爬坡的關鍵階段。近年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絕不可能一帆風順，它面臨着來自國際與國內層面的重重挑戰。在此背景下，我國提出“一帶一路”經濟外交新戰略，力圖以新思維和新方法破解難題，以改革促發展，以新形式的開放促繁榮。

一、中國經濟發展的國內外挑戰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如今已成功融入了世界經濟。現在不僅是諸多跨國企業的總裝基地和生產基地，同時也通過完善生產鏈，將自己建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然而，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瓶頸期。中國雖然已成為“世界工廠”，但優勢集中在中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隨着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這種優勢地位將很快消失。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陷入困境，美歐國家領導人也意識到產業空心化、金融泡沫化所帶來的問題，因而大力提倡“再工業化”。同時，它們對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的防範心理越來越強。西方要求發展中國家按照其制定的新標準進行國際貿易，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經濟體，我國未來將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中國經濟曾長期處於較低技術水平階段，中國過去創新的方式是通過大量引進外資，吸收和消化外來技術，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但是隨着中國技術在很多領域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原有創新方法遇到越來越多的阻力。西方不可能向中國轉讓最尖端的技術，中國引進西方技術的渠道收緊。在市場方面，中國產品外銷的主要市場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但隨着發達經濟體陷入困境，中國企業要繼續大踏步走向世界，就必須開發新領域和新市場。

二、中國經濟外交新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

面對上述國內外挑戰，中國經濟外交需要積極應對，我國提出經濟外交新戰略,其工作重點在於：1.建立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避免大國對抗；2.積極參與國際經濟體系治理與改革；3.通過 “一帶一路”倡議加強地區經濟合作。

首先，中國對外貿易與投資無法單純依靠發達國家市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產品主要銷售市場是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然而，在當今世界經濟形勢下，中國需要在中東、中東歐、非洲以及周邊國家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儘管有些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購買力較弱，銷售額相對較小，但未來發展潛力巨大，其市場可能成為未來的新興市場。“一帶一路”倡議的沿線國家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可以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合作進一步發掘其巨大的市場潛力。

其次，“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合作交流，以經促政，對於打破發達國家貿易壁壘，減少歐美經濟新規則對於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具有重大價值。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體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通過經貿、貿易以及投資等手段，能夠形成“一帶一路”集團。發展中國家團結一心，可在與發達國家博弈中形成集團優勢，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制定世界貿易與經濟新規則。

三、“一帶一路”倡議是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有力補充

“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開放性與包容性，它不是目前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替代品，而是增加了現有國際經濟秩序中的發展中國家立場和聲音，可以鼓勵具有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共同參與、推動國際經濟體制改革，形成更公平、更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

首先，中國經濟外交新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並非主張與發達國家隔離，也不是要打破現有國際經濟體系。而是希望與沿線國家一道，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經貿合作，更多地參與國際經濟治理，並非強制輸出中國意識形態與中國模式。

除發展中國家外，歐盟同樣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合作伙伴。以德國為例，《中國製造2025》和《德國工業4.0》的戰略對接，便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德國的具體實施。《德國工業4.0》旨在融合信息技術與製造技術，實現生產靈活化與智能化，而中國是製造業大國，現階段是目標是轉型升級成為製造業強國，實現智能化生產。中國有大數據、雲計算等信息技術優勢，而德國則擁有先進的智能技術以及電子製造技術，雙方合作可以實現“強強聯手”，優勢互補，提升雙方技術和經濟實力。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由於中歐在市場準入與行業規則等領域的異質性，歐洲期待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更加透明與開放。為此，我們也應不斷推動中歐高層互訪，加強中歐智庫合作與交流，搭建人文交流平台，闡釋“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含義，發揮外交對經濟發展的正面促進作用。

其次，發達國家擁有技術優勢，中國擁有一定的資金優勢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強項，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上述三方可進行有機結合。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成立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典型案例。AIIB成員國不僅有中國、亞洲發展中國家，同時還有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發達國家的參與。因此，它並非“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而是促進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的重要步驟。此外，亞投行借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國際開發性組織的現有標準以及成熟運作經驗，也有力消除了西方發達國家的誤解和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