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海秋：英國脱歐，歐洲的喪鐘已經響起

*新加坡《聯合早報》7月6日文章，原題為《歐洲的喪鐘響起》*6月23日，作為歐盟的三駕馬車之一的英國，以全民公投的形式退出歐盟，作為一體化全球樣板的歐盟，遭遇歷史性的重挫，歐洲的喪鐘已經響起。

示範效應不容小覷

冷戰結束後，歐盟歷經兩次向東擴張，新納入的大多是社會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這些國家入盟的直接動機是獲取經濟援助，搭上經濟快車。但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在歐洲的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擊碎了這種“大鍋飯”似的願景，部分國家或民眾由此萌生退意。此外，中國“一帶一路”延伸至歐洲，亦對這些國家形成了拉力。

禍不單行。歐盟如今遭遇的還有“高級政治”危機。弔詭的是，這種“高級政治”危機表現得不那麼“高級”：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這兩大問題同步爆發，使得歐盟的一體化進程受挫：難民的湧入，使得申根協定國家間虛擬化的國界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強化的邊境管控。歐盟各國對難民問題的分歧，更是公開且難以調和。法國和比利時遭遇大規模恐怖襲擊，其餘歐盟國家提供的只是廉價的聲援，但法國人和比利時人遭遇的卻是觸目驚心的殺戮和血腥。

由此，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問題，使得國家(歐盟各國)向超國家組織(歐盟)讓渡權力的問題被凸顯：安全權力的讓渡使得邊界虛擬化，而邊界虛擬化使得難民和恐怖分子自由流動，帶來巨大的安全挑戰。事實上，戰後的歐洲，從分裂走向一體化，再從多極化格局中重要的一極重回“碎片化”的老路，這與歐洲長期四分五裂的歷史是吻合的。

社會經濟領域的合作曾經是歐盟最主要的成就，而如今歐盟面臨着重大危機，經濟復甦緩慢，難民危機深重，反恐局勢嚴峻。由此，退出歐盟，閉關鎖國，獨善其身，成為部分歐盟國家可能的選擇，亦可視為英國退出歐盟的外溢效應。

歐洲正在遭遇文明的衝突

美國已故著名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教授曾提出“文明的衝突”。面臨持續的穆斯林移民以及難民的大規模湧入，使得歐洲今天正在遭遇文明的衝突。

*首先，歐洲的人口結構將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目前，無論是退出歐盟的英國，還是心生退意的法國，抑或舉棋不定的德國和其他國家，都擁有大量的穆斯林移民和難民。據估計，歐盟已有約5000萬穆斯林移民和難民。與歐洲普遍的晚婚和低生育率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穆斯林結婚早，生育率相當高。歐盟有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九個國家人口負增長，而穆斯林羣體卻增長迅速，此消彼長的態勢極為明顯，歐洲人口的結構性變遷已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歐盟將難民輸出到土耳其的計劃，亦將因土耳其頻發的恐怖襲擊而泡湯。

*其次，歐洲的信仰結構將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與其他主要宗教迥異的是，伊斯蘭教是入世的宗教。對於穆斯林來説，宗教不僅僅只是信仰，而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集體記憶和認同基礎。隨着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加，伊斯蘭教在歐洲異軍突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洲基督教的衰落：一百多年來，基督教徒的增長率趨近於零，基督教徒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基督教各大宗派會友人數逐年下降，許多教堂被迫出售甚至改造為清真寺，等等。

由此可見，在基督文明的核心區域歐洲，基督文明的衰落已成為歷史趨勢，而伊斯蘭文明的興起已成為時代潮流。亨廷頓教授斷言，“衝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而宗教是文化的內核，他也正是據此劃分文明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歐洲的此消彼長，正是他所預言的文明的衝突。

*第三，文明的衝突已經在歐洲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和安全等層面凸顯。*大規模的穆斯林移民騷亂已在巴黎等地爆發過多次，針對穆斯林羣體的騷擾事件則隨時上演;穆斯林被迫從事“骯髒”和“低賤”的職業，長期處於社會經濟邊緣;先知漫畫事件、頭巾事件、沙爾利週刊事件先後爆發，並有較強的極端化趨勢，即殺戮和爆炸;反移民政黨日益強大，排外主義悄然興起，納粹種族主義餘孽沉渣泛起，極右翼勢力迅速崛起;獨狼式恐怖襲擊防不勝防，而伊斯蘭國、基地組織等遙控假扮難民的恐怖分子，伺機而動，恐怖襲擊事件一再發生，仍將發生。

不文明的衝突

亨廷頓教授亦曾經斷言，“各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從當今歐洲面臨的穆斯林移民和難民問題來看，他的判斷是不準確的;從“不文明的衝突”來看，他的預言卻得到了印證。

所謂“不文明的衝突”，指的是與“文明”沒有密切關聯的衝突，尤其是當今歐洲所面臨的地緣政治摩擦與衝突，以及歐盟內部的失衡。目前，這種衝突主要表現為歐亞大國俄羅斯與歐盟/北約之間的衝突，以及歐盟內部的失衡。

今年2月初，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與俄羅斯東正教主教基利爾在古巴聚首，實現了基督教兩大派系之間的“千年會晤”。千年會晤固然可喜，但不能掩蓋俄羅斯與歐洲之間千餘年來的爭鬥和傷痕，更無法掩飾當今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對立與對峙。

歐盟和北約東擴吞噬的是俄羅斯經營數百年之久的戰略緩衝地帶，而歐盟對烏克蘭的支持與對俄羅斯的制裁，延續的仍然是對俄羅斯的咄咄逼人的戰略態勢;北約高調重整軍備，進行大規模軍演，抵近俄羅斯邊境部署導彈系統，磨刀霍霍，令北極熊極度不安。至此，冷戰結束後俄羅斯與歐美之間積累的戰略互信化為烏有，如2015年4月18日劉軍在《聯合早報》發表的《2015：普京還好嗎？》中所説：“一道新的柏林牆，已經在俄歐之間悄然豎立。”

在這道帷幕的兩側，歐盟和北約會繼續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而重壓之下的俄羅斯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機——歐盟自身陷入危機之中。繼續抗爭甚至提高調門，是與歐洲纏鬥千年的俄羅斯的必然選擇。與直接吞併克里米亞半島不一樣的是，俄羅斯未來可能會採取某些手段支持歐盟的分裂。畢竟，分裂的歐洲對於俄羅斯可謂“人畜無害”。

“不文明的衝突”，還表現為歐盟內部的失衡。內部失衡主要表現在社會、經濟、族羣和政治維度上。從社會角度來看，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所言，“東德”和“西德”之間仍然存在這一堵“無形的柏林牆”;“新歐洲”與“老歐洲”更是涇渭分明。

從經濟角度來看，盧森堡、愛爾蘭、德國等富國的人均GDP，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克羅地亞等窮國的數倍，葡萄牙即將淪為發展中國家，希臘則已破產。從族羣的角度來看，穆斯林與歐洲各族羣“老死不相往來”，本地人與來自各地的移民互不待見。從政治上看，近年來歐盟在經濟問題、移民問題、安全問題上舉步維艱，難以形成統一的聲音。

歐洲的喪鐘已經響起。如果説“文明的衝突”是歐洲衰落的掘墓人，“不文明的衝突”是歐洲衰落的抬棺者;那麼，英國退出歐盟，則是為歐洲的衰落拋下了第一鏟墓土。（作者是雲南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