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新論：用記錄儀助推執法文明共識

視音頻記錄下的事實，對於防止警察權力濫用、維護行政相對人權益的作用自不待言，然而，只要在合理限度內，它對警察執法同樣是一種保護

執法之難，難在權威性與規範性的平衡。據報道，公安部日前出台了《公安機關現場執法視音頻記錄工作規定》，讓這一問題再度引起關注。根據規定，公安機關接受羣眾報警、當場盤問檢查等6種現場執法活動時，應當進行現場執法視音頻記錄，而且要全程不間斷記錄。這些細化規定，為公安執法規範化指明瞭路徑。

對執法進行全過程記錄，是加強公安執法公開和執法規範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及建立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2015年以來，公安部也要求各級公安機關實現對執法活動的全程記載，確保所有執法活動都可回溯式管理。

然而，這一規範性要求過去更多停留在制度層面，相對缺少現代化的技術手段規制，加上各地的執行力度不一，導致人們對執法過程的公平性產生了一些質疑。一段時間以來，發生了多起與警察執法有關的案件，執法記錄儀的問題成了公眾關注的焦點。正因此，提出現場執法必須進行視音頻記錄的硬性約束，對進一步規範公安執法具有示範性意義。

不可否認，出台這一規定，一方面是因為人民羣眾的法治意識在提升，社會輿論的監督也隨之加強；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執法過程中的權力濫用。然而，我們更應當跳出衝突視角，全面看待這項規定出台的意義。

當今社會，面對種種新矛盾、新問題，公安執法服務客觀上存在一定的擴張需求。而這方面的擴張，需要以執法的規範性來平衡，通過提升公開透明度，約束警民雙方行為、維護雙方權益。從這個角度講，強化視音頻記錄，首要目標是保護執法所涉事實。在現實的司法裁判過程中，只能拿證據説話。在不可逆的執法過程之後，通過執法記錄儀現場固定的證據越充分，越有助於公眾還原當時的事實，減少不必要的猜疑與衝突。

視音頻記錄下的事實，對於防止警察權力濫用、維護行政相對人權益的作用，自不待言。然而，只要警察執法在合理的限度之內，這對他們同樣也是一種保護。規範執法和保障警察權益，並不衝突。去年《刑法修正案（九）》中設立“襲警罪”，正是出於對警察權益保護的考慮。

從當前的現實看，這一規定在維護社會公正、搭建警民溝通渠道方面的效果，會大於對警察權力濫用的限制。近期一份調研報告顯示，關於社會矛盾的來源，百姓日常糾紛所佔比例最高，約為64.5%，而警察濫用職權引發的社會矛盾，所佔比重卻相對較低。另外，89%的民警認為，警察權益受損，與公安執法能力的削弱“有直接聯繫”，認為“不影響”的僅佔3.7%。讓現場執法視音頻記錄規定落到實處，還需要不斷出台一些配套措施，促進當事人合法權益和警察正當執法權的平衡。

完善公安執法權力運行機制，不僅要解決執法不嚴格、不規範、不公正、不文明等突出問題，更重要是確保執法權力在法治軌道和制度框架內運行。只有包括警察和公眾在內的全社會，對執法文明形成更多共識，才能共同推進我國的法治化進程。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6年07月07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