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跳出西方標準國家安全觀

國家安全觀指在某一時空環境下，個體或羣體對自身國家安全狀態所形成的某種約定俗成的看法和認識。

國家安全觀的形成，離不開對於國家利益的認知，也少不了對於威脅來源的判定。整體而言，當今有關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等知識，具有顯著西方特色。從淵源和發展脈絡看，1648年之後形成的當代國際體系是從西歐開始向全球蔓延而形成的。在此過程中，西方自我中心主義的國家利益觀成為思考和認識國際體系行為模式的基本框架，採用這種框架的認知和思考，被定義為“理性的”，而與之不同的，則多少被認定為“不理性的”。

知識和觀念可以被定義、修改和塑造。在內在利益的驅動下，西方可以通過對歷史材料的裁剪，以及對歷史現象的選擇性講述對觀念進行修改和塑造。而某種特定的偏好，或者政策選擇支撐了這種講述。對中國近代史的講述，就可以清晰地呈現出不同建構與偏好：與常見的將1840年之後的歷史界定中國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義入侵的框架不同，有其他框架將鴉片戰爭解釋為“中國欺負西方之後的必然結果”，將1840年鴉片戰爭的起點歸結為若干代前乾隆皇帝要求英王特使下跪。儘管通過查閲鴉片戰爭的英國外交檔案很容易發現，對中國出口鴉片以平衡貿易赤字，以及維護鴉片貿易的鉅額利潤才是支撐當時英國政府政策的具體動機，但這不妨礙“中國欺負西方”的解釋框架藉助新媒體大量傳播，因為只有將中國定義為加害方以及普世價值的拒斥者，才能站在“捍衞中國國家利益”的高度，兜售看上去反事實的後續解決方案。

美國也在不遺餘力地用各種方式塑造中國民眾的國家安全觀，並已初見成效：在斯諾登事件中，有來自中國的聲音持比美國民眾更愛美國的立場，痛斥其為叛國者。在中美網絡戰略博弈中，有中國的網絡安全從業人員遵循美國政府的標準，要求中方主動放棄網絡空間正常的情報蒐集活動，以免損害籠罩在全球網絡空間利益名義下的美國國家利益。

上述現象，意味着對當前中國來説，塑造與時代相適應的國家安全觀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這將有助於凝聚和塑造支撐中國採取戰略行動的民心和士氣，在國內三期疊加、國際風雲變幻的複雜環境下，確保各項重大的戰略決策獲得足夠支持。

對中國來説，要塑造的國家安全觀，取決於對當今世界複雜性、不確定性的深刻認識。相比從1648年以來，國際體系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至雅爾塔體系的轉變，1991年蘇聯和平解體之後塑造的後冷戰體系是一個複雜的二元體系：一方面，大量傳統國際體系的特徵，包括強權政治、無政府狀態、以硬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偏好等，仍然持續充斥其中。另一方面，客觀上確實出現了需要超越自我中心主義才能有效解決的全球問題，大國之間的戰略合作與複雜博弈也日趨成熟穩定。

中國要構建的國家安全觀，需要兼顧衝突與合作，關注挑戰與機遇，對自身實力發展與推進大國合作之間的複雜關係形成比較全盤的把握。《國家安全法》的出台，以列舉和描述的方式框定了中國綜合國家安全的邊界，這是非常重大的一步。但後續的問題是讓民眾不僅能夠形成正確的國家安全觀，而且還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它去分析、看待國際事務，遵循中國標準，而不是美國標準，去形成和表達相關偏好。(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