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漲幅要與勞動生產率提升相協調

國內勞工工資的增長，劃出了一條前十數年漲幅過慢，後七八年又漲幅過“猛”，以至於這兩年又不得不暗踩剎車的非理性曲線。如此忽冷忽熱，短時期問題不是太大，時間一長，勞動力供求關係勢必出現扭曲，整個經濟和社會都得為此支付代價。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天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邀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信長星介紹上半年就業形勢。在回答記者關於工資漲幅為何明顯趨緩的問題時，信長星提出，應適度放慢工資調整頻率來保持競爭優勢。

漲工資是所有勞動者永恆的期待和訴求，多數情形下，企業主尤其是民營企業主，都或多或少缺乏漲工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市場經濟條件下，調和勞資雙方圍繞工資產生的矛盾，通常有三大途徑，分別是勞動力供求關係、政府幹預、輿論引導。在國內，近年間又新添了“機器換人”途徑，這正成為民營企業主緩釋和“規避”漲薪壓力的首選舉措。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國內勞工工資的增長，劃出了一條前十數年漲幅過慢，後七八年又漲幅過“猛”，以至於這兩年又不得不暗踩剎車的非理性曲線。如此忽冷忽熱，短時期問題不是太大，時間一長，勞動力供求關係勢必出現扭曲，整個經濟和社會都得為此支付代價。這既是經濟運行規律亦是社會運行規律，長期違背規律，出問題是必然的。

工資漲幅過慢，傳統制造業和傳統服務業賺錢容易，刺激資本過量擴充生產和供給能力，超越正常發展階段和發展節奏，提前吸納更多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務工。長此以往，它必伴生兩大矛盾：其一，勞動力階段性供大於求，資本相對勞工更加強勢；其二，低僱工成本刺激生產與服務，造成製造業和服務業出現結構性“過早過剩”；其三，導致金融資本投向出現紊亂和錯位，最終釀成巨量結構性金融壞賬。以至於今天整個國家，不得不為去過剩、去庫存、去槓桿支付沉痛代價。

問題在於，儘管中國人口世界第一，但勞動力供給卻不是無限的。在2007年前後，勞動力由供大於求向供不應求轉變的轉折點終於出現並逐年加劇，各類僱主不得不連年大幅漲薪來應對用工荒。然而，同一時期，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產能過剩仍在加劇，利潤被不斷攤薄，而僱工成本卻繼續剛性增長。這“一降一增”，從兩頭擠壓企業利潤。由於政府税收與企業利潤正相關，企業日子難過了，政府日子也跟着難過，收過頭税和增加費負就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不二選項。於是，對企業的雙向擠壓就演化為“三向擠壓”，企業的日子就更加難過。

擠壓到一定程度，終於有企業扛不住了。於是，又出現了兩種令全社會措手不及的情形：第一，部分僱主把廠子賣掉移民國外或選擇國內宜居城市過早當起了“寓公”；第二，部分僱主則把廠子遷移到了用工成本低廉的東南亞和南亞。如此一來，穩增長既要面臨去過剩的明挑戰，還得直面關廠或產業資本外流的暗挑戰。

然而，產能過剩可以關停並轉，但工資一旦漲了上去，要想再調下來，尤其是對低端勞動力而言就非常困難，產業層次越低，僱主越不敢這麼做。於是，部分是從前年起，整體是從去年起，傳統制造業和傳統服務業的僱工工資增幅已開始趨緩。包括上半年，迄今只有6個省區上調了最低工資。事物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都是有慣性的，在政府已然喪失對勞工工資作行政干預的現狀下，工資增幅趨緩的狀況還將持續一定年份。

“十三五”時期，政府需要主導做好兩件事：觀念層面，引導全社會形成工資增幅與勞動生產力增幅必須保持大體平衡的理念；實務層面，要堅定不移使產業升級，大力發展新興產業。鑑於國情和勞動力結構特點，應長期保持相當數量的勞動密集型產（行）業，堅決糾正一些地方讓勞動密集型產業自生自滅的錯誤做法，該保留的務必保留並予以充分扶持。保障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充分就業，這對於每個家庭都是最基本的工資“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