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公務員雙休日”非奉獻屬侵權

“取消公務員雙休日”非奉獻屬侵權

背景：《勞動法》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公務員法》也規定公務員實行國家規定的工時制度，按照國家規定享受休假。國家法律在此，豐潤區下發與法律精神相牴觸的“紅頭文件”，顯然是下位法違反上位法的表現。發這種“紅頭文件”的負外部性明顯，公務員隊伍有怨氣，哪怕中心工作再緊，基本的休息權利也要保障，不能隨便剝奪。再説了，人不是機器，不休息好怎能好好工作？就算“雙休日”被迫上班，“五加二、白加黑”也會影響工作效率。公眾恐怕也有看法，雖然區委辦、區政府辦的出發點不錯，也沒有找羣眾的麻煩，不過公權力也要恪守法律底線，太任性不是好事。而且，朝令夕改，對公權力形象也更加不利。再説了，公務員的休假權利得不到重視，會不會在社會上形成不良的示範效應？譬如説企業。違反法律法規，亂髮“紅頭文件”是一種什麼性質的行為，僅僅“連夜取消”就行了嗎？要不要有人為此負責，或者出來稍微解釋一下？

*小蔣隨想：*真正的“特殊時期特殊處理”，人們都能理解配合。比如，近期一些地方發生洪澇災害，在抗洪搶險的關鍵時刻，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人民子弟兵必須對危險地段嚴防死守，確保百姓與城市安全。此時，有關人員不可能照常休假、按法定工作時間上下班。這既是有關方面與人員的職責所在，又是特殊時期的必須堅守。但是，“特殊時期”不是筐，不能把各種事情都往裏面裝，沒法拿“奉獻”作為侵權的擋箭牌。比如，一些地方為了搞具有政績色彩的活動，要求公務員“主動放棄”休假。還有，在本該讓孩子們快樂玩耍的兒童節，一些小朋友卻被安排在大太陽底下給某些領導演節目“慶六一”。這類事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妥，但迫於某些領導指示與“奉獻”高帽，許多人敢怒不敢言。更弔詭的是，兒童節賣力演節目的孩子，還要經過挑選，似乎是“榮譽”。這一方面折射出自以為是與任性要求的官僚意志，另一方面又藴含主動溜鬚與被動服從。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人們的權利意識開始強化，一些曾經不管不顧的權力不得不收斂。本例中，前腳發文後腳取消，説明發文者迫於輿論壓力的心虛。有必要指出，對這種亂搞，應有問責。

高校大幅漲學費，教育是搖錢樹嗎？

背景：近日，廣東和江西確定今年高校執行新的學費標準，內蒙古和海南也召開調整高校學費的聽證會。繼2014年天津、浙江、江蘇等10餘省份調整公辦高校學費後，或迎來新一輪高校學費漲價。有高校學費漲幅高達50%。

京華時報發表熊丙奇的觀點：對於龐大的行政開支，如果能精簡學校行政機構，不是既能推進學校治理改革，又能減少開支嗎？對於學校用於形象工程的開支，如果不再由領導拍板決策建設某些項目，而實行民主管理，不是可以節省大筆鋪張浪費的經費嗎？節流的同時，高校完全可以開源，即拓寬辦學經費來源，尤其是建立向社會募集資金的機制。只有在想盡辦法節流開源之後，如果學校還存在辦學經費緊張問題，方可提高學費標準。而提高學費標準，需要做到兩點，一是公開、透明、清晰核算生均成本，並得到師生和社會公眾認可；二是對學生分攤成本，規定明確的比例。目前高校的學費標準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偏高。以廣東為例，這次漲學費後，以收費較低的文科專業學費（6060元）計算，已佔到2015年廣東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858.9元的22%，佔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60.4元的45%。若按全國收入水平測算，這一學費標準則佔到2015年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的27.5%，佔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的53%，顯然都太高了。可見，各地在設定學費標準時，還應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參照。

小蔣隨想：高等教育不是義務教育，對學生收取一些成本費本來沒有問題。但是，成本怎麼算合理，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一些高校大規模圈地，貸款建“大學城”背上不菲的債務，首先涉及盲目擴張乃至資金浪費，這筆賬讓學生還合適嗎？再如，在行政化的高校裏，行政人員的崗位設置是否科學，是否存在機構臃腫與人浮於事的現象？這些不必要的成本有沒有進行剔除？還有，大學花錢是否接受了嚴格審計，教學與科研資金是否“跑冒滴漏”，可否厲行節約？高校動不動就想漲學費與不少景區總琢磨漲門票價格，似乎異曲同工。一些管理者往往不願從自身找“費錢”的原因並想辦法解決，而是總懷有多收費的衝動，甚至將教育資源和旅遊資源視為搖錢樹，不顧應當承擔的公益與社會責任。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社會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在涉及民生的領域動輒漲價，而且一些漲幅還頗為可觀，這是給社會與公眾增添負擔。發改委等主管部門以及負責價格聽證的代表理當認真把關。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