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修憲：大勢所趨，中國何處？

7月10日，日本國會參議院改選投票水落石出，在改選的121個議席中，執政聯盟自民黨和公民黨新增10個席位，使兩黨所控議席達到145個，加上另外兩個贊成修憲的右翼黨派席位，已超過全部242個議席的2/3。這意味着日本修憲已基本掃清法律障礙，除非修憲後被全民公決推翻。相對穩定日本社會輿情看，修憲已是大勢所趨，恐難挽回。日本擺脱和平憲法將引發連鎖反應，中國不得不早作打算，面對不同以往的強鄰。

日本的政治生態與民心背向需要重新認知和定位。儘管我們習慣性認為“民心不可違”，也堅信絕大多數日本人民熱愛和平反對戰爭，尤其反對重蹈軍國主義覆轍，殘酷的現實卻是，日本的民意代表主流集體右轉且已成常態，否則，不可能出現參議院改選修憲派反而得勢的結果。這個逆勢上揚的趨勢，比修憲派得勝本身更令人憂慮，也更值得我們反思觀察日本的慣性視角和線性思維。

儘管主要在野黨反對修改憲法第九條，緊急民調也顯示48.9%的日本民眾反對安倍任內修憲，甚至不乏自衞隊官員起訴安保法案違憲這樣的個案，但是，這都不是當下日本政治思潮的主旋律，而是側面呈現了日本多數人對世情與國情的真實態度。日本政治體制賦予安倍等修憲派“依法修憲”的便利，其實意味着日本多數民眾和政治精英接受或支持修憲，使日本重獲國家交戰權和集體防衞權，復歸“正常國家”地位。無論外界多麼不情願，必須學會換位思考。

日本修憲必然改變亞太軍力對比和戰略格局。日本修憲絕非止於獲得法理交戰權，而是意味着延續70年的軍力限制大突破和軍力建設大變革。以本土專守防衞為核心使命的日本自衞隊，不僅將正式更名為國防軍，還將擴充力量並完善不同軍兵種配置，形成以海空軍為主的構成複合型和攻守兼備型正規軍隊。棄絕防守反擊和近海作戰的有限職能，日本新軍將視國家利益之需而無所不往，甚至主動在全球任何角落先發制人。安倍早已將這一根本性深刻變革公佈於眾，修憲後必然逐步踐行。

經濟、科技和製造實力強大且潛力可觀的日本，保守追求是做亞太地區領導者，最高目標是參與世界的領導與治理，其對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孜孜以求，就足以證明其雄心勃勃，不甘久居美國屋檐下。地區大國向世界大國轉型，不可能滿足於軍事跛腳鴨，追求強大甚至超強軍力必然是日本後續努力方向。建設包括中遠程彈道導彈系統在內的戰略威懾力量，甚至利用東北亞核擴散態勢擁有核武器，即便不是日本近期圖謀，也將是漸進實施的腹案。亞太軍事格局和戰略平衡被打破，甚至更利於日本發展，恐怕不再是杞人憂天的臆想。

日美關係將進一步提升和密切。日本從曲線修憲到公開修憲，這是美國戰略再平衡的結果，甚至是美國公開鼓勵和暗中施壓的產物，意在扶植西方陣營的日本快速完成軍事擴容強體，彌補美國實力缺失，制衡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共同戰略對手。可預見的是，修憲後的日本將名正言順地充當“世界警察”美國的協管，至少在亞太地區發揮更突出的軍事作用。在共同目標和利益驅動之下，日美未來政治和軍事關係更加得到進一步強化，聯手縱橫亞太的軍事行動也會水漲船高。

軍事崛起的日本將構建更牢固的亞太朋友圈。合縱連橫，趨利避害，這是所有國家處理對外關係的基本策略和原則。修憲後的日本因其軍力大增以及日美關係更加牢固，無疑將提升其在亞太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眼下在安全上追隨美國的亞太小國，未來也許將更多合作空間讓渡給近鄰日本，進而增加它們與中國關係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換言之，中國今後與亞太國家打交道，不再是單獨或主要考慮美國因素，而是增加了繞不開的日本因素。受歷史恩怨與現實衝突的交替影響，中日關係未來的處理會更加棘手。

面對快速變化的日本內政外交和安全戰略，中國周邊戰略環境趨於惡化，面臨着兩強遏制和多國鑽營的不利局面。如果説在全球範圍內，中國處理好中美俄大三角關係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那麼，至少在亞太區域，處理好中美日“次三角”關係也變得重要而迫切。因此，在全力維護和營造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穩步向前的同時，如何全盤規劃和建設新型中日“一衣帶水”關係，也刻不容緩。（馬曉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