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勤：需要認清中國經濟的三個“新”

中國最新經濟數據公佈，市場反應平平，因為國際國內市場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充滿信心和準確的分析。

儘管中國的GDP實現了6.7%的目標，人們對於中國經濟能否繼續保持正常的發展速度有着各種不同的解讀。但是有一點是一致的：中國要繼續保持中高速的發展，必須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改革，必須加強經營體制領域的改革。

習近平在5月17日會見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時特別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國不僅能夠向世界提供推動經濟發展的物質動力，也應該能夠提供可供國際社會借鑑的理論和思想。因為，實踐出真知，經過35年的摸索和實踐，中國終於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指導：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中國的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上登上一個新的高峯。

我們都知道“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錯綜複雜，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無論是資本主義發達的西方經濟體，或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在為自身的經濟基礎創造出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即理論指導。一個“凱恩斯主義”就統治了西方經濟學數十年，是西方經濟長期不衰的精神支柱之一。然而，時代變化太快了，老的“凱恩斯主義”已經逐漸失去吸引力，被各種流派的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取代。特別是近二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供給側”攪拌成一種新式“沙拉”混上經濟學家們的餐桌，一度成為時尚或時髦的詞彙，被少數學者不厭其煩的重複提起，甚至被捧為新的理論經典，企圖用來指導或醫治中國經濟在複雜的世界經濟變化中面臨的各種不適。

事實證明，這些理論均不適合中國國情，自然不能用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和需求。於是，習近平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應時而生。

在2015年的中央財政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明確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構想。這個理論的提出是在長期市場調查和多方論證之後得出的結論，是深思熟慮思考的結果，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論證考驗。在12月21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進一步強調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向世界表明中國堅持改革的決心沒有絲毫改變。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的發展時機，這個時機不能再以速度為標誌，而是以質量和綜合實力均衡發展為主要目標的經濟政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唯一能夠實現這個改革目標的途徑。因為，它能夠適應中國面臨的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需求。儘管不少人把當前的“新常態”狹隘地理解為“經濟增速放緩”等消極因素，忽略了“新常態”中包含的真正含義。其實，我們所謂的“新常態”包括了已經長期存在於我國經濟發展體系中“需求側”和“供給側”之間的失衡，這個失衡直接導致了勞動關係，生產成本和國際貿易格局之間的再平衡，從而產生了“結構性”“梗阻”，阻礙和制約了經濟的順暢流動，自然會造成經濟發展乏力，甚至出現下滑的壓力。

美國在上個世紀20年代遭遇的大蕭條，誕生了“凱恩斯主義”的盛行。我們仔細分析美國當年的經濟狀況，可以輕易地得出結論：正是美國的“需求側”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供給側”並沒有及時補上這個短板，造成美國企業倒閉，大量失業，外貿萎縮，鋼鐵，煤礦和汽車製造三大產業發生斷崖式衰退。美國的“結構性需求側”和“供給側結構性”脱鈎所產生的“蹺蹺板”效應直接讓美國遭遇10年之殤。而耐人尋味的卻是當時的蘇聯的經濟卻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果：在30年代初，蘇聯已經成為當時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和美國的經濟實力相差無幾。如果研究蘇聯經濟發展的成功原因之一，是當時的蘇聯政府恰好採取了適當的“供給側改革”，給市場需求提供了一定的活力，所以使得蘇聯的經濟高速發展保持了二十多年之久。然而，蘇聯沒有能夠處理好“結構性需求側”和“供給側結構性”之間的關係，最終在上個世紀50年代被西方的發展遠遠的甩在了後面。

上個世紀美蘇兩者之間的競爭給我們留下了十分豐富和寶貴的財富。中國恰好採取了兩者之間的中間道路，在“蹺蹺板”兩頭的“需求側”和“供給側”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讓經濟能夠保持恆速均衡發展，不會產生上個世紀美國因忽略“供給側結構性”失衡，和蘇聯忽視“需求側”變革的失誤，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的“高速列車”創造了安全行駛圖。

中國發展的“新形態”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處於一個“新形態”，這個“新形態”是“新常態”下的正常體現。這個“新形態”就是“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有好，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改革開放向縱深邁進。”這句話的中心就是一個“穩”，這也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進入2016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證實了這個“新形態”的準確性，中國經濟改革沒有在減速的情況下發生方向性改變，而是採取更加穩定的措施向既定目標前進。2016年前幾個月的經濟增速依然保持在6.7%左右，令國際經濟感到放心，儘管世界經濟困難如故，但是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國際社會足夠的信心，因為世界經濟的復甦離不開中國的“供給側改革”的成功。

中國的經濟正是面臨“需求側”和“供給側”這個“蹺蹺板”兩頭孰輕孰重的選擇。例如，中國在大規模製造業如鋼鐵，煤礦和建築領域的產品短期內積壓過多，造成價格和市場的波動，而同時在服務領域的“供給側”乏力，形成“結構性需求側”的失態，使得“蹺蹺板”發生了向“需求側”的過度傾斜。許多國家在處理這類矛盾時，常常採取“削足適履”的方法，就是片面減少財政支出，減少工業產出，結果影響了就業，也沒有解決產品的市場流通。這是當前歐洲國家沒有能夠有效的逃離“經濟下旋”所產生的離心力的主要原因。中國採取的政策正好相反，果斷採取了“修履適足”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線，能夠保證中國的經濟實現可持續性發展。

中國增長的“新狀態”

中國經濟隨着進入“新常態”，“新形態”而出現增長的“新狀態”值得關注，這對於準確認識中國國情至關重要。為了適應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狀態”，在今年年初召開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八大工作重點”，“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其中之一。中國的經濟中“供給側”出了問題。從表徵看，中國經濟似乎存在“需求不足”，所以造成經濟增速放緩。其實，所謂的“需求不足”只是表面現象，是個“後天不足”所致，而“供給不足”才是真正的“先天不足”，是導致經濟增速下滑的深層次原因。我們可以説，中國經濟的“新狀態”就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面臨的“L型”發展狀態，這個“新狀態”讓世界感到些許緊張，因為國際上普遍希望看到的中國依然是不顧後果一路領跑的發動機。而這對中國的持續發展是極具危害的“狀態”。現在利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機會獲得修整機會，對中國和世界都是利好消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妨借鑑德國的發展經驗。

反思德國的經濟發展，我們發現德國是當今世界上少有能夠正確處理“供給”和“需求”之間平衡的國家。在2009年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德國政府緊緊抓住“供給側”的管理，使得經濟沒有產生大的波動：就業保持穩定，經濟增速亂中求穩，出口保持後勁，為歐洲的穩定做出特別貢獻。這既得益於德國經濟結構性風險掌控較好，市場機制成熟，所以在“需求側”和“供給側”之間沒有出現超大傾斜。因為德國長期採取的是宏觀調控的社會市場經濟，給市場“有限的自由”，保證市場充分的自由流動性，也保持強大的監管效力，是經濟始終保持在法律的軌道之間前進。

許多學者常常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地歸為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這完全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曲解。

我們不能把當前進行的改革誤讀為是“政府和市場”之間的戰爭。如果不能從中國國情出發，是不能正確理解中國的“供給側”改革的特殊意義和重要性。

中國經濟必須解決因前30年改革形成的以“需求側”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逐步轉向逐步完善“供給側”改革的模式。凡是市場機制能夠自行調整的，市場説了算;如果出現外來影響或出現外來力量的制約，如美國金融危機的衝擊，政府的宏觀調控就成為“必須”。這是各國無法繞過去的難題。特別是中國的就業壓力巨大，市場變化瞬息萬變，是許多中小國家無法面對和解決的障礙。目前只有中國一個國家能夠順利解決面臨近14億人口，資源不足的狀態能夠進行“供給側結構改革”的繁重任務。中國經驗將為世界經濟提供最有附加值的理論貢獻。

中國經濟的“新狀態”決定中國經濟會有一個波瀾不驚的發展過程，其中的核心動能就是“三去一降一補”。嚴格的説，“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是屬於解決“需求側”的問題，而“降成本，補短板”則是“供給側”的內涵。各項任務的順利完成與否，都會對全局產生重要影響。我們要特別在“補短板”上下大功夫，因為只有瞭解短板，並且有效彌補其不足，才有可能保證“三去”的順利執行。中國在國企改制，民營企業發揮效率，如何在國際市場保證中資資產的安全，以及在國際法律體系中，和維護知識產權等領域，中國的角色和作用均處於“短板”狀態，其中在國際金融和資本全球管理方面依然存在人才，經驗，和實踐等“短板”，如何克服這些“短處”，發揮我國體制優勢是變短為長，是改革的重要任務。

中國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降成本”，因為“成本”是經濟發展中的“牛鼻子”，牽一髮而動全身。我們追求的不僅僅是在工業商品或出口產品上的“降成本”，而是在涉及人們日常生活的“成本”需要認真解決。有不少地區的羣眾存在着：工資漲了，壓力卻大了的不正常現象。歸根結底，還是生活成本居高不降，如房子，汽車，醫療和教育等消費價格不定期上漲，給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惑。包括人們對“工資成本”的提高感到有訴求未解。在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抓住“降成本”這個“牛鼻子”，對全局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充分發揮中國的“體制紅利”

現在在國際上有不少人想看到中國的笑話，不希望看到中國在經濟領域的繼續成功。在這些人看來，中國的以往成功，是因為“體制優勢”，可以集中管理，集中解決主要矛盾。但是，他們並不真心贊同中國的體制，更不會承認和接受中國的體制優勢的事實。而現在，他們則希望看到中國的因“體制優勢”產生的“體制紅利”已經逐步消耗殆盡，往後會是無盡，無解的麻煩。而中國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進一步強化“體制優勢”，確保“體制紅利”可持續，可再生的能力。在習近平近期講話中，針對存在的一些社會消極情緒提出警示，強力維護了中國的“體制優勢”，而且這種優勢將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不會發生改變。

中國特色的“體制紅利”將會長期發揮作用力，這是保證中國“供給側結構改革”獲得成功的保障，因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正是確保中國體制的完善和順利發展。中國的任何一點成功，都離不開我們賴以生存的“體制優勢”，這些正是國際社會期待和給予信任、信心的原因。

2016年是中國建成全面小康的開局之年，也是全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我們應當有足夠的能力完成擺在目前的八大任務，在理論和實踐中，完善和真正樹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為完全實現兩個“夢想”而努力奮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