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投資“冷”與“熱”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急劇下降,引發社會輿論廣泛關注。國家統計局上週公佈,1至6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名義增長2.8%,與去年同期民間投資及今年同期全社會投資相比,降幅均已超過六成；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户)比重為61.5%,比去年同期下降3.6個百分點。
如何破解民間投資遇冷跳水的困局,事關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5月初,國務院派出9個督查組赴18個省(市、區),對促進民間投資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專項督查,找亮點、查堵點、摸痛點、破難點；各部委密集發聲,頻頻釋放穩定民間投資的政策信號。
近日,新華每日電訊特邀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周天勇、新華社資深記者劉荒,走進第15期“議事廳”,聚焦制度性壁壘的“老問題”,剖析結構性改革的“新挑戰”,探求經濟增長與投資波動的內在邏輯,揭示政策信號對市場預期的多重影響,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些對策和建議。
民間投資下滑為何引起中央重視
周天勇:中央高層對民間投資遇冷如此重視,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首先,民間投資低迷乏力的形勢異常嚴峻。今年以來,佔國內總投資60%以上的民間投資斷崖式下滑,嚴重拖累了國民經濟增長。1至5月份,民間投資增速跌至3.9%,不及去年同期增速12.1%的三分之一；5月份,當月同比增速僅為0.98%,創歷史新低。
其次,投資環境遇冷,導致民間資本外流嚴重。截至5月底,我國今年實際利用外資542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735億美元；非金融類對外投資出現逆差,投資者僅在美國買房支出就高達610億元人民幣,還不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此外,許多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由地下錢莊匯出或其他非法方式流出,並沒有計入國家的統計。
第三,民間投資脱離實體經濟問題突出。一方面投資需求疲軟,另一方面民間資本又不進來。今年以來,很多民間資本先進入股市,股市暴跌後又轉入一二線城市的房市,再後來又把期貨炒了一遍,期貨下跌後又湧入三四線城市的房市。這種“脱實入虛”到處炒泡沫的現象,對中國經濟非常不利。
劉荒:從2005年到2015年,民間投資增速由50%下降到10%左右,若剔除“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年份,年均下降超過5個百分點。今年降幅雖呈擴大趨勢,若沒有投資結構惡化相疊加,恐怕也不會引起高層特別重視和市場深度擔憂。
進入2016年,以增速急劇下滑為標誌,民間投資開始遭遇“冰桶挑戰”——連續10年攀升的民間投資佔比曲線,在去年峯值逾65%後突然箭頭向下；多年高於全社會投資2%～3%的民間投資增速,急劇下行形成“剪刀差”；大多數地區、產業民間投資頹勢明顯、經濟分化加劇,資源錯配和產能過剩的“擠出效應”聚合放大。
毋庸置疑,對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關鍵時期的中國經濟而言,每年創造約60%國內生產總值、80%就業崗位、50%以上税收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穩增長、調結構、促就業的重要支撐力量。民間投資急劇下降並與全社會投資增長髮生背離,無異於拉響了宏觀經濟風險的警報,自然引起了決策層的高度關注。
督查中企業反映哪類問題最突出
周天勇:從國務院督查組綜合反饋的情況看,當前民間投資面臨的問題中,有四個最突出:一是部分法規政策不配套、不協調、落實不到位,二是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資源配置和政府服務等方面,難以享受與國企同等待遇,三是融資難融資貴、繳費負擔重,四是一些幹部不作為、不會為、亂作為,少數地方政府失信。
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打好政策“組合拳”非常重要。其中,落實減税清費等降成本措施,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則是短期內最有效也最緊迫的經濟政策。從近期企業調研和統計數據看,一些減税清費措施成了“空頭支票”,企業除了完成當年税收指標外,還出現回溯性收税、過頭税等名目,甚至將中央和國務院的減税政策執行成了增税。
一邊是基層税務人員抱怨減税和增收“兩頭爭”,考核指標不放鬆；一邊是民營企業家詰問“從上到下都説要給企業降成本,税收任務一點兒沒下調,税負咋能降下來?”如果繼續由財税部門主導減税清費改革,即使中央政府繼續力主為企業降成本,仍有可能發生各級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的怪事。
現在看來,如果沒有壯士斷腕的魄力和舉措,企業税費負擔很難真正減下來,實體經濟投資就會越來越少,製造業向外轉移速度也會加快,經濟增長速度還會深度下滑。
劉荒:自2005年“舊非公36條”到2010年“新非公36條”,每一輪經濟下行,國家都會推出進一步鼓勵民間投資的新政策。儘管投資環境總體趨向寬鬆,但地位不平等、機會不相等、規則不對等的“身份歧視”仍根深蒂固,民間資本難以擺脱夾縫中生存的逼仄感。
一些民營企業家反映,即使有的減税降費政策看起來誘人,往往由於缺少操作細則,或税務機關拖宕曲解,企業也只能“望梅止渴”,“再餓”也不敢“吃螃蟹”,生怕踩了偷税漏税的“雷”。
在大量公開或隱蔽的制度壁壘面前,自嘲為“二等公民”的民營企業,很難享受到公平競爭的市場禮遇；即使在市場準入的投資領域,現行投資審批制度關卡林立,“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亂象叢生,也極大地限制了民間資本的有效擴張和良性競爭。
“‘公私分明’的市場壁壘久攻不破,説明姓社姓資的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只有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突破所有制歧視對民間資本的圍剿。”很多民營企業家呼籲,全面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決定,用市場化改革、法治化思維解決所有制歧視的頑疾。
實踐證明,破除所有制歧視既是老問題,也是大問題。要真正把民營經濟當成自己人,使政策誠意比政策意圖更優先,而不是去產能時把人家當贅肉,穩增長時逼人家做“接盤俠”。否則,不僅一些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會被懸置,很多重要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也難以落地。
穿過“三重門”翻過“三座山”
周天勇:第一個挑戰是,人口結構性跨期失衡,傳統工業化提前結束。由人口增長放緩、人口低生育導致的少子化與老齡化,使得我國22歲～44歲經濟主力人口過度收縮。一方面,勞動人口增速下降,助推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和養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主力消費人口減少,住宅、汽車、家電等剛性需求鋭減,重化工業出現全面過剩。
從國際經驗看,對工業化前中期人口高速增長過度干預,必然導致工業化中後期人口結構性跨期失衡。經濟主力人口鋭減,導致經濟“未富先老”,投資溢滿,產業過剩。這樣不僅阻斷經濟高速增長進程,使傳統工業化提前結束,還會形成擠出性產業轉移壓力。最近幾年,一些民營企業家青睞東南亞、南亞、北非等發展中國家市場,對外投資和產業轉移步伐明顯加快。
第二個挑戰是,服務貿易結構失衡、產業封閉,形成體制性擠出。在正常的結構轉型中,工業化提前結束意味着服務業化提前到來——貨物貿易下降,服務貿易上升。由於我國旅遊、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業長期被壟斷,限制對外資和民間資本開放,市場競爭能力弱,質量提不上來,服務貿易逆差高達4000億美元左右。
這些極具成長性的服務業市場長期封閉、僵化,對國內民間投資和消費產生擠出效應:國內服務領域的旅遊、教育、醫療等消費需求轉移出境外,成為到國外旅遊、留學、看病的支出；民間資本對國內服務業的投資需求也被擠出,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64%投向了國外服務業；擠出像阿里巴巴這樣的新經濟紅利,由國外投資者掌控和分享。
另外,一些新的經濟增長領域開拓得不夠。比如,通用航空的低空開放,對美國GDP的貢獻佔0.8%,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如果像美國一樣開放低空航空,將創造一個萬億元級別的新市場。
劉荒:可見,傳統的增長方式和投資邏輯已經難以為繼,民間投資既要穿過制度壁壘的“三重門”——“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還得翻過企業成長的“三座山”——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才有可能扭轉急劇下滑的頹勢,
目前,我國民間投資的重點在東部、中部地區,主要是第二、三產業。今年上半年,增速下降最大的東北地區和第一產業,同比增長-31.9%和19.7%。由於它們在分類投資中佔比過低,僅為5.4%和3.8%,對民間投資的實際影響和拖累,遠不及中部地區和第三產業。
民間投資最為集中的傳統制造業、房地產業和民間服務業,似乎已變成“產能過剩嚴重、庫存壓力巨大和政府管制過多”的代名詞。一些民營企業家反映,現在是實體經濟比較蕭條和困難時期,“三去一降一補”表面上看是國家任務,實質上是市場要求。民營企業首當其衝,有人甚至感覺“現在投啥啥虧,有點走投無路了”。
由於投資過度和改革滯後,加劇了民間投資結構惡化。今年上半年,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佔GDP比重為54.1%,比上年同期提高1.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民間投資佔全社會投資的比重,卻由上年同期的54%下降為49%,“擠出效應”明顯。雖然國資主導的基建投資在穩增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卻沒有形成對民間投資帶動的“擠入效應”。
製造業和房地產業投資遇冷,使一些“無門可入”的民間投資開始“奪門而出”。以民營經濟活躍的浙江為例,今年一季度全省對外直接投資額376.2億元,增速高達70.7%；而1-4月全省民間投資增速僅為3.1%,遠低於全國5.2%的平均水平。
究竟“水太冷”還是“心漸涼”
劉荒:最近一段時間,輿論對“融資成本高、税收負擔重、壁壘歧視多、政府不作為”等營商環境弊端口誅筆伐,一針見血；但企業對“需求疲弱、產能過剩、利潤下降和預期紊亂”等市場環境惡化憂慮重重,遠未改善。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影響投資的主要因素是對未來收益的預期。由於民間投資具有預算和利潤雙重“硬約束”,是市場內生的有效投資需求,對經濟冷暖的敏感性更高。一些民營企業家坦言,他們既怯於市場“水太冷”,又憂於政策“心漸涼”。
也許,這才是當前民間投資意願下降的根源。尤其需要理性認識、正確看待,把重點放在內生動力的開發、啓動和釋放上,而不是不顧投資風險、產能過剩和結構惡化的政績追求上。
簡而言之,今天的投資結構就是明天的產業結構。當前,許多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的製造業,面臨去產能、去庫存的結構性轉型壓力,而民間資本在製造業投資增長佔比仍高達86.6%。如果還繼續盲目擴大投資,民間投資從傳統制造業向新興戰略產業、服務業轉移的結構調整目標,就會變得遙不可及。因此,開放投資空間要優於追求投資速度,要為民間投資結構調整留出窗口期,這個成本當然也包括短期對經濟增長的拖累。
同時,民間投資的盈利結構也需要優化。首先,由於地方政府強勢主導經濟,民間資本往往既追求市場盈利又謀求政策套利,製造業中相當一部分過剩產能,就是當初瞄準土地、税收、補貼等優惠政策套利而形成的,一些新興產業套利現象比較突出。另外,由於投資收益差別導致民間投資“脱實入虛”,當炒股票、炒房子、炒期貨等可以有成倍收益,理財利息可以達到4%～5%,就會導致民間資金“脱實入虛”,加劇泡沫、擴大槓桿,助長“一夜暴富”的浮躁社會心理。
周天勇:要恢復民營經濟信心,不僅需要戰略性的結構調整,特別是趕超和顛覆性的創新,更需要排除各方面干擾和阻礙,大力度地改革,破除思維定式,來一場深刻革命。
首先,要從“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一些學者認為,社會公平與所有制結構密切相關,公有經濟成分大小決定社會公平的成色。我們通過國內外數據比較發現,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民間投資不活躍的地方,基尼係數越高、收入差距越大。國外從東亞到拉美、國內從西北到華東,基本都符合這個結論。
其次,要從“計劃多一些,市場少一些”的思維定式上解放出來。一些學者認為,加大國家計劃控制資源和再分配的力度,可以解決市場失靈導致的貧富分化。我們從國內外比較經驗看,凡是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較深、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地方,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係數就高。無論前蘇聯還是我國中西部地區,概莫能外。
還有,一定要明確,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毫不動搖地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保護私人財產和知識產權,進一步加強對有恆產才能有投資和創業恆心大道理的認識,不翻私營企業家舊賬；個人違法並不代表企業違法,處理違法不能隨意查封和關停企業；要處理好依法改革與修法太慢的問題,改革需要突破舊法束縛的關係；要進一步按照負面清單管理方式,改革行政及其行政事業性的一些管理體制,讓市場決定,做好放權、鬆綁的工作。
防止“順週期”變成“逆淘汰”
劉荒:對於民營企業尤其中小企業來説,融資難、融資貴始終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痛點。近年來,國家出台要求銀行扶持民營企業的文件不少,但由於多數都是指導性意見,實際效果不理想。
一份面向中小微企業的官方調查顯示,完全依靠自有資金擴大生產的受訪企業僅佔4.2%,58.7%的企業融資首選銀行貸款,能得到足額貸款的企業僅佔申請貸款企業的6.6%。
正當人們為大多數民企融資難融資貴而焦慮、為因銀行惜貸、壓貸、抽貸造成民企資金鍊斷裂憤怒之時,民間投資最為集中的製造業,正在成為銀行不良貸款最集中的行業之一。有數據表明,工行、農行、建行的製造業不良貸款率,2015年末分別為3.43%、5.45%、5.89%,比2014年末大幅上升了1.10～2.18個百分點。
民間投資增速下滑、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這“一降一升”使轉型經濟深陷新的“兩難”之中。顯然,充分參與市場競爭的民企和壟斷性經營的銀行,對風險與收益的配比選擇並不相同。這也解釋了國家要求以盈利為主要目標的商業銀行,為民營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相當於為銀行增加成本、犧牲利潤和加大貸款風險,為何總是難以奏效的原因。對於壟斷性經營的商業銀行來説,“順週期”開展業務是再理性不過的事情,似乎並不在意“晴天送傘、雨天收傘”的譴責。當然,這並不包括那些違反合同契約和商業道德的行為。
顯然,用鬆緊腰帶的方式解決肥胖問題是無益的。只有打破金融壟斷,讓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推動利率市場化,才能使銀行業充分競爭,降低融資成本,避免銀行“順週期”使得民營經濟被“逆淘汰”。
周天勇:説到融資,首先要知道大銀行不給小企業貸款的原因。一是因為這種行為本身不經濟。大型銀行要給中石油之類的大企業貸款,一筆貸款就可以放款50億元,運行成本很低；如果要給每個小企業貸1萬元,這50億元需要放貸50萬户,光人工成本得有多大?二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大型國企既有規模又有品牌,還有國家信用的隱性擔保；可衚衕裏的一個小企業要貸款,銀行很難弄清楚它的真實信息。三是大銀行從來都是反對民營銀行發展的,雖然中央説要鼓勵發展小銀行,但實質上並不順利。
還有個新問題值得注意,就是減税和增值税改革,並沒有使民營企業的真實税費率減下來。首先,以前民營企業偷税漏税比較多,“營改增”後偷漏不了了；第二,“五險一金”在企業成本中增長非常快,現在稽查力度加大,這部分支出也上升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高利貸。企業的借貸成本體現在貸款方來看,主要是三部分:一是銀行的利息,扣除銀行運營成本後,2014年銀行的純收入是18000億元；二是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託、小貸、典當、擔保、租賃等,也就是所謂的影子銀行,2014年的利潤在1萬億左右；三是民間借貸、地下錢莊集資和高利貸,大約也是18000億元。如果全口徑計算,整個企業的借貸成本高達4.6萬億元。
我認為,如果不從根子上改革扭曲的、高利率的銀行業結構和形成機制,用行政命令的辦法,不可能根治國民經濟借貸資金高成本的頑疾。當前,應當儘快推進放寬城鄉中小微銀行的准入改革,改變“不改銀行業結構而放開利率”的改革思路,打破銀行業高度集中壟斷的格局,以結構合理的市場競爭來降低資金價格。
推動創新改革才是“定心丸”
周天勇:要穩定民間資本的投資預期,首先是安全問題,如果沒有穩定的安全預期,投資跑了,消費也跑了,經濟當然會下行。其次是發展空間問題,還有就是税費和要素成本問題。這些都是民營企業家非常關心的問題,需要穩定的宏觀政策和社會環境來保證。
與民間資本呼籲打破壟斷、公平競爭的開放要求不同,一些地方官員則糾結於“依法行政與創新改革”的發展悖論之中——進而無據、退而失責,又擔心錯失機遇被扣上“不作為”的帽子。
伴隨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在一些地方特別是經濟領域,有的法律法規本身就值得商榷,很多創新和改革都難以進行。比如私營企業要辦醫院,按照現行法律行不通,很多工作根本做不了。以互聯網創業為代表的新經濟、新業態不斷湧現,一些法律法規已經阻礙改革創新和經濟發展,政府若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避而不談,勢必會影響改革預期並飽受輿論詬病。要將這幾百部法律、一兩萬個國務院部門與地方法規、條例,進行全面的甄別、清理、修訂、廢除、討論乃至頒佈,廢改立釋都需要時間和成本,經濟發展和創新等不起、等不及,很多法律改完恐怕需要二三十年。
如果完全寄希望於依靠立法主導改革,固然合規合矩,卻有可能犧牲發展機遇；而重大改革於法無據,觸碰中央政策紅線。改革者很容易陷入冒非常大風險的窘境,這是很多改革雷聲大、雨點小、觀望者多的重要原因。
因此,建議中央儘快研究界定重大改革範疇,為制度創新和經濟改革提供空間,推動重點領域加快立法,其他領域充分授權,不讓企業家擔心有違法風險、政府官員畏懼改革風險。雖然中央提出要調動基層創新改革的積極性,但是很多方面仍牢牢束縛着相當多改革的設計,特別是實施和進展,直接關係到很多的重大關鍵改革任務在“十三五”期間能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