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美國是一輛停不下來的“戰車”

冷戰結束之後，從大中東失序到美國刻意擠壓俄羅斯再到美國圍堵中國，世界更加不太平了。美國為何如此這般無休止地折騰全世界？

冷戰之初美國戰略家對於蘇聯行為特徵的分析，現在完全可以套在美國自己身上——一輛停不下來的戰車，除非遇到強大阻力。美國是一個資本權力怪獸所驅動的永動機式“戰車體制”，其對外擴張的動力更甚於前蘇聯;而“戰車體制”強化了300年來的世界體系，當然這個世界體系也助推了“戰車體制”。

美國行為的國內根源：“戰車體制”

美國人自稱“原則與利益”是其對外政策的兩個標準。但在我看來，“普世價值”原則只是一種美麗言説，否則上世紀90年代那個已符合其“普世價值”即實行了“自由市場”“自由民主”的俄羅斯，為何依然遭到美國無情擠壓？

當我們感受到美國威脅時，美國國內也深受其體制之害，最強大的利益集團“軍事工業複合體”綁架了美國政治制度。槍支氾濫導致美國每年死傷3萬人左右，美國參議院雖也表決要控槍，但結果可想而知。美國憲法規定，只有達到2/3多數才能修改憲法相關條款，但哪項利益能讓2/3絕對多數政治人物達成一致意見呢？“絕對多數”規定看起來多麼尊重民主，但它恰恰是限制民主的條款。

其結果是，形成於農業社會時代的憲政體制根本性地約束着大眾權益而最有力地保護着寡頭利益。二戰後軍人出身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不慎一語道破天機——美國最強大的寡頭力量無疑是“軍事工業複合體”，即這樣一個政治生物鏈條：軍工企業(包括眾多研發機構)——選民——議員——政治企業家。戰爭停止以後，這個鏈條靠什麼維持下去？路徑依賴——沒有敵人也要找出新的敵人。

美國行為的世界政治時代性

“戰車體制”之所以還有生命力，不得不從世界政治中尋找根源。只有理解300年世界政治史，才能明白中美關係的結構性張力以及美國不停尋找敵人以維持“戰車體制”的戰略動力所在。

300年世界政治史就是資本權力主宰世界政治的過程。第一個100年即18世紀，開啓了西方國內政治的資本主義化，市場“脱嵌”於社會並凌駕於社會之上，成為主宰國內政治權力的資本權力。第二個100年(19世紀)則是世界政治的資本主義化，形成了全球資本主義化的殖民體系。

第三個100年的頭50年，非西方國家反抗資本權力壓迫，肢解了殖民主義世界體系，這就是20世紀中葉的社會主義建國運動和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在長達50年的冷戰中，資本權力的本質一點沒變，只是變赤裸裸的“經濟主義”為柔性的“文化主義”——建構以“自由主義民主”為核心的“普世價值”，美國收穫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打贏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曾最有力地反抗“經濟主義”侵略的知識階層卻被“文化主義”俘獲，相信只要實行“普世價值”就能解決問題。

結構性衝突下的中美關係

美國現在從南海到東北亞對中國採取戰略遏制，也只不過是300年世界政治體系的結構性表現。300年來，英國-美國一直是世界政治體系中心，美國自然要極力維護這個體系而不容“挑戰者”形成“新中心”——即便後來者堅決不相信什麼“修昔底德陷阱”的西式歷史邏輯。

資本權力主導的國內結構以及由此塑造的世界政治秩序，是我們理解中美關係的出發點或最重要背景，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政治理論、尤其是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精髓。但在過去30多年，中國社會科學因“拿來主義”而喪失自主性，並導致了“殖民化問題意識”，那些刻畫世界政治本質和本源的理論被忘卻了，很多人都以美國那套形式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看待國際關係和中美關係，結果是離真相越來越遠。

弄清了美國行為的國內體制根源以及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的性質，就應認識到，中美之間雖有巨大合作空間，尤其是貿易領域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在根本上還有抹不去的深層次結構性衝突。況且，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並不必然能避免國家間的結構性衝突，歷史上歐洲國家的經濟依存度一點不比今天的中美低，但歐洲國家之間依然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同樣，即使中美之間經濟依存度很高，也沒能阻止美國戰略家去搞排斥中國的TPP。

事實上，假設有天中國加入美國期許的“普世價值俱樂部”(雖然看不到這種可能性)，中美之間的結構性張力也不會徹底消弭——正如當前的美俄關係，這是由300年世界政治的衝突性結構所決定的。

中美之間的結構性衝突直接影響着世界政治走向。是延續過去300年還是出現新拐點？讓歷史告訴未來。對當下人而言，只有理解美國行為的國內體制根源和世界政治的時代性，才能認清美國行為的“戰車”屬性，才能認識到合作與衝突必將是中美之間的常態關係。因此，動輒給講“衝突”的人貼上民族主義乃至民粹主義的標籤，不過是知識短缺而表現出的政治幼稚病，是一種虛假的政治幻覺。(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