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暢:英國不會回到“小店主國家”
作者:刘畅
原標題:“脱歐”公投結果的反思
6月24日,舉世矚目的英國“脱歐”公投落下帷幕。最終的結果出乎許多觀察家事前的預料,有大約52%的選民將自己手中的票投給了“離開歐盟”,“脱歐”已在制度上完成了第一步。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結果呢?
“脱歐”之後英國的對歐政策模式選擇
早在公投前,英國政府和一些研究機構就開始着手研究“脱歐”後英國處理同歐盟關係的可能模式和選項。根據英國外交部等方面的信息,有如下幾種模式可供英國選擇。
挪威模式。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冰島或許可以為英國“脱歐”之後提供一個選項。他們雖然都不是歐盟成員國,但仍是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和歐洲經濟區(EEA)的成員。在商品、服務、資本和人員四大自由流通的原則基礎上,EEA將上述三國完全納入了歐盟單一市場之中,因此這樣的模式可以使非歐盟成員國享有歐盟經濟一體化的高度制度自由權。在上述四大自由流通領域,非歐盟的EEA國家完全適用歐盟的法律標準,包括消費者保護和環保資質。儘管非歐盟的EEA國家由於在歐盟機構內沒有正式代表而使得其對歐盟的立法進程難以施加有力影響,但它們的代表也能夠參與這些立法的準備和諮詢工作,並且享有向立法草案提交評論意見的權利。
行業共同體模式。以成立於2005年的歐洲能源共同體為例,它旨在協調歐盟28個成員國同其8個非歐盟成員的歐洲鄰國的能源政策,以形成一個全歐範圍內的統一能源市場。加入能源共同體能讓英國繼續獲得進入歐盟內部能源市場的權利。但這要求英國採用與能源相關的歐盟法律法規,卻不能對修改現有法規或制定新的法規有任何發言權。此外,這種行業共同體模式的弊端在於,其建立初衷是為了推動歐盟同其他經濟發展水平和制度建設水平較低的歐洲鄰國在該特定行業領域內的政策協調,因此許多相關規則或許並不適用於英國這樣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體。
瑞士模式。瑞士是EFTA成員,但並非EEA成員。瑞士還在同歐盟就進入單一市場進行雙邊談判,但這種一個行業部門接一個行業部門的談判模式已經持續了20年,且有多達上百項具體的協議需要協商。然而,作為非歐盟成員國,瑞士並不自動同歐盟的法規政策和優惠待遇掛鈎。此外,瑞士同歐盟之間許多雙邊談判經常會受到其他行業領域談判的干擾。因此瑞士模式對“脱歐”後的英國而言,是個費時又費勁的選項。
自貿協定/加拿大模式。這也是一種雙邊談判模式。歐盟—加拿大全面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談了整整七年才談妥,但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歐洲議會的批准。在類似CETA的模式下,英國可以同歐盟就一項深入且全面的自貿協定進行談判,這項協定將允許額外的商品、服務和資本進入歐盟內部的單一市場,但可能不會允許人員的自由流動。但是,英國將無法再參與到歐盟的政策、規則和標準制定過程中。
無協議/WTO模式。在該模式下,英國與歐盟之間沒有特定的雙邊協定,它們之間的貿易將只受現有的WTO規則監管。這種模式最有可能出現在特定的貿易協定談判失敗之時,或在從舊協定退出到簽署新協定之間的過渡期被採用。
對歐盟而言,損失可能更嚴重
首先,英國“脱歐”必然意味着歐盟模式以及歐洲一體化進程遭受巨大挑戰。在英國的公投結果出來後不到24小時之內,歐盟多國的一些政治力量紛紛表示也要在本國舉行類似公投,以決定自己國家在歐盟中的前途,如若各國真的羣起效仿且結果與此次英國公投相同,那麼歐洲一體化肯定會遭遇重大挫折乃至倒退。
從更深層次看,在當前反恐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歐盟對待外部移民和難民的政策,顯然受到了嚴峻挑戰。如果不思變革,則極右勢力在歐洲全面接掌政權將不可避免。
其次,英國“脱歐”意味着全球政治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西方需要重新反思自己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體系。最大的受益者無疑是俄羅斯,它在歐洲的影響力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地位也將上升。
再次,此次公投結果給歐盟最大的啓示在於,歐盟這樣一個旨在超越民族國家體系以整合區域內資源,並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安全等各方面實現全方位一體化的制度性努力,仍未能超脱民族國家秩序的束縛,而歐盟在推動一體化進程中所採取的某些政策措施,以及其擴充成員國的方式和路徑,都讓其陷入了同民族國家秩序的主權之爭,從而使自己的努力變得無所適從。
一方面,歐盟在統一市場和共同的貿易和農業政策等方面實施的配額制度讓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發達經濟體成員感到遭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而涉及歐盟預算的財政政策,以及涉及區域資源整合支柱之——人員自由流動——的移民政策,又讓英國等發達經濟體感到被索取太多,尤其是普通民眾和工薪階層難以感受到歐盟政策的優惠與便利以及同歐盟融合的發展成果,這種逆向的政策“不平等”也讓英國人對歐盟難言真愛。
另一方面,此次公投結果顯示出歐盟陷入制度性困境的另一個根本原因是擴張速度太快,遠超過了其資源和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尤其是2004年的東擴吸納了經濟發展水平同原有成員國相距甚大的中東歐10國,埋下了今日英國要求“脱歐”的禍根。
因此,無論結果如何,此次英國“脱歐”公投的行為本身就是對歐盟這一區域一體化實驗的限度的測試。公投結果考驗不僅是英國的歐盟成員國資格,更是一些更為宏觀的東西,即歐盟這樣一種制度設計是否還能在未來成為國際合作的典範,歐盟這個過去讓歐洲人引以為傲的區域一體化程度最高的體制機制是否還有繼續存在下去的價值,這種地區一體化實驗是否還有必要繼續進行。無論如何,在很多方面,歐盟比英國更需要反思和改革,否則它將有可能陷入無限循環的公投式“脱歐”危機之中無法自拔,從而徹底失去了作為一種國際和地區合作範式的價值。
精英與大眾的矛盾究竟該如何調和?
正如文章開頭所言,此次公投結果大出許多觀察家的意料,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眾多觀察家大都是從精英的角度出發,以精英式的思維方式和理念來進行預測。許多研究機構、專家學者、社會賢達和政府人士都在公投前力陳“脱歐”可能會對英國造成的種種不利影響,勸導選民不要投“脱歐”票。但從實際結果來看,大部分英國普通選民並未為精英們的再三勸導所動,這反映出公投結果的另一大啓示,即精英集團和普通大眾之間的矛盾應該如何調和。
事實上,在公投之前,就有輿論認為,許多來自於精英階層的所謂“權威言論”並不可信,這些“權威言論”總傾向於將“脱歐”視為“非理性行為選擇”,但實際上,這種先入為主的預設結果式研究思路存在根本缺陷,削弱了對公投效應分析的客觀性和準確性,因而並不能為普通大眾所接受。精英階層習慣從宏觀的角度對公投行為進行理論性分析,從而得出“非理性選擇”的結論,這從一開始就在潛意識裏將普通民眾預設為知識結構有限、認知和辨別能力較低、不易接受新事物等,歸根結底還是反映出精英意識的優越性。而普通民眾則傾向於從“脱歐”對自身日常生活的實際影響等直接效益角度看待問題,且對精英和政府天然抱有不信任心態和反抗精神,民主意識和選民權力觀念使得他們反而更不願意在精英階層持續不斷的“權威言論”和“好心奉勸”的信息轟炸下做“順民”,因此此次公投結果實際上在某一方面反映出的是大部分英國民眾對精英集團的反抗和切實爭回屬於自己的民主權利和國家主權的行動。
此次公投結果留給英國人思考的一大問題是,當自己的國家在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進程中遭遇挫折之時,精英與大眾的矛盾應如何得到調和,才能防止社會被徹底撕裂。今年的“脱歐”公投不僅僅是英國“疑歐主義”情緒的週期性輪迴,而且是“疑歐主義”與民粹主義對全球化進程的逆動,這種危險的民粹主義的發酵似乎反映出這樣一個趨勢:英國等一些曾經開啓了全球化進程的傳統資本主義強國在面對全球化問題衝擊時愈發展現出應對能力的不足和改革轉型的困難,它們在過去對自己民主制的信心正逐漸下降、憂慮在不斷攀升,因而發達國家的本土民族主義情緒在上升,支持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聲音在下降,這給了民粹主義綁架政治制度的機會,而它們的民主制度和國家機器在面對以極端暴力方式呈現出來的民粹主義面前,如何進行自我調節和革新則更受考驗。英國“脱歐”公投所反映出來的西方民主制何去何從、對全球化進程又會有何影響等問題,或許是擺在英國人乃至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面前的新課題。
全球化真的要停滯甚至倒退了嗎?
公投結果出來後,有觀察家認為全球化因英國退出歐盟而劇烈收縮,全球化退潮的趨勢非常明顯。這樣的觀點或許有些過於悲觀了。
人類至今已經歷了數輪全球化,每次全球化都同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強國的擴張有重大關係。而二戰後特別是冷戰後的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資本、商品、人員和服務全球性流動的需求。從這方面看,英國“脱歐”的確對傳統意義上的“全球化”進程,尤其是以資本流動和貨幣金融為代表的全球化有深刻影響,民族國家與全球治理體系、民族主義情緒與全球主義理念的矛盾將因英國“脱歐”而在未來較長時間中成為世界政治中的核心議題之一。
但是,以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的新一輪全球化進程則表明,全球化自身也在進行新的機制調整,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全球化的根本動力或曰核心驅動力量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的全球化反映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便利自己的生產和供給而進行的全球擴張,而今天的全球化則體現的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為改善全球治理體系、實現全球化更為公平的權益分配而進行的努力。因此,新型全球化的核心推動力量正在由英美等發達國家轉變為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從規模、方式、規則、機制化程度等各方面而言,全球化都在經歷深刻變革。
因此,儘管英國“脱歐”會在一段時間內給全球化帶來一些不確定的影響,但中國等新興國家所倡導的新型全球化則會給全世界帶來很多發展上的確定性,全球化不僅不會陷入停滯甚至倒退,還會以新的形式呈現出來,並更反映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多元化。
總之,英國“脱歐”並不會讓英國退回到所謂“小店主國家”的地步,反而會促進英國轉變參與地區一體化和全球化的方式,這也給包括中國在內眾多新型全球化的核心推動力量帶來新的合作機遇。從更宏觀的層面來看,英國“脱歐”將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戰略格局、全球治理機制體系和世界合作秩序發生重大變革,歐洲乃至世界或將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忍受轉型所帶來的苦澀和陣痛,但這其中仍藴含着創新全球合作的豐富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