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鵬：操心中國“中產憂鬱”純屬多慮

7月9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2.25億人踏入中產階級，讓中國執政者擔心》的文章，指中國的“中產階級”對現狀“不滿”，擔心養老，擔心因病返貧，擔心房產權得不到保證等等。隨即，國內互聯網上出現一些跟帖式的文章，從大學升學率、房價、退休制度、腦力工作者就業等方面“闡釋”“中產階級”的不幸遭遇，甚至把股市熔斷機制、雷洋案與“中產階級的不安”扯到一起。

相對這些文章所使用的“中產階級”一詞，筆者更願意使用“中產階層”這個概念。《經濟學人》的文章説，“中產階層”進入“權力階層”的道路極其狹窄，即使“有路子的企業家”也不容易進入“權力階層”;中產階層對西方文化比較認同，而近期草根羣體崛起，傾向於否定西方價值觀，導致與西方國家關係惡化，對中產階級造成沉重打擊。筆者認為，這些“奇幻的想法”完全混淆了中產階層的基本概念，也混淆了“改革”和“積極的全球化”的基本內涵。中產階層不可能覆蓋政務官隊伍，政務官隊伍也不等於“權力階層”。這種拿財產換權力的思維本身就違背現代政治理念。隨着一批批重量級官員鋃鐺入獄，所謂官場潛規則已經被狠狠打破。而把對西方價值觀的認同、與西方國家關係密切，當作中產階層的標籤，同樣是草率的。這些嚴重脱離中國開實際的想法，根本不是中國中產階層的價值觀，而是一些習慣於給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國文化潑污水人的片面認識。

事實上，黨和政府早就把“擴大中等收入羣體”作為強國戰略，從“十一五”規劃以來連續列入三個“五年規劃”當中。發展壯大中國的中產階層，不僅可以穩定經濟發展成果，還將促進公民對公共事務的有效參與，提高全社會的“共治”水平，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就是要“啃硬骨頭”“涉險灘”，要消除制約生產力發展的頑症痼疾，讓經濟運行更加高效有序，讓公民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讓社會矛盾調解和處置機制更加順暢。要通過不斷努力，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個過程，既與各個階層相關，也需要各個階層來參與。

前述文章談及的種種“擔心”，包括養老、醫療、房產所有權、物價、腦力工作者就業等等問題，並非僅僅涉及中等收入羣體，對偏低收入羣體的影響更大，甚至與偏高收入羣體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從世界各國發展進程來看，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好，社會穩定就無從談起。前幾年多箇中東國家局勢不穩、導致今天歐洲移民成災，一些發達國家頻發惡性治安事件，都説明中產階層不可能獨善其身。中產階層的憂慮應當是“有責任、有擔當的憂慮”。

中國的中產階層首先屬於先富階層，他們毫無疑問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即使他們中的一小部分選擇了移民，不也是基於先富之後的選擇嗎？隨着改革深入和經濟轉型推進，就業、教育、住房、養老、商業競爭、司法保障等都面臨一些具體矛盾，中等收入人羣對國家治理的參與要求也會上升，這不是壞事，而是正常訴求。通過完善協商民主、選舉民主、基層民主、經濟民主等體制機制，讓公民有序有效地參與各方面治理，共享發展成果，本身就是改革的方向。

《經濟學人》的文章試圖把中國中產階層單獨剝離出中國社會，把這個原本多姿多彩的階層描繪成一個“憂鬱症羣體”，説成是現有社會矛盾的主要受害者，並給他們貼上反體制的標籤。該文作者即使不是刻意挑撥，也在事實上發揮着挑撥的功用。(作者是證券日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