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常務會議為何來了“新面孔”

被稱為“國家治理行政系統最高決策平台”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其參會和列席者通常是國務院領導同志和相關部門、單位的負責人。但在7月27日李克強總理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卻增添了一張“新面孔”——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

作為曾經的深圳市市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李子彬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以後，就於2006年牽頭成立了中小企業協會。雖然協會是由中小企業、企業經營者及中小企業服務機構自願組成的非營利性的社會團體，但是，自成立之日起，就受到了中小企業的熱烈響應和積極參與，李子彬同志也憑藉其在政府工作的經歷和經驗，擔任起了中小企業的“代言人”，為廣大中小企業鼓與呼。

據統計，目前中小企業對GDP的貢獻已超過65%，對税收的貢獻佔到了50%以上，對出口的貢獻達到了68%以上，對就業的貢獻更是超過了75%。如此貢獻巨大的一個羣體，自然應當成為最受重視、得到最多關懷的一個羣體。特別是對就業的貢獻，不僅事關廣大居民的收入增長，更事關社會的穩定和安寧。

恰恰是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羣體，卻在一些地方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的“字典”裏很難找到位置，甚至“消失”，成為一個完全被邊緣化的羣體。從政策關懷到資金支持、從環境營造到條件創造、從減輕負擔到減少干擾，很少有人去真正的關心和重視，去為它們掃清障礙。相反，卻通過各種手段和方式，增加它們的負擔，加重它們的壓力，增添它們的阻力。如融資難融資貴、收費多收費亂、服務差服務濫等，僅融資難融資貴一個方面，就讓絕大多數中小企業生存在火山口。

應當説，決策層對中小企業還是相當重視的，相關政策、制度、規定等都在努力地向中小企業傾斜，給中小企業支持。可是，按照這些年來的經驗和教訓，核心問題已不是制定政策，而是落實政策。在龐大的行政架構中，政策的落實往往出現作用與效率逐級降低、逐級淡化、逐漸走偏的現象，有的政策到了最低層級甚至會產生相反的作用與效果。比如融資問題，在融資難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貨幣發行持續超量、市場流動性已經過剩到形成“流動性陷阱”現象的情況下，反而出現了融資貴的問題。顯然，這已經與政策毫無關聯，而是執行層完全扭曲和違背了決策層的意願，異化了政策和制度的初衷。

我們説要不忘初心，而從金融機構近年來提供金融服務的實際情況來看，有多少金融機構是按“初心”給中小企業提供服務的？又有多少是真心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的？別看多數金融機構都設立了中小企業信貸服務部門，實際上真正發揮作用的不太多。

更為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數金融機構在對外發布數據時，都特別強調為中小企業提供了多少多少信貸服務，可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的矛盾卻一點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在加重。

不僅融資問題，其他方面也大致如此，如減輕負擔、提供服務等幾乎都是圍着大企業、大項目轉，甚至為了大企業、大項目需要，損害中小企業的利益。而真正能夠把大企業、大項目做起來的，又沒有幾個。最終，GDP、税收、就業、出口等還是要靠中小企業，形成好處給大企業，責任卻留給中小企業的局面。這樣的市場環境，中小企業還怎麼能夠由小做大呢，中小企業的壽命還如何能夠長呢。

這次國務院常務會議邀請李子彬參加，就是為了釋放新的信號：中央對中小企業是高度重視的，對中小企業面臨的困難和壓力是高度關注的，地方各級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也要高度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幫助中小企業化解矛盾、掃除障礙、減少阻力，從而讓中小企業能夠有一個相對公平的發展環境，更好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反過來，如果地方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仍然不重視中小企業發展，仍然將中小企業邊緣化，仍然允許大企業對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進行擠壓，是否也要出台相關的政策措施，對其進行約束和限制呢？是否應當真正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而不是僅僅滿足於會議、文件和通知，而不落實到具體行動中呢？所以，此次會議應當成為一個轉折點，亦即對中小企業真正重視和關心的轉折點。（譚浩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