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撐腰才是最好的“急救包”

7月29日，上海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這部俗稱“好人法”的條例，其中有一個亮點，那就是鼓勵和倡導普通市民參與緊急現場救護活動，且緊急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對患者造成損害的，依法不承擔法律責任。此條例11月1日起正式實施。

提到急救，不禁讓人想到今年6月29日，天涯社區副主編金波突發性心臟病猝死事件。因為媒體人的特殊身份，金波意外去世引發熱議，尤其是對公共場所急救體系的關注。為了讓這種遺憾不再重演，事後，媒體人鄧飛等發起和成立了“心喚醒”基金。鄧飛當時表示，“我們希望，當下一個心臟病人暈倒在站台時，能夠讓他在第一時間享受最專業的救援，最大限度地為他爭取生命。”

從某種意義上講，鄧飛尚算樂觀，他沒有想過有沒有人站出來急救的問題。在網友發佈的急救現場視頻中，可以看到金波倒地後有乘客上前實施了心肺復甦和人工呼吸，只是急救不太專業，“沒有進行持續的胸外按壓搶救，搶救的效果大打折扣。”鏡頭切換到現實中，面對此類事件的發生，最大的問題不是專業性，而是踴躍度的問題。如同“扶不起”一樣，現實中還存在“救不起”，表現為不去救、不敢救的問題。

在社會轉型期，或許是出於一種市場溢出帶來的道德憂慮，人們對一起公共事件的分析，常常喜歡從道德視角出發。同樣，對待“救不起”，也有人喜歡戴上有色眼鏡，站在岸邊進行道德指責。並不排除存在道德問題的可能，但當一種現象成為一種定式的時候，往往有着非道德的因素，起碼沒有道德範式那麼簡單。透過現象看本質，“不敢”的背後是“怕”，公眾到底怕什麼，這種怕有無道理？

假新聞背後也有真關切。2014年6月，一條“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執業的醫學博士李芊火車助產，被南京市兩級法院判為非法行醫”的消息，在網絡論壇和微信朋友圈迅速傳播。網友在為“李芊醫生”鳴不平的同時，還表示了對“法院判賠”的不滿，甚至有網友將此事與“彭宇案”對比，稱之為“阻止醫生挺身而出的道德惡例”。幸運的是，經媒體多方求證，查無此人，查無此案。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公眾思考：醫生在院外搶救突發病人是否算非法行醫？有沒有相關法律保護？答案顯然是沉重的。

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歷史將會記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何出現“好人的過度沉默”？其實，相對於好人的過度沉默，最痛莫過於對集體沉默的無動於衷。在現代社會背景下，道德問題常常與秩序問題糾纏在一起，而秩序問題往往與制度問題糾結在一塊。現實已然給出了答案，一種道德現象的發生，常常與制度支撐有着很大的關係。

急救是技術活，也是風險活。即便在醫院裏，病人要上手術枱了，還被要求籤下各種免責條款，而公共場所的急救，同樣涉及到風險問題。再有經驗的醫師，也不能保證一定把病人救活。如果因此受到糾纏，吃上官司，顯然會產生“寒蟬效應”。針對心臟驟停者，曾有人提出“白金十分鐘”的概念。對於急需急救的患者來説，十分鐘是個太奢侈的概念，最快的救護車，在十分鐘之內都很難趕到現場。由此可見現場急救的意義和價值。上海出台“好人法”，特別是提出“緊急救護致損害市民不擔責”，其實就是通過制度的形式，來為好人撐腰，來為現場急救“站台”。

制度撐腰才是最好的“急救包”。就現場急救而言，添置緊急救援設備，建立快速應急體系，都是十分必要的。但這一切建立在人這個主體上。通過制度撐腰，讓有熱情、懂專業的人再也沒有後顧之憂，積極地加入到急救中來，這不僅是患者的福音，也是道德的福音。(毛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