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手段安撫“慰安婦”？日方還欠歷史一個道歉

“慰安婦”援助機構“和解·治癒財團”28號在首爾成立，此財團是去年12月韓日雙方就“慰安婦”議題達成最終協議的產物。然而，韓國民眾對此並不買賬，在開幕式當天就出現了大規模示威活動，甚至有人向新上任的基金理事長潑灑辣椒水。

韓方緣何同意和解？

今天日韓雙方成立的基金會似乎與20年前的亞洲婦女基金會如出一轍。早在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就倡議併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通過民間募款和政府資助的形式，向“慰安婦”支付約500萬日元的賠償金。但是，該基金會的賠償計劃公佈後，由於賠償條款規定，“慰安婦”“若接受賠償，則放棄控告日本政府的權利”，遭到各國受害婦女的強烈抗議以及韓國、中國等政府的抨擊，這個企圖用金錢堵嘴的組織也在2002年停止運作。那麼，一向對“慰安婦”羣體持支持立場的朴槿惠，為何會做出如此決定呢？

究其原因，是國內與國際的雙重壓力所致。一方面，“時間不等人”，截止到今年6月份，還健在的韓國“慰安婦”僅剩下41人，能夠在其生前給予合理的答覆是朴槿惠上任之初所許下的承諾。另一方面，“慰安婦”議題一直是困擾日韓關係的一大主因，兩國在這一問題上未能達成共識影響着其他國際議題的開展。目前，為配合盟友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以及局勢愈加緊張的半島核危機，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韓國不得不與日本握手言和，雙方在“慰安婦”議題上各退一步，以此確保美日韓三國在亞太地區的合作關係。

“慰安婦”為何等不來誠摯道歉？

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在二戰期間，前後共奴役約40萬女性充當日軍性奴隸，其中包括約20萬朝鮮人和約18萬中國人，以及日本籍、台灣籍、東南亞籍、荷蘭籍女性。但是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這一遭受過身心多重迫害的羣體才漸漸走入國際社會的視線。以中國為例，第一位控訴日軍性暴力的是山西的萬愛花老人，她於1992年正式公開自己受害者的身份，並在接下來的20年中，為爭取日方道歉和賠償奔走，然而直至其去世都未能得到想要的結果。

自我國建國初期的三十年間，中日交往大多以經濟為主，尚未實現關係正常化。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後，中國放棄了國家層面的戰爭索賠，民間賠償的訴求也暫時被擱置。另外，民間由於文化、家庭、個人等觀念的束縛，很少有人願意站出來重揭當年傷疤。直到90年代，以萬愛花為首的老人公開揭露日軍性侵的殘暴罪行，民間索賠才被提上議事日程。就日本方面來看，所有的索賠案都由日本法庭主持，結合一直以來日本罔顧歷史篡改教科書、首相頻繁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拒不道歉的蠻橫態度也就不足為奇。

經濟援助難以撫平的心理之殤

不管是今日的韓國，亦或是未來的中國，無論是基於怎樣的利益考慮，日方向“慰安婦”做出道歉的行為不應淪為緩和政治關係的工具，早已步入古稀之年的“慰安”老人等待的是一份誠摯認錯的態度。

為老人們成立針對性的基金會提供援助固然是好事，但相比於出於政治目的而採取經濟手段進行補償，受害者需要的是施暴方正視歷史的勇氣和誠摯謝罪的決心。“心病還需心藥醫，解鈴還須繫鈴人。”70年前的心理之殤需要歷史給一個合乎人性的回答。

（文/紀文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