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召開G20前，中國應向國際社會強調一件事

*新加坡《聯合早報》8月2日文章，原題為《中國與全球困境下的G20》*G20(二十國峯會)杭州峯會即將召開。在目前嚴峻的國際經濟形勢下，對中國來説，這是一次展現大國崛起和大國應當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機會。不過，要主辦一次成功的會議，中國也面臨巨大的挑戰。

今天國際經濟的總體局勢可以用一個字面的變化來説明：曾經是西方(尤其是美國)軟力量核心的“自由貿易”，已經變成一個骯髒的詞彙。

最近一輪的全球化主要是從1980年代的英美國家開始，由英國的撒切爾和美國的里根革命促動，通過貿易投資自由化推動了世界性的經濟發展。中國也在當時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不僅參與了全球化的進程，而且是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動力。如果19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沒有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的積極參與，它很難叫做全球化。同時，如同其他很多國家，中國本身也從這一波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迅猛增長，在很多年裏實現了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速。

但是，這一波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在促成世界經濟格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同時，也為世界經濟和各國內部帶來了諸多非常嚴峻的問題。在國際層面，國家間各種政策協調遠遠跟不上全球化的進程，導致了兩次危機，即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機。G20的產生和發展，本身就是圍繞着這兩次重大危機展開的。

就各國內部來説，兩個主要的因素即全球化和技術變化，在世界範圍內，導致了收入差異越來越大，社會越來越不公平，絕少數富人越來越富，而中產階級則越來越小。這種現象在西方被稱為“富豪經濟”。今天，很多國家金融經濟和互聯網經濟崛起，而金融和互聯網的結合更是賦權資本。在人類歷史上，人們從來沒有感受到過資本像今天那樣的巨大能量。

國際治理和各國內部治理的雙重危機，導致了世界範圍內民粹主義的崛起。美國的特朗普主義被視為是美國民粹主義的崛起。不過，特朗普現象並非美國的特有現象，而是今天世界的普遍現象。在發達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義勃興，包括美國的特朗普、英國脱歐、法國國民陣線、右派的德國新選擇黨等都是這種現象的產物。在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也都存在着民粹主義，只是沒有得到西方媒體的關注罷了。

今天，民粹主義流行於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社會還是不發達社會，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各國之間的區別並不在於有沒有民粹主義，而在於其政治人物有沒有去鼓動民粹主義，政府有沒有能力來控制民粹主義。一些國家有能力控制，一些國家用民主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另一些國家則通過暴力的社會運動表達出來。

民粹主義釀成國際問題

表現在世界經濟方面，1980年代以來的很長時間裏，各國都大力提倡自由貿易，自由貿易也是西方最具有吸引力的軟力量;但是現在的西方，誰提自由貿易誰就會受到攻擊。越來越多的西方政治人物開始標榜自己是反自由貿易的，因為能夠得到老百姓的支持。1980年代全球化以後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本來就是因為各國內部體制跟不上外部環境變化、內部改革不到位的產物;但現在已經變成了各國內部民粹主義、外部貿易保護主義的基礎。

從世界歷史來看，民粹主義崛起不僅是內部的問題，如果管控不好還會演變成嚴峻的國際問題。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經歷了快速的自由貿易的發展，但內部也同時出現了社會不公等問題，當時出現的社會主義運動跟當時的民粹主義也是有關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國內的民粹主義，又導致了地緣政治的大變化，主要表現在兩次世界大戰。同樣，這次民粹主義的崛起，如果處理不好，也會製造嚴峻的國際局勢。今天，在內部民粹主義崛起的同時，世界也正在經歷着地緣政治的大變遷。各文明、各國家變得越來越自私，國家間的行為缺乏協調，互相抱怨，甚至互相憎恨。無論是中東亂局、歐洲難民潮、朝鮮核危機、南中國海主權之爭，無一不體現地緣政治的崛起，充滿着不安全。

在這種局勢下，作為G20的主辦國，中國應當具有怎樣的立場和政策呢？在世界性民粹主義高漲的情況下，中國本身的國際經濟環境也面臨諸多嚴峻的挑戰。中國的外部環境越來越不好。歐盟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與其説是因為中國的原因，倒不如説是因為歐洲民粹主義的崛起，使得歐洲國家更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再者，中國也面臨嚴峻的地緣政治環境，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利用朝鮮核武器、東海和南中國海主權糾紛等問題，在中國周邊向中國施加着巨大的外部壓力。

因此，中國首先必須逃避世界地緣政治之爭的陷阱。今天為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最大不確定性的，甚至不是經濟本身，而是地緣政治的迴歸。地緣政治和安全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最重要的關切。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責任利用這次重要的國際會議，有效消除地緣政治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促成人們的關切從地緣政治轉移到商貿合作和發展。南中國海仲裁案之後，中國至少在和東盟之間的關係上，已經阻止了形勢的惡化，扭轉了地緣政治之爭的局面，開始轉向經貿合作。各國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是國際社會和各國的最大安全保障。世界經濟或者各個經濟體出現了重大問題，世界會變得更不安全。

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

*中國應當明確強調國際經濟不應當受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中國應當向國際社會強調，不能讓民族主義氾濫。*從歷史經驗來看，民族主義往往是小國的武器，不應是大國提倡的;一旦民族主義在大國盛行起來，小國就非常害怕。當然，小國更不應該搞民族主義。搞民族主義的小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富裕得起來。朝鮮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世界上能夠富裕起來的國家，不管是小國還是大國，都是開放的國家。國家越開放，發展的機會就越多，就越容易發展起來。

中國也應當強調自己要通過進一步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來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內部問題要通過內部體制的改革來解決。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要通過更加的對外開放的方式來化解。

中國更可以大力推動全球化的進程。中國已經成為也會繼續會是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動力。西方世界到現在為止，在推動全球化進程方面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但現在西方經濟遇到了巨大的困難，開始搞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等。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在接下來這段時間，即使只有5%至6%的經濟增長，也會成為強勁的全球化主力。在中國經濟越來越開放的條件下，全球化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中國是世界現行自由貿易體制的維持者和改進者。中國基本上已經通過內部改革和世界自由貿易體制接軌，並在現行體制內部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過去一直扛着“自由貿易”的大旗，現在沒有能力再扛下去了，中國要接過這面大旗。“自由貿易”同樣可以成為中國的軟力量。

進而，中國也需要理解、包容和接受新的規則。儘管美國試圖在制訂更高標準的貿易規則，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並且在一些方面並不符合中國的現實利益甚至是針對中國的，但中國也是抱着理解和開放的態度。只要是貿易規則，必然具有普遍性。這些普遍規則即使不符合甚至損害中國眼前的利益，長遠也是可以符合和增進中國的未來利益的。並且，中國可以把新的規則轉型成為改革內部體制的動力，就如中國為了加入WTO而進行的體制改革那樣。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還要做加法。中國會在不長的時間內，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並且隨着消費社會建設，中國內部市場對於西方(和整個國際社會)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甚。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更可以在現存國際貿易規則之上，再加新規則或者修改老規則。美國總是強調寫規則的重要性，並把和中國的競爭界定為書寫規則的競爭。不過，現實地説，寫好的規則必須得到執行和遵守。如果美國的經濟體量不再重要，就很難執行其所寫的規則。對中國來説，經濟總量的增大不僅為中國提供了寫新規則的機會，更是造就着中國執行規則的能力。

作為一個重要的全球經濟合作論壇，G20的使命不僅是要溝通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政策協調，防止類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重演，也肩負推動可持續的國際經濟發展，和實現國際發展的公正性的責任。今天的G20在所有這些方面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這次峯會能夠在反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地緣政治，促進世界自由貿易和推進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識，對中國和世界都是極為有利的，就會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會議，並且也會向世界證明，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在促進世界共同發展和繁榮過程中的作用。(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文章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