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進步贏得世界點贊，該怎麼看

《世界首款石墨烯產品出爐,中國石墨烯技術領先全球》《英國<自然>雜誌密集關注中國科技》《中國真牛!這8個行業領先全世界》《外媒:“中國式創新”將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中國製造”力保全球競爭力》……一段時間以來,一些為中國創新“點贊”的文章在網絡熱傳,讓關心中國科技進步的網友激動不已。

中國科技創新成果密集引發世界關注,是中國政府長期注重科技投入的結果。隨着《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正式發佈,科研創新被擺在了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未來必將有更多令世界“點贊”的科技創新成果湧現。

然而,對於世界各國的讚譽和肯定,我們必須保持理性。我們有理由感到自豪,卻沒有必要因此變得自大；我們可以保持自信,但更應該在席捲全球的科技創新大潮中保持自醒。

第16期“議事廳”,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採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教授汪品先和北京大學教授饒毅,他們對中國科技創新的現狀進行了客觀評價,並對中國成為科技強國還缺什麼、如何加快創新驅動給出了建議。

獲點讚的主要是速度,還不是創新能力

記者:英國《自然》雜誌引用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15年,中國發表的研究論文數量佔全球總量的比例從13%增長到了20%,這個比例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引用率較高的論文中,大約每5篇中就有一篇有中國研究者參與；不少中國頂尖的科研院校,已進入各種世界最佳科研機構排名榜單……關於中國科技進步的積極評價,似乎越來越多了,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種變化?

汪品先:中國科技創新確實有很大進步,但讓國際社會“點贊”的主要是“中國速度”。20多年前,美國人還在問“誰來養活中國”,但他們現在驚歎於中國的高效率,認為“集體主義的中國贏了個人主義的美國”,甚至有人建議讓中國模式在美國“試運行一天”。

被“點贊”的還有中國對科技教育的重視程度。中國科技投入的增長舉世矚目,在過去30多年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投入增長了300倍,已成為世界各國科學家議論的熱點。幾十年前,中國一度是一個“白卷英雄”走紅、“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國家,但現在是在校大學生3700萬、在外留學生50萬,從政府到民眾無不重視教育、尊重科學的科技大國。

整體説來,我們被國際社會“點贊”最多的是我們的科技投入和發展速度,而不是我們在科研方面的創新能力。但這並不奇怪,因為我們和歐美國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任何國家都是先有了數量的進步,後來才有質量的飛躍。

“創新”在中國還只是方向,尚未成為優勢。比如,在談到中國科技進步時,很多人都會把中國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數量居全球第二當作證據。我不反對SCI本身,但問題是有時候我們把它看得太重了,實際上,SCI反映的只是一個期刊的平均影響力,這與其中單篇論文的分量沒有必然的相關性。

我非常反對公式化地用影響因子乘文章數量,更荒唐的是根據這個數值去發獎金。這是在試圖量化一些無法量化的東西。做科研需要錢,但錢多並不能保證高質量的研究。如果每個人都忙着找錢、忙着發表論文,大部分人只不過是在重複已經做過的研究,也許他們根本什麼都沒有做成,但是大量經費就這樣花掉了。低質量的績效評估,也和中國整體較低的科學評價標準有關。總體來説,有獨立思維和優異專業能力的科學家數量還很有限。

記者:不可否認的是,雖然中國每年有大量論文發表,但具有高影響力的論文不多,重大和原始創新成果出現的比例還不夠高,離全球科研創新的“風向標”之地還有些距離。出現這種局面,説明了什麼問題?

汪品先:如今的科學研究和經濟一樣,都已經全球化了。學術界也和世界經濟一樣,發生了兩極分化:許多國家只能輸出“原料”,另一些國家對原料進行“深加工”,得出理論認識。後發國家為原料能出口而高興,科學家也為其數據能為國際所用而慶幸。

而事實上,大部分論文只是科學史上的過眼煙雲,並不會進入人類的知識寶庫,而這恰恰就是智力生產與物質生產的重大區別。因此,論文數量並不是科學研究追求的目標,甚至不是衡量科學發展水平的主要標誌。論數量,中國論文已經佔世界第二,但水平上卻離“世界第二”還差得很遠。不過,量變可以引起質變,當務之急是要抓住大好時機,促進科學轉型。

科學轉型也可以和經濟轉型進行類比。一些國家如墨西哥、馬來西亞等,20世紀70年代就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直到現在仍然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階段,原因在於低端製造業轉型失敗,阻止了發展高端製造、走向發達國家的通道。

科學發展路上也有與“中等收入陷阱”類似的現象。特別像地球科學和宏觀生物學這類地域性強的科學,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和發達國家一樣重要,而且有些自然現象比如説季風,主要分佈在“第三世界”,因而發展中國家也會擁有獨特的“原料”優勢。尤其是國土大、人口多的發展中國家,不但可以提供“原料”還可以輸出勞務,做“勞動密集型”的分析工作,由此產生的文章數量相當可觀。

這好比經濟,低端製造業也可以帶來中等收入,但污染、低質、低價等惡性循環伴隨而來,不能轉型的就會掉入“中等”陷阱。科學發展的道路與此類似,不能轉型就會掉入陷阱,只不過這種危險僅僅從SCI數量上是看不出來的。

要有原創性突破,不當科學上的“外包工”

記者:那是不是説,如果不轉型,我們的科研也可能走上“重複”而非“創新”的道路?

汪品先:舉例來説,我國做深海研究最早的是微體古生物學,對照圖版在顯微鏡底下點化石,就可以研究深海沉積,中國、印度等國的深海研究就是這樣起步的。這也是30年前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只要有台顯微鏡,有個水龍頭,就可以“向深海進軍”。

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科研工種,比較費時費功,但在一沒有條件出海採樣、二沒有儀器分析樣品的發展中國家,可以説是唯一的選擇。相反,發達國家則更多地採用精密儀器分析樣品,不但多、快、好、省,而且產生的數據更能説明問題。兩者的區別在於勞動層次不同,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工種要思考的成分不多,以至於有些學生喜歡邊聽音樂邊看顯微鏡；而“深加工”則要求思考,是智力勞動密集的工種。

如今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很多實驗室的儀器比一些發達國家的還要好、還要新,但一些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習慣、思考層次依然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上。就拿地球科學研究來説,經過兩三百年的發展,正在整體進入轉型期。從前為了現象描述而越分越細的地球科學,現在又回過頭來相互結合,進入了系統科學的高度,探索機理已經成為國際前沿的主旋律。各種文獻裏,“俯衝帶工廠”“降塵機器”“微生物引擎”之類的關鍵詞頻頻出現,彙總全球資料、跨越時間尺度的新型成果也紛紛呈現。即便是地方性的研究,也帶有“局部着手,全球着眼”的特色。然而,正當國際學術界在向地球系統科學的核心問題發起攻勢時,我國學術界卻在熱衷於計算論文數量。

因此,就像需要依靠高科技實現經濟轉型一樣,科學研究也需要轉型。我國的出口商品已經從多年前的領帶、打火機發展到手機、高鐵,我國的科學研究也需要向學科的核心問題進軍,需要有原創性的突破,這就是轉型。現在我們處在“中等”狀態,往往是從外國文獻裏找到題目,買來外國儀器進行分析,然後將取得的結果用外文在國外發表,這當然是我國科學的進步,但你也可以説這是一種科學上的“外包工”。想要成為創新型國家,就不能只注重“論文優勢”,應該在國際學術界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學派,有自己的題目。

記者:“論文優勢”似乎是一把雙刃劍,它讓我們的科研人員迅速站在了國際研究的巔峯位置,但這又容易掩蓋數字背後的真實問題。這種“數字崇拜”為中國科研創新轉型發展帶來了哪些障礙?

汪品先:阻礙轉型的因素很多,但也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過於看重物質,忽視了精神。當前,片面追求論文數量的偏向,就是這種導向的產物。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科研轉型就很難實現。

問題出在以論文數量為基礎的評價標準和激勵機制上。科學進步的評價難以量化,而在一個誠信不足的社會里似乎只有量化的評價才能顯得公平,不能量化也得量化。於是,很多科研機構都把論文數量作為評價標準,反正三篇比兩篇好。如果分辨率要提高一點,那就用論文發表刊物的影響指數加權,這就造成了有些單位按論文數量乘以影響指數發獎金的做法。這類不合理的物質刺激辦法,可以催生出大量的論文,卻促進不了科學進步和創新,反倒客觀上阻撓着科學的轉型。

更嚴重的問題,是學科發展中的經費投入的走向。對於有些單位來説,發展科研無非是造房子、買設備、搶人才,而搶人才的力度與年薪的高度正相關。於是,在國企領導紛紛削減收入的背景下,某些地方科學人才的標價卻一路飆升。這類“搶人才”的惡性舉措,不但本身缺乏可持續性,而且對學風建設起着負面作用,是科學轉型大潮中的逆流。

當然,這類問題只是發生在部分單位的部分學科,更普遍的問題在於我們科學發展中的精神支撐不足。我這裏指的是科學與文化的關係。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是科學研究作為生產力的重要性,忽視了科學研究的文化屬性,而缺乏文化滋潤的科研就會缺乏創新能力,成為轉型的阻力。

科學具有兩重性——科研的果實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科研的土壤是文化,而且是先進文化。作為生產力,科學是有用的；作為文化,科學是有趣的。兩者互為條件,一旦失衡就會產生偏差。假如科學家不考慮社會需求,只知道“自娛自樂”,科技創新就必然萎縮；相反,失去文化滋養、缺乏探索驅動的科學研究,只能做一些技術改良,難以有創新突破。

科學與文化的脱節,與我們的導向有關。中國曆來偏重科學的應用價值,忽視科學的文化本質,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典型。其實,科學的創造性就寓於其文化內涵之中,失去文化本性的科研,可以為技術改良服務,卻難以產生源頭創新。現在,我國從科學院到高考,都有文科與理科分割的毛病,科學與文化之間切出了深深的斷層。科學與文化關係,是我國科學轉型中一個重大題目,兩者的脱節將是我國科研轉型的重大障礙。

饒毅:十幾年來,中國有很多人提過科技體制改革的問題,但實質是,這一問題在全局層面一直沒有徹底解決。在具體層面,有些單位解決得很好,有一些進步,但總體而言,科技體制改革不如人意。很多應該負責的人,對於改革工作都拈輕怕重,所以,能否深化改革,不在於方向不明確,而在於缺乏推動的人。在過去,我國的研究資金比較少,顯得問題不是特別嚴重。現在經費充足,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導致了大量浪費。

全社會的道德滑坡繼續,也導致文化成為改革的阻力。以前大學生普遍因為道德和麪子而有所顧忌,現在的不少畢業生普遍追求利益而不顧顏面,道德更只是對其他人的要求。申請經費從少數人打招呼到普遍打招呼,不打招呼被理解為不尊重評委,一個年紀輕輕的人可以因為積極搞關係而連續幾年影響部委的經費,這些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我們招聘到很多科學潛力很好的年輕科學家,但是,他們將在什麼環境中工作,他們在競爭提高科研水平的同時,是變成了優雅的科學家還是變成了狼,恐怕也是令人擔憂的。

轉型:變“論文驅動”為“問題驅動”

記者:目前,中國很多產業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發達國家在科學前沿和高技術領域仍佔據明顯領先優勢,我國支撐產業升級、引領未來發展的科學技術儲備亟待加強。我們應該如何通過轉型去驅動創新發展?

汪品先:中國要建成科學創新強國,避免“中等”發展陷阱,只有走轉型之路。無論是研究者和研究課題,抑或研究途徑,都有待轉型。現在有很多人把科研等同於寫論文,但學生寫論文為了畢業,老師寫論文是為了立項,研究者本人對這些問題缺乏興趣,不知道這些論文有什麼意義,也不關心究竟誰需要這些論文。

論文導向、評審驅動下的研究者,難以有寬闊的視野和宏大的胸懷,於是,研究課題小型化、研究組織分散化成了學術界的主流,難以形成能在國際學術界“坐莊”“問鼎”的研究力量。

我國具有世界上最大的科學研究隊伍,早在2011年我國研發投入佔全球比重就達13.1%僅次於美國,照理應當進入“領跑”“舉旗”的行列,而不該繼續為“躋身”國際而感到滿足。但這就要求轉型,要求研究者爭取“自我解放”,從論文驅動轉化為問題驅動,從功利驅動拓展到求知慾驅動。論文要寫,功利要有,但研究者首先需要有對於科學問題的求知慾,而不是首先考慮一項研究會帶來多少獎金。

研究途徑轉型,轉的是研究方法和學術思路。這裏的關鍵在於承擔着引領責任的學科帶頭人,只有他們改變思路和方法,才能帶動學生和同事。這首先體現在學科的戰略研究和規劃制定上,如果每人想的都是“我的題目在哪裏”,而不是尋找整體的科學突破口,那麼這種“戰略”“規劃”可能比不訂還壞,因為他們提前瓜分掉了未來的經費。

科研工作者不能只滿足於跟風做些分散性的小課題,或在別人的刊物上發表幾篇論文,我們要瞄準大目標、做大題目、解決大問題,做國際學術界的舉旗者、領跑者。積極參與乃至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也是促進中國科技轉型的契機。

還需要強調的是學術交流的轉型。隨着技術的發展,科學界要處理前所未有的海量數據和研究成果。在知識爆炸的今天,科學家跨學科的學術討論和麪對面的思想碰撞顯得格外重要。與文藝演出不同,朗誦會式的單向宣讀論文,走馬燈式沒有爭論只有掌聲的亮相,都已經不再流行,正在被互動的學術討論會所替代。而我國一些重形式、講排場的“學會”依然盛行,相信在今後幾年的“轉型”浪潮轟擊下,會被新形式的交流所代替。

饒毅:重大項目的決策常被誤導,這也是一個大問題。由於科研項目管理不科學,各部委之間有很多重合的研究項目,導致浪費和低效。改進重大決策過程的方式之一,是建立一個高水平的、科學的諮詢委員會,由各研究領域的頂尖科學家組成,他們不僅來自學術界,也來自工業界。這個委員會可以設在國務院,獨立於部委利益而存在,類似於美國的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

在發達國家,有很多獨立的研究機構,比如德國的Max Planck研究所,美國的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允許科學家嘗試一些冒險的想法,從事長期項目。他們還有非政府或者慈善基金支持科學研究,比如美國的Sloan基金會。這些獨立機構激勵競爭,形式多樣,補充了政府支持的研究項目,值得我們學習。（採寫:本報記者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