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推動共青團改革

作者：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鄭長忠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對團中央深化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標誌着改革在團中央層面開始全面推開。在此之前，上海與重慶共青團組織，作為羣團改革試點單位之一，已經先行一步開展了改革。

為什麼推進共青團改革會受到各方面關注？

根據官方發佈的信息來看，《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從四大方面、十二個領域提出了改革措施，其中四大方面內容主要是：

第一，改進團中央領導機構人員構成、機構設置和運行機制。

第二，改革團中央機關幹部選拔、使用和管理。

第三，改革創新團的工作、活動和基層組織建設。

第四，加大黨委和政府對共青團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

實際上，共青團改革只是中國共產黨的羣團組織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次改革範圍涉及到工會、共青團、婦聯等所有黨的羣眾團體。去年，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羣團工作的意見》；7月份，中共中央召開了建黨以來第一次舉行的黨的羣團工作會議，提出要對黨的羣團組織進行全面深化改革；11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批准了全國總工會、上海市與重慶市的羣團改革試點方案，啓動了羣團組織的改革工作。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的助手與後備軍，而共青團也是中國共產黨在《黨章》中，對彼此關係做出明確規定的唯一的羣眾組織。正是共青團與共產黨之間的特殊關係，使共青團改革成為了國內外關注的一個政治現象。

共青團在羣團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共青團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特殊，共青團作用發揮得好壞，直接關係到中國共產黨與青年之間關係。二是共青團所聯繫的對象是青年，其交往方式與生存形態處於不斷地迭代狀態中。共青團是否能夠有效發揮作用，決定着青年與整個政治關係之間互動是否順暢、有效。

這就意味着共青團必須遵循上述改革的原則與要求，進行典範性地推動自身改革與創新。並在此過程中遵循自身的發展邏輯與組織特性。

為什麼要推動包括共青團在內的黨的羣團組織進行改革？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要推動其羣團組織進行改革，是因為羣團組織存在着脱離羣眾等問題，不適應中國政治發展的新要求，因此需要通過改革使之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

推動包括共青團在內的黨的羣團組織改革，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要“把羣團組織建設得更加充滿活力、更加堅強有力，使之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二是要“解決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要重點解決脱離羣眾的問題。”

在分析共青團等羣團組織的具體改革問題之前，我們要理清兩個問題：一是為什麼中國會有包括共青團在內的所謂黨的羣團組織？二是為什麼迫切需要黨的羣團組織發揮其應有作用？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為了有效組織和整合人民羣眾，中國共產黨除了發揮自身作用外，還通過以下三方面手段予以實現：一是與其他政黨進行合作；二是整合社會中已有的各類羣眾性組織；三是通過建立自己的羣眾組織，共青團就是其聯繫青年的羣眾組織。

這就意味着，這些羣團組織實際上成為了中國整個政治體系以及民主制度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發揮着政治體系與人民羣眾之間制度性的聯繫與溝通作用，是人民羣眾利益與意見表達的組織性渠道。同時，這些羣團組織還需要推動各方面力量服務其所聯繫對象，以及推動這些對象之間的彼此服務，這就意味着羣團組織實際上還有很強社會治理功能。

就第二個問題而言，國家治理現代化內在要求政黨、國家、社會、市場的功能得到充分開發，以及彼此之間關係實現有機化。由於作為制度化的羣團組織是聯繫政黨、國家與社會、市場之間關係的渠道與紐帶，同時也是政治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不論是開發國家治理主體要素功能，還是推動主體要素之間關係的有機化，都需要充分發揮這些羣團組織的作用。

對於中國政治發展來説，目前已經到了現代政治形態走向定型與完善的時期，而羣團組織的功能卻不能適應這一發展需求，解決辦法只有進行全面改革。

中共中央認為，黨的羣團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一定要通過改革使羣團組織適應政治與社會發展要求。

這也就意味着，包括共青團在內的羣團組織改革，不僅僅是羣團組織自己的事情，而是關係到中國共產黨以及整個中國政治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

分析《關於加強與改進黨的羣團工作的意見》《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我們可以對中共對羣團組織改革的思路有一基本的瞭解。概括來説，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從國家治理現代化角度，來推動羣團組織改革。

國家治理體系由政黨、國家、社會與市場組成，而黨的羣團組織是政黨除了自身之外聯繫國家、社會與市場的制度性與組織性的渠道與紐帶，同時也是社會聯繫政黨與國家的制度性的載體。因此，推動羣團組織改革，就是通過開發與疏通羣團組織與國家治理體系四個主體性要素之間的關係，使國家治理體系內部關係實現有機化。

這就意味着，羣團組織改革實際上就是重塑羣團組織與執政黨、羣團組織與國家、羣團組織與社會、羣團組織與市場的關係，而後再根據這些關係發展要求，對羣團組織的組織形態進行調整與改革。一方面通過重塑羣團組織與執政黨、國家機構之間的關係，使羣團組織在政治體系內部的功能得到充分開發；另一方面通過重塑羣團組織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係，使羣團組織能夠密切與社會、市場關係，同時也使社會與市場能夠通過羣團組織能夠對政治體系產生影響，並對政權與政黨產生認同。分析《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以及上海等試點做法，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判斷，那就是羣團改革是從調整羣團組織與執政黨關係入手的，或者説是從涉及黨組織權限的內容開始改革。這是符合羣團組織的性質與中國政治內在邏輯的，因為羣團組織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因此，推動其改革當然必須從涉及黨組織權限的內容開始着手。具體來説，涉及羣團組織的三個方面：人員、機構與機制。

從人員角度來看，涉及三方面：一是羣團組織機關的領導班子，二是羣團組織機關的工作人員，三是羣團組織的基層工作人員。這次上海等羣團改革試點就採取所謂專、掛、兼的結構，其中，專職人員的數量減少近一半，空出來的崗位，一部分由體制內的人員來掛職，另一部分崗位由體制外或非黨政機關領導幹部來兼任。羣團組織的機關專職工作人員數量也大幅度減少，空出來的崗位，從社會中招募志願者來擔任。這些離開機關的專職人員，被要求到羣團組織基層去工作，這就是所謂的“減上補下”。同時，與民眾直接聯繫的羣團組織基層還增加了各類工作性力量。

這種做法實際上就是打破了體制內外的壁壘與區隔，掛職打破了體制內的部門之間以及所謂行政級別的區隔與壁壘；而兼職打破了體制內外的區隔與壁壘。同時，也讓在社會中已經有較強社會影響力、適應現代社會組織與動員方式的社會領袖性人物吸納進羣團組織的領導層，以及具有較高政治熱情的一般民眾參與羣團組織的日常管理工作。

羣團改革還推動了羣團組織，根據社會發展新要求，對機關內部的工作部門設置進行調整，以及調整機關工作人員上班時間以及考核方式。另外，還對羣團組織專職人員選拔與吸納方式、資金使用等一系列體制機制進行了改革。

上述這些舉措，更多是涉及到黨組織權限的內容，這些內容如果黨組織不推動，那麼羣團組織自身是無法做到，而這些改革措施的實施，對羣團組織整體改革與發展來説，又是具有關鍵性作用的。這就意味着，羣團組織改革已經邁出了“從0到1”的關鍵一步。

《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的出台，已經涉及羣團改革的關鍵內容，相信在“從0到1”的基礎上，能夠向“從1到N”邁進，實現羣團組織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完全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