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決策要有“效果意識”

要考慮政策出台和實施之後的利益影響、輿論影響、社會影響，杜絕“好事蠻辦”，摒棄“好事虛辦”，警惕“好事濫辦”，才能防止“負溢出效應”，真正落實好意、辦成好事

近年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多地出台了大同小異的天使投資風險補償管理暫行辦法，即如果項目失敗，政府會給予一定補貼。然而，該類政策不僅引來輿論爭議，也遭遇市場冷遇。一位投資者道出其中關鍵：投資公司最重信譽。凡是去申請政府補貼的投資機構，就等於證明自己是個失敗者，政府需要你證明自己的無能才來補貼你，這是什麼商業邏輯呢？旨在鼓勵投資的政策，卻被投資者敬而遠之，這讓人反思公共政策“初衷”與“效果”之間的辯證關係。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做工作要注意“時度效”，最終要看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揆諸公共政策，就是要有“效果意識”，考慮政策出台和實施之後的利益影響、輿論影響、社會影響，多角度考量、全方位把握，尤其是要換位到利益受損羣體的角度想想，以底線意識防止“負溢出效應”。

現實中，有不少抱着良好初衷的公共政策，由於少了點“效果導向”，往往橫生枝節，甚至好心辦壞事。比如，為了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而強制剷除原有作物，為了實現產業扶貧而盲目跟風上馬一些項目，引發公眾不滿；為了市容整潔而對小商小販“一刀切”，在爭議聲中被叫停。這樣的情況，不僅造成了“決策浪費”，更侵蝕到政府公信。

公共政策事關公眾福祉，考量政策出台後的利益影響、輿論影響、社會影響等，乃是題中應有之義。這要求決策者的思考，行走在科學的軌道，避免陷入各種誤區。比如，過於重視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只考慮局部利益而忽略利益平衡，只看到短期的積極效益而輕視長遠的次生影響，片面強調對目標羣體的好處而忽視對利益受損羣體的補償，只注重決策的合理性而忽視做好相關配套的必要性。繞開這些誤區，決策才稱得上科學，也才能從源頭保證效果。

而對政策效果做出前瞻性預測，則有賴於決策前的紮實調研。許多好政策施行後才暴露出許多原來未曾想到的問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些領導幹部“情況不明決心大，心中無數點子多”。有的眼睛朝上瞅着領導的偏好，而非身子朝下了解羣眾的需求；有的一線調研蜻蜓點水多，辦公室裏機械照搬國外經驗多；有的選擇性採納有利於方案通過的信息，對政策依賴的具體環境視而不見，對專家的建議與警告充耳不聞。如果事前考察不足、不準，再怎麼強調“效果意識”，也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效果好不好，歸根到底是羣眾説了算。把民意請進門，是“效果意識”的必然要求。要知道，沒有公眾的參與，就沒有民意的護航，本應在決策之前完成的意見交鋒和利益博弈，就會延宕到決策實施當中，為決策推行埋設暗礁。公眾參與不僅是民主程序的要求，也能檢視修正專業主義、工具理性的盲點。可以説，民意是決策過程中的活性炭，能去除影響決策效果的有害雜質——那些未曾看到的風險、沒能覺察的隱患。以欠缺專業知識而排斥公眾參與、以“一提漲價就反對”而認為公眾“非理性”的觀點，無疑片面而偏頗，容易讓決策失去最基本的公共性。

保持“效果意識”，公共政策不僅要制定好，還要解釋好。“輿論者，造因之無上乘也，一切事業之母也。”在很大程度上，輿情就是民情，輿論代表民意。要意識到，選擇合適的公佈時機與方式，採取恰當的應對態度與策略，是推動政策實施的基本要求。在眾聲喧譁的“輿論敏感期”，公共政策需要“輿論反應評估”，把輿情反饋納入決策過程，做好羣眾關切的回應預案、社會質疑的權威解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為羣眾辦實事既要有誠心，也要講方法”。脱離實際地“渾沌開竅”、一廂情願地“幫蝶破繭”、罔顧規律地“拔苗助長”，只會適得其反、事與願違。始終以“效果意識”審視政策，杜絕“好事蠻辦”，摒棄“好事虛辦”，防止“好事濫辦”，才能真正落實好意、辦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