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安倍經濟學遭遇政治“天花板”

安倍政府2日在臨時內閣會議決定了規模達28.1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82萬億元)的“實現對未來投資的經濟對策”，試圖通過重啓“安倍經濟學”徹底擺脱通縮。但“經濟對策”未抓準日本社會主要矛盾，難以擺脱撒胡椒麪似的“政治秀”屬性。

首先，經濟對策的“面子工程”特徵明顯。本輪經濟對策的形成始終表現出“給人看”的特點。年初以來，安倍圍繞G7峯會搞了一連串“經濟秀”，雖遭各家白眼但深得市場“理解”，達到了刺激景氣、烘托選情的政治目的，使“安倍經濟學”成為“安倍政治學”的工具。

但參院選舉勝利並非“安倍政治學”的終極目標，而只是新起點。安倍的下一目標是確保執政到2020年東京奧運會開幕，“安倍經濟學”及其所有政策手段都要為此最後一搏。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在當前世界經濟尚屬“平時”而非“危機時期”、日本經濟也還未到不救不行地步時，安倍還是不斷加碼，直至拿出僅次於2008年和2009年的“經濟對策”，足見該對策所擔負的政治任務之重。

其次，“經濟對策”提出的“一體化改革”也不是為解決“中長期問題”。正因要完成的是政治任務，所以該對策提出所謂“對未來投資”的口號，並搞“精準投資”。“對未來投資”着眼於18歲以上有選舉權的年輕人：一是給低收入者每人1.5萬日元的現金補貼，彌補消費税影響;二是降低養老金保險費率，減輕年輕人負擔;三是將養老金交保時限由25年縮短到10年，即繳滿10年即可享受養老保險。顯然，這些措施對年輕人有很強誘惑力。而“精準投資”直接鎖定中央新幹線的磁懸浮列車，將其提前到奧運前夕開通，其服務於安倍執政的意圖昭然若揭。

再者，經濟對策雖提出“勞動方式和產業結構改革”，但實際改革程度有限。勞動改革雖主張“同工同酬”和避免“長時間勞動”，但仍未將“按小時計工資”改成“按成果計工資”(績效工資);產業結構改革則僅強調物聯網、智能化等第四次產業革命口號，仍未着手變革保守的銀行融資制度、僵化的用人創新制度以及殺雞取卵型的“直接税制”，也未徹底改變阻礙實體投資的制度障礙、解決日本經濟社會的中長期結構矛盾。

從過去三年半看，“安倍經濟學”及其創新版推進日元貶值、股價上漲，服務於大資本的政治傾向顯而易見。而此間，日本經濟總量並未改變泡沫崩潰後總的停滯趨勢，工薪階層的可支配收入不升反降。“安倍經濟學”的政治工具屬性決定其無法解決日本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面臨無法逾越的政治界限。(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