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多元如何“合理維權”

——讓公共政策“行穩致遠

“磨合”是利益調整不可或缺的過程。公共利益並不是個體自我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源於對共同準則、共同價值的對話協商

利益調整，往往相當敏感，“磨合”是不可或缺的過程。私家車變“專車”，可能影響出租車的生意；禁摩限電，可能讓快遞小哥“舉步維艱”……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中，往往會有利益的摩擦，甚至引來對立和衝突。

公民對自身權益的得失更積極地表達關切、提出疑問，是值得珍視的趨勢，也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不過，利益分化也必然帶來利益主體的多元、利益選擇的多樣。你不贊成在離家不遠處建垃圾焚燒廠，但在人口密度較大的地區，又該讓它建到誰家門口？一己得失，撥動算盤珠子能算清楚；但放在社會層面，以什麼樣的原則協調利益才算公平，以什麼樣的方式主張權利才有共識？這值得深思。

如果説多元化社會有一個優點，是讓“每一種利益都有權利和渠道去伸張自己”；那麼，不同羣體間的利益衝突如何協調，就成了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我們常説，改革“低垂的果子”已經摘完，利益調整無人受損的“帕累託改進”時代已經過去。這意味着，一項公共政策能否落地生根，既取決於政策設計的合理性，也要看全社會的利益調整能力，尤其是如何協調個體、小集體和公共利益的關係。

改革的難度也就在於：很多時候每一種利益都有其合理性，如果各方都寸步不讓，那麼公共政策陷入僵局的可能性就很大。這些年，從醫改艱難行進，到教改複雜博弈，從國有企業改革面對公平與效率、發展與穩定等多重考量，到户籍制度改革的各種剛性約束難以朝夕之間解除，一個趨勢很明顯，即利益咬合越來越緊，打破政策僵局的難度越來越大。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人表達訴求時“不容置喙、不由分説”，一些人維護權益時“一言不合就上街”，這些不假思索的本能衝動，往往讓利益博弈的繩索套得更緊。更何況，在信息傳遞過程中，還難免有誤讀、有失真。比如，增加醫事服務費其實是為了根絕藥品加成，“養老金出現巨大缺口”也一再被證明是謠傳，而前段時間江蘇、湖北等地發生的“高招指標被跨省調走數萬個”風波，事後證明完全是由於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誤解。

怎樣才能從緊張的“你爭我鬥”中跳出來，透一口氣？很多時候，不妨把距離拉遠一點，看看自己的利益源自何處，再換位看看對方的堅守有何依據，想一想“面對面站在獨木橋上應該讓誰先走”。這樣的反身自省，或許不是每一次都能得出令雙方都滿意的答案，但至少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值得捍衞的權利，而哪些只是自利或者偏好的表達。有誠意地討論、建設性地維權，才能在滿地荊棘中尋找到解題的出路。

在一個多元化社會，主張權利絕非“能鬧的孩子有奶吃”。協商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是合理的觀點，而不是情緒化的表達。不管是堵路砸車的巡遊出租車司機，還是舉牌抗議的學生家長，都應在獲得最具説服力信息的基礎上提出主張，並接受“批判性審視”。公民能夠平等互動，從問題中學習，才能共同努力為公共政策提供最能體現公共利益的建議。當然，前提是讓各種利益都能充分表達，並通過程序保證使之能夠被聽見、被採納。

公共利益並不是個體自我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源於對共同準則、共同價值的對話協商。如果説利益衝突是多元化社會的宿命，那麼我們最不壞的選擇就是“有話好好説”。能互惠互利自然最好，實在不行也要互相寬容，最不濟還可以對簿公堂，爭取以不帶來額外精神損失的方式，維護好最重要、最有共識的那部分利益，也給社會一個機會去安頓好每個人都可以有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