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駐華大使：我為何把吳建民視為知己

漢語和日語中都有“知己”、“畏友”這樣的詞語。對我來説，不久前去世的吳建民大使就是我的“知己”和“畏友”，我十分欣賞他的見識和風度。

我和吳大使認識的時間並不長，只是在大使任內吃過幾次飯，在席間交談過幾句。我佩服的是吳大使的博學和見地，認為他擔得起中國駐法大使和外交學院院長的重任。最令我敬佩的，是他作為大使的使命感和將這種使命感付諸實踐的能力。吳大使在世時為日中關係發揮了積極貢獻，我至今都心存感激。

為什麼我和吳建民大使相識不長，卻把他視為知己呢？因為同為職業外交官，我們具有許多相同點。職業外交官通常要以廣闊的視野、深刻地理解問題，並以長遠的眼光看待周邊事物。為了達到這樣的要求，外交官必須保持公平、客觀的態度，並深刻理解和學習一些特定的問題。同時，作為外交官還要學習歷史。不僅要學習本國近代百餘年間的歷史，還要對漫長的人類歷史有所瞭解。對歷史的強烈興趣是作為優秀外交官的必備條件。

正因為有這些共同點，我和吳大使才能十分自然、愉快地對話。我在緬甸擔任大使時，也曾碰到過可以如此暢談的好友。在美國、英國也有這樣的人。他們就是所謂的“有識之士”。而判定一個人是否是“有識之士”的標準很明確，比如，當與對方有不同意見時，是否能認真傾聽，找出雙方存異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叫囂自己的觀點，硬要分出個勝負。認真傾聽可以豐富自己的知識。當發現對方比自己在某些問題上理解更深、見識更廣時，應該樂於接受別人的意見。這麼做在邏輯和倫理上都是明智之選。作為“有識之士”，必須保持“公正、客觀的態度”。

外交官的使命在於，在諸多內外條件下，實現本國利益的最大化。但“本國利益”的概念十分寬泛。即有國防安全上的利益、也有經濟上的利益、國民的尊嚴和國家形象等，更有領土主權等一系列問題，而且這些利益很多時候相互對立。同時，根據不同的“內外條件”，需要採取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結論也不同，必須對症下藥。總而言之，外交官必須讓本國最根本的利益實現最大化。

我曾反覆思考，符合日本根本利益的日中關係到底是什麼樣？許多次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那就是，日本必須和中國建立穩定、可預測的合作關係。現在這個結論已經昇華為我的信念。而且我相信，中國也應該得出同樣的結論，因為這是最合理的選擇。有人説，日本是“小國”，當然要和“大國”中國保持這樣的合作關係，但中國沒必要這麼做。然而根據我的判斷，這樣的想法不僅錯誤，甚至還會損害中國的根本利益。

在現代社會中，全球化經濟迅速發展、國家間的經濟相互依存，如果大國間發生衝突將帶來什麼？必然是世界經濟的崩潰。不僅日本的經濟會崩潰，中國的經濟也會崩潰。二戰後，通過軍事武力達成政治目的的成功案例幾乎不存在。雖然軍事的重要性仍不容小覷，但我們必須意識到，軍事的作用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2010年夏天，我卸任了日本駐中國大使，從日本外務省退休，作為民間人士參加了“東京-北京論壇”。這個論壇是2005年為提供民間對話平台而創建的(日方的言論NPO、中方的中國日報，從2015年起，中國國際出版集團)。自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後，日中關係進入大步後退的時期。按常理來説，當一件事進展順利時，會有越來越多人蔘與，而一旦進展不順，參加者就會變少。但“東京-北京論壇”正是在日中關係最困難的時候，決定參與到其中來，這讓我對其十分有信心，深受鼓舞。而支撐我以民間人士的身份長期參加這個論壇的動力，正是這個論壇不問國籍，廣納人才的特點，論壇中的嘉賓們都抱有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改善日中關係才是對兩國最好的選擇。

在這個論壇裏，中方的重要嘉賓之一就是吳建民大使，他在論壇上多次發表過他的真知灼見。在2012年日中兩國交流多次中斷的不利背景下，這個論壇依然召開，進行了珍貴的意見溝通，從民間的角度向兩國政府提出了改善兩國關係的方法。我認為，越是困難的問題，越是嚴峻的關係，更要強化意見溝通、增進相互理解，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從而打開局面。這也是比政府更為自由的民間人士應該做的事。通過在該論壇裏的交流，我開始欽佩吳大使“作為外交官的使命感和將其付諸行動的能力”，同時感到他是我的“值得尊敬的朋友”和“畏友”。

聽到吳大使去世的消息，我倍感失落，因為我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知己”。但為了世界的和平和發展，我們依然任重道遠。我深深感到，傳承吳大使生前的宏願，才是生者應該擔當的責任。(作者是日本日中關係學會會長、日本前駐華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