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斌：當我們恨日本，到底是在恨它什麼

2016年8月15日是日本戰敗投降71週年紀念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及被稱為日本右翼“標杆人物”的防衞大臣稻田朋美不去參拜靖國神社，但並未如其所願降低中日兩國朝野間圍繞這個“敏感”日子的對抗烈度。日媒認為安倍政府這般態度是因“顧忌中國反應”，想為G20期間中日兩國首腦會晤創造氛圍。不過很多中國網友對此並未買賬，有網友言：拜或不拜，事情都在那裏。國人對於日本的“恨”，顯然並非安倍的政治狡詐所能敷衍彌蓋。

説到“恨”日本人，國內一些“知日派”學者並不贊同，他們要麼從家國大義的層面批評這是挑動民族主義的“憤青誤國”言論，要麼從政治正確的角度強調要把“日本政府和極少數右翼勢力”與“大多數日本民眾”區別開來。很多普通人去過日本後也變狐疑：日本不僅街清景美而且人也友善，雖然日本政府做了壞事，但何必要把整個日本渲染得窮兇極惡。

這些説法令人欣慰之處在於，至少它沒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否認日本的“壞”。不僅在歷史和領土問題上不思悔改，安倍政府還在釋放軍國主義幽靈的道路上不斷“拱卒”，一面殫精竭慮促進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以延長自身執政期限，一面機關算盡塑造“中國威脅”對抗因素，對日本民眾可謂“利誘”與“威逼”並施，試圖綁架整個社會在極右翼道路上疾行。至於對日本的“壞”概而論之是否冤枉了大多數日本民眾，其實無論出於客觀還是主觀，“日本廣大民眾”均非真正無辜，否則安倍上台以來的較高支持率和日本人對中國較高負面認知的民調結果便無從解釋。不能否認某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士對華友善，但誇大這股聲音也是以偏概全。

雖然對日本的“壞”如此篤定，但當一位遠赴日本買了電飯鍋和馬桶蓋的友人突然問起：“當我們恨日本，到底是在恨它什麼”時，我還是猶豫了下。日本過去罪行累累，至今不僅拒絕悔改還依附美國蓄意製造對抗撕裂亞太，難道中國人恨它還需刻意解釋麼？但在思忖之後，我又覺得這種解釋過於潦草，對日本稍有了解的人馬上就能舉出一系列反駁的理由，比如為什麼你不提日本通過ODA援助對華做過很多好事，再如現在中國社會對日敵意是不是很大程度上源自課本教育或官方意識形態塑造等等。總之，關於日本的事實全部擺在那裏，對它持有不同態度的人都可各取所需從中找到支撐。觀察視角和立場不同決定“憤青誤國”與“漢奸賣國”的罵戰從一開始就是平行線般的自説自話，雖然熱鬧但形不成具有爭論價值的交集。

正是鑑於這種事實層面的錯位爭執，我們或可以説，中國社會對於日本的“恨”並非完全基於某些單一歷史事件或日本政府某個階段的惡劣表現，它也不能説是中國國內歷史教育或“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塑造的結果。跳出那種一時一事的框架來看，這種情緒長期而言根源可能在於中國人在國家崛起過程中的主觀危機意識。我們太瞭解日本，它的現實狀況、行為特徵和民族秉性，註定其在被右翼勢力裹挾下時就變成一匹潛卧在中國身邊的狼。既然是狼，自然可恨。

首先，日本依然強大，這使中國人至今未能夯實“大中華”“小日本”的歷史和區域認知。隨着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甚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美國，中國仍怯於認領“世界第一”，但我們對超過日本卻大説特説。但在某些經濟學家看來，僅用GDP已無法全面衡量一國經濟實力，日本海外經濟規模據稱已達國內GDP的1.58倍。雖然中國在GDP數據上超過日本，但按更真實的GNP計算，中國與日本可能仍有差距。同樣，很多人説日本在“廣場協議”後經歷“失去的二十年”，中國輿論界還不時提到對此引以為戒。但實際上日本經濟在此期間並未全面衰退，海外擴張勢頭也未停止，所謂“失去的二十年”有誇大其詞之嫌。除了經濟層面，日本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謀求政治大國地位。雖然它在聯合國以及區域政治方面受挫不斷，最近幾年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走向國際倫理規則的反面，但它綁定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仍獲得了興風作浪的能力和機會。如果安倍政府修憲成功，日本將釋放出更大的國際政治影響，雖然這種影響無可避免的將淪於邪惡。

日本的經濟發展質量、經濟社會管理水平、教育科技水平乃至環境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非當下中國所能企及。日本表面的頹態無法演示它依然強勁的筋骨，這不能不讓中國社會警惕。

其次，日本民族的習性或精神傳統具有深厚而可怕的底藴。日本在近代以來幾乎所有歷史節點上都比中國走得順暢，這成為中國社會一種潛在的心理劣勢。回顧歷史，日本曾對中國盛唐時期何等崇拜，從政治體制到經濟文化無不效仿。以至漢唐之風在華夏漸失後，卻在日本以被改良的形式蔚然至今。同樣封建落後閉關鎖國，當中國1840年後淪於侵略開啓百年悲慘命途，日本卻在1853年“黑船來襲”後猛醒驚立，19世紀60年代更是開啓支撐日本後來國運的明治維新。再到二戰後，日本隱忍屈辱在美國軍事佔領之下堅定貫徹“經濟發展至上”理念，短短幾十年內完成重建並崛起為世界大國，彼時剛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也不得不向日本求教。

著有《日本第一》的美國學者傅高義説：“日本即使經過了失落的二十年，但屬於日本第一時代的優良特質依舊存在。”正是這種經過長達150多年磨鍊的民族意志和習性，使日本民族永遠無法讓人小覷。

最後，或許也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點，就是困居島嶼之上的日本始終無法抑制“非正義”的擴張慾望。自明以降，日本在其南北朝分裂時期便以倭寇形式襲擾中國邊界、1894年甲午戰爭、1905年在中國領土上打日俄戰爭、隨後又在1930年代發動曠日的侵華戰爭。同屬儒家文化之宗，但日本偏重守“忠”而非中國這般尊“仁”。説得損點，日本不是很講“仁義道德”，它的愚忠和變異了的恥感文化使其更容易在歧途上不撞南牆不回頭甚或撞了南牆也不回頭。不僅中國人民深受其害，亞洲其他國家至今也是餘痛未消。

迄今，安倍政府二次上台已近四年。日本政府在極右翼思想鼓譟下萌發了新一輪危險的“非正義”衝動並開始逐步將其付諸行動。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何方？歷史早有預示，日本政府或在某天再次被打碎打爛，雖然在那之後它還會在廢墟上重建。這，或許就是日本這個國家可悲的宿命輪迴。

當我們恨日本時，到底是在恨它什麼？説通俗點，我們恨它是個“會武術而且不安分的流氓”。（作者為環球時報評論部編輯王亞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