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歐洲反恐未來懸於土耳其局勢

二戰結束後的70年間，歐洲經歷了兩輪恐怖主義高潮。1972年夏天，恐怖組織“黑九月”製造了慕尼黑奧運會慘案，隨後各種政治勢力在歐洲掀起恐怖襲擊與打擊報復的狂潮。40年後的今天，歐洲正經歷新一輪恐怖襲擊，法國、比利時、德國陸續遭襲，恐怖活動在歐洲引發安全危機。不久前發生的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則讓歐洲這場安全危機雪上加霜。整個歐洲都在緊張注視着土耳其的政局變化，因其迫切需要土耳其繼續扮演歐洲難民蓄水池、西方反恐橋頭堡、庫爾德問題剋制者的關鍵角色。

第一，難民危機正在威脅歐洲社會穩定和一體化前景，而土耳其一直被認為是緩解歐洲難民壓力的關鍵。2014年以來，歐盟在難民問題上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就是與土耳其簽訂“難民交換協議”，這項脆弱的協議不僅可以緩解歐洲現有難民壓力，還使歐洲看到長久解決難民危機的希望。為此，歐盟投入大量政治和經濟資源幫助土耳其就近吸納敍利亞難民。到2016年上半年為止，土耳其已接納270萬難民。難民協議有效控制了歐洲難民增量，經土耳其偷渡到意大利和希臘的人數開始急劇減少。另外，協議中的“一比一”置換難民規定幫助歐盟解決了最棘手的“不符合庇護條件難民”的遣返問題，這對歐盟國家的難民政策至關重要。

不過，歐盟主導下的難民協議具有較高權利保障標準，土耳其政府需承擔較高國際法義務，保障難民安全與權利。政變之前土耳其政府剛剛宣佈將給予難民土耳其公民身份，這對緩解歐洲難民潮是個重大利好消息。但在土耳其陷入政變危機後，這些措施何時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實施都平添了變數。

第二，恐怖主義襲擾歐洲，歐洲既需在歐盟層面改進集體安全機制、構築整體反恐體系，又要在成員國層面尋求國內政治共識、改革社會融入政策，而這都需一個過程。根據國際反恐經驗，國家轉入整體反恐體制應當有序適度，否則就會付出長期代價，比如美國因“9·11”事件倉促、過度進入反恐戰爭體制，劇烈轉型造成的代價需要多年才能消化。有鑑於此，以德國、法國為代表的歐洲核心國家亟須有序構建綜合反恐防範體制，使國家以良性方式和較小代價應對恐怖主義衝擊。通過構建多層面的歐盟—土耳其新型關係機制，使土耳其在敍利亞問題上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是歐盟爭取時間實現本土安全轉型的關鍵所在。

某種程度上説，土耳其的配合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軍事打擊“伊斯蘭國”的重要條件。但需注意的是，美國與土耳其雖然都是北約成員國，但雙方合作打擊IS並非基於北約的集體安全條約機制，而是基於美國政府與埃爾多安政府簽署的雙邊協議。協議的有效性和存繼性以埃爾多安政府合法存在為前提，以美土關係友好穩定為基礎。而本次政變不僅威脅到美土協議的有效性，政變後美土關係也因“居倫”問題面臨政治摩擦。這種局面對於美國打擊IS的軍事行動以及戰後敍利亞重建戰略極為不利，對於高度依賴美國軍事政策的歐洲而言也很糟糕。

第三，土耳其在庫爾德問題上保持克制是西方國家敍利亞政策的關鍵。美國與歐盟成員國在敍利亞問題上不同程度依賴庫爾德人，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埃爾多安政府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近年來，土耳其總體上在積極推動政治解決庫爾德問題，並釋放出一些政治誠意。但同時，土耳其國內在庫爾德問題上的社會共識與政治互信並不牢固，民族關係倒退的政治風險依然存在。

尤其最近兩年，土耳其國內安全形勢隨着敍利亞危機的延續而變得嚴峻，庫爾德人在敍利亞和伊拉克戰場的活躍對土耳其國內庫爾德問題形成一定壓力。一方面，土耳其軍方與庫爾德武裝衝突有回潮擴大趨勢。土耳其軍方出兵敍利亞被指針對敍利亞北部的庫爾德武裝，而土耳其軍隊與境內庫爾德社區也爆發激烈武裝衝突;另一方面，軍隊與政府在庫爾德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政府同歐美協調處理庫爾德問題的立場，與軍方多次越境空襲庫爾德組織的做法並不完全一致。事實上，軍隊內部激進勢力與政府在庫爾德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正是政變者的一個重要動員因素。

目前，土耳其雖已平息軍事政變，但在最廣泛範圍內尋求社會共識、保持政治穩定依然任重道遠。西方與土耳其第一時間回應了對方重大關切，比如埃爾多安政府表示將繼續執行歐盟－土耳其難民協議，但影響土耳其與歐美關係的不利因素明顯增加了。如何妥善解決引渡居倫、恢復死刑、修改憲法、入歐停滯、庫爾德政策以及過度承擔歐洲安全責任等問題，將考驗各方政治智慧並深刻影響歐洲反恐前景。(作者是四川師範大學副教授、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