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陽：多少個福原愛，能挽得回中日黃金時代？

在與日本記者為數不多的交道里，曾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除了日本人普遍的禮貌與和氣，就是他們的“傻”。

一些在別人看來問不出什麼新聞點的人物，往往會被日本記者團團圍住盤桓很久。別人五花八門地秀出各色筆記本、平板和手機，日本記者則揹着單調的電腦包，牌子是統一的Toshiba，甚至連型號外觀也看不出有什麼差別。

不過後來我發現，當初會這麼想只能證明我“毛楞”。

有次與一位日本東京電視台記者同逛秋葉原，他除了那單調的電腦包，手裏還多了台手提攝像機，我們走到哪他跟着拍到哪。同去的幾個中國記者四散搶購，化妝品、美容機大包小包不亦樂乎，臉上卻不顯半分興奮表情。得着個空暇，其中一個“老司機”提醒我：日本電視台記者常常抓準人最為猥瑣的表情經過剪輯再配上解説拿到電視上放，你得留神。

我恍然從他的話中聞到了日本人的那股“傻勁”中暗藏的“狡黠”，想到曾被那日本記者抓拍到自己對“日貨”挑大拇指誇日本的鏡頭，心頭一冷，趕緊去“嚴正”要求他刪除，直至離日前又找他確認了一遍，方才放心。

事後想來，不得不嘆息一聲，即便是我這樣看“聖鬥士星矢”和“七龍珠”長大，對川端康成和黑澤明如數家珍的中國人，亦無法改變文化的親近感之外，因中日曆史和現實關係而潛藏心底對日本和日本人的深深警惕。

有人形容中日關係，把政治比作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把文化和民間交流比作水面下深沉厚實的大部分。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這水面之下的冰山亦經歷幾多變換沉浮。彼時哼唱“啦呀啦”，給高倉健寫情書的父母輩，到如今管福原愛叫“愛醬”，拿她當“團寵”的年輕一代，兩代中國人目視日本人時的眼神高低，是中日兩國國家實力與國民心態此一時彼一時的反映。

每一個到過日本並心生好感的中國人，或許從京都奈良的唐風漢韻、謙瑾知禮中追念東方與過去的殘照;或許由東京大阪的方便現代、依法守序裏追感西方與未來的背影。“媚日”或者“黑日”論者，從各自的立場和利益出發，一遍遍打造或打破理想中的日本。以至於京都有多少唐風，中國人比日本人要清楚得多。

可惜京都的唐風不是日本人的現在和未來;説一口標準東北話，打中國人最擅長的乒乓球，就算輸給中國人也只是哭哭鼻子的福原愛，在日本人中間是如此片段和孤單。中國人話語中的日本很近，而日本離中國，早已“西向”很遠。

無論對中日關係多麼有信心的人恐怕也無法否認：政治是高懸於中日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意識形態是阻擋在中日之間的嘆息之牆。即便拋開前兩者造成的隔膜不談，的確，日本動漫遊戲文化在中國網絡一代中獲得了巨大成功，但看看新近崛起的一些國產動漫就知道，中國的90後們已能把日本人的技巧改造成流行話語，再為自己的民族情感所用。而日本的年輕人，恐怕連聽也沒聽過“那兔”。在文化形式上日漸趨近的中日兩國，實際在文化上也越來越遠。

高倉健的時代是中日關係的黃金歲月，這樣的日子，福原愛帶不回。那個年代的日本曾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引路人之一。而如今的日本無意更無力繼續承擔這一角色。它只能儘量把東方的那個自己在西方的影子裏埋得更深，才好自覺在中國面前顯得高那麼一點。可惜這樣的日本，是站不出另一個高倉健的。

也是在一次中日交流活動上，一個日本外務省的年輕官員，梳着油頭，操着日本人不常有的美式英語，質疑着中國的新聞自由，他傲慢的看着我，我噁心地瞧着他，在他臉上，我遍尋不到老派日本人的深沉剋制、專注隱忍、狡黠圓滑甚至偏執陰冷。他的父母很可能是知道鄧麗君的，而他，可能只認得賈斯丁•比伯吧。(作者是環球時報評論部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