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防產業扶貧“扶富不扶貧”

在河南某個靠發展鄉村旅遊脱貧的典型村,村支書透露,能夠吃上“旅遊飯”的農民,沒有一家是貧困户

產業扶貧“只見項目不見貧困户”並不鮮見,甚至有扶貧項目資金被部分不法企業以扶貧的名義變相套取:某老闆與親友組建合作社養娃娃魚,套取國家扶貧資金400萬元

各地貧困村搞產業扶貧,普遍採取引進工商資本、鼓勵回鄉創業等方式發展產業。這為農村帶來了資本、人才、技術,但一些“老闆”成為農村新一輪“扶貧主力軍”,值得關注

近日,記者在中西部調研時發現,基層在落實產業扶貧政策時容易出現一些扭曲走樣的現象。比如,一些地方將產業扶貧簡單等同於產業發展,忽視了扶貧目標本身。基層幹部推薦記者參觀的一些產業扶貧項目“看起來很美”,但深入瞭解後發現,這些項目僅僅是“扶”了老闆,與真正的貧困户關係並不大。

記者在河南某貧困縣一個靠發展鄉村旅遊脱貧的典型村採訪時得知,短短三年時間內,該村發展了10多家農家樂,成了遠近聞名的鄉村旅遊示範村。在村部附近,路面整潔,山青水美,與翻建的農家樂相映成景。這個行政村的中心區的面貌,因為發展旅遊而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

然而,在記者隨機尋訪貧困户的過程中,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家貧困户,距離村部有10多分鐘車程。記者繞行到村部後的山路上,看到的是普通山區農村的冷清、破敗景象。村幹部告訴記者,這個村在冊的29户貧困户中,有22户是鰥寡孤獨、痴呆傻殘,有7户是因病、因學等缺少勞動力家庭。“他們大都住在更深的山、更偏的坳裏。”

其中較典型的一個貧困家庭,只有一個40多歲的農婦在家。她常年患病,雙腿腫脹,勞動能力非常有限。她的丈夫5年前因車禍去世,留下建新房後至今未能還完的幾萬元債務。她的女兒已嫁到外地,上初中的兒子則靠各種救助維持學業。她説,村裏旅遊這兩年紅火起來了,但自己並沒有受益——她家裏缺少勞力,養土雞、山羊都不現實；再加上住得離村部遠,流轉土地給別人搞觀賞採摘,也沒人要。

村支部書記坦誠告訴記者:“説實話,吃上‘旅遊飯’的農民,沒有一家是貧困户。”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搞鄉村旅遊平均一家要花近20萬元搞室內裝修、環境改造,“貧困户一沒本錢,二沒有勞力,三是房子破舊、裝修難度大”。“發展鄉村旅遊雖然好,但是非要‘包裝’成扶貧項目就説不過去了。”村支書説。

在一些地方,產業扶貧“只見項目不見貧困户”並不鮮見,甚至扶貧項目資金被部分不法企業以扶貧的名義變相套取。國家審計署對西部一貧困縣2010年至2012年年度扶貧資金審計時,就發現了類似問題。其中一則案例為,做煤炭生意的小老闆莫某申請400萬元的娃娃魚養殖項目,先後套取國家扶貧資金400萬元。為成功申報該扶貧項目,莫某成立了5人組成的“國豐農業專業合作社”,其他4人為他的妻子、父母和侄兒。除其侄兒以外,其餘4人均非貧困人口。

產業扶貧是深化扶貧攻堅的重要載體,也是地區造血脱貧的根本之策。一方面,各級黨委、政府寄予厚望,財政部和國務院扶貧辦提出,“財政扶貧資金70%要用於產業”。例如在河南也提出,目前全省430萬農村人口中200萬將依託產業扶貧擺脱貧困。另一方面,貧困户也寄予厚望,增加產業經營性收入的願望迫切,參與產業扶貧的積極性高。

產業扶貧項目能否實現精準幫扶,選擇哪種類型的模式很重要。是直接幫扶模式還是託管模式、代種代養模式,是股份幫扶還是資產收益幫扶等,都要因地制宜、因户制宜。例如當前不少地區實施的光伏扶貧,尤其是户用分佈式光伏項目在貧困户房前屋後裝上太陽能電站,農户做好日常維護,每年可以給貧困户增加兩三千元穩定收益,貧困户能真正參與進來,即使缺少勞動力也能分享收益,受到歡迎。

另一方面,產業扶貧要重視基層組織作用。各地貧困村搞產業扶貧,普遍採取引進工商資本、鼓勵回鄉創業等方式發展產業。這為農村帶來急需的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對貧困村而言本是好事；然而,令人擔憂的是,部分基層組織滋生“等靠要”思想,一些“老闆”成了農村新一輪“扶貧主力軍”,而村級組織普遍缺位。

在農村扶貧攻堅,不能總指望老闆都是慈善家,關鍵要靠基層黨組織。這一輪產業扶貧,要與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相結合。尤其是鼓勵發展能帶來集體收入的合作經濟,將激發村級組織積極性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如果村裏發展一個產業,能讓村集體有幾十萬元收入,脱貧自然也不是問題。

此外,財政部門在加強對各地監管職責落實情況的追蹤問效的同時,要有一套更加健全透明的監督機制。對產業扶貧項目資金安排和使用要儘可能詳盡公開:如資金來源、資金規模、實施地點、建設內容、實施期限、預期目標、項目實施結果、實施單位及責任人、舉報電話等。監管部門要善於利用好鄉鎮財政、村基層組織就地就近監管優勢,讓扶貧對象成為維護自己權益、監督資金使用和項目建設的重要力量。（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