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屢遭恐襲，歐洲應反思“真問題”

最近兩年,歐洲正遭受冷戰以來最嚴峻的恐怖襲擊。歐洲主流聲音把矛頭指向伊斯蘭極端主義，把問題歸罪於難民政策。但筆者認為，難民只是結果而非誘因，歐洲不應糾纏於一些“偽問題”，而應全面反思內外政策得失。

首先，歐洲的人口和族羣結構正深刻變化，“人民”變了。伴隨着殖民政策和現代化發展，歐洲早已不再是單一歐洲人基督教的歐洲，伊斯蘭教在許多歐洲國家已成主要教派。相關調查顯示，歐洲穆斯林人口已佔總人口的6%，到2030年將達8%甚至更高。有些歐洲國家領導人認為，歐洲基督教徒的宗教意識和活動正在減弱減少，篤信教義的穆斯林人數將很快超過虔誠的基督徒。已佔人口很大比例的非歐洲移民構成了新族羣，其數量迅速增長，政治訴求增強，這意味着歐洲國家的執政基礎已深刻變化。使多個單一神教和睦相處，治理多族羣和多宗教的國家，遠比單一民族和單一宗教國家複雜得多，歐洲政治精英們對此應有充分認識，並在此基礎上修正傳統歐洲基督教文明以及政治思想基礎和價值觀念，以適應新的“人民”。

歐洲國家領導人對於在社會融合方面面臨的嚴峻挑戰並非毫無意識。德國前總統伍爾夫2010年就曾提出伊斯蘭屬於德國，希望以此增強穆斯林移民對於德國和歐洲的身份認同，促進融合。但多年以來，這種倡導多元文化的融合努力效果不彰，反而被一些意見領袖宣佈失敗，有人甚至認為，現行融合政策是向伊斯蘭投降。歐洲應意識到，價值輸出的時代過去了，現在應花更多精力應對內部社會文化挑戰甚至自我生存問題。它還需認清歐洲不是獨有普世價值的聖者，也不是拯救世界難民的恩人，這樣的理念與排斥外來移民具有同樣的思想基礎。

其次，歐洲國家內部政策上新自由主義盛行導致社會撕裂。效益至上的逐利和競爭使富者更富、窮者更窮，被稱為社會穩定支柱的中產階層不斷萎縮。法國失業率一度超過10%警戒線，西班牙和希臘的失業率甚至高達19.9%和23.3%，有的政府瀕臨破產;2012年統計顯示德國中等收入階層人數過去15年中減少550萬。技術進步等要素帶來財富增長，但新增財富因偏袒資本的再分配製度而更多進入大企業大資本手中。中等收入階層中蔓延着焦慮擔憂，正由社會的穩定器轉變成社會不安的主力。

政策失誤、結構失衡導致貧富不均、社會分裂，一些歐洲國家犯罪率攀升。據統計，2012年歐盟入室盜竊案比2007年上升14%，德國2015年刑事案件比上年上升4.1%。有人辯解説是違法移民催升了犯罪率，但對移民人口已普遍存在的國度而言，再區分是否為“原居民”不僅無助改善治安，反會強化社會分裂。另外青少年問題頗為嚴峻，2014年有1/4歐洲青少年生活在貧困中，他們缺少社會參與機會，在學校被“另眼相看”甚至欺侮，忍無可忍時便可能走向極端、報復社會，最近兩年的多起暴恐案就是青少年所為。

第三，網絡技術主義破壞社會穩定，這在歐洲表現明顯。網絡技術促進了溝通，但某種程度上也成為恐怖主義的“有效工具”和“教科書”。極端主義藉助網絡傳播極端思想並誘發“獨狼”，維爾茲堡火車殺手就受到IS“啓發”，慕尼黑慘案兇手則通過網絡效仿7年前一樁少年兇殺案來策劃行兇細節。一旦恐怖事件發生，網絡和媒體還可能成為傳播恐懼的“幫兇”。各種信息瞬間傳播、真假難辨，造成政府忙亂決策，民眾惶恐不安。政府在失去信息掌控力和公信力，比如德國政府一再強調暴恐與難民無必然聯繫，但在網上遭到民眾攻擊，民眾與政府對立。網絡使人越來越“去社會化”，恐怖暴力也因此日趨“個性化”。“獨狼”頻現增加了社會安全的不確定性。

第四，以暴制暴、越反越恐的“反恐陷阱”癥結在於信任危機。歐洲國家已有事實表明，僅僅強化國家機器的強力手段難以長治久安，甚至短期內都難奏效。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系列暴恐事件後宣佈九條反恐措施，包括強化武器管理，但這未能阻止暴恐，如維爾茲堡火車慘案兇手作案的工具只是尋常的斧子和刀。法國在去年巴黎恐襲後實施覆蓋全國的緊急狀態，但也未能避免一再遭襲。歐洲當前面臨的暴恐對手“獨狼”居多，他們不是具有極端宗教背景就是因被社會邊緣化而陷於絕望，無懼於死。這與此前出現的“埃塔”(ETA)、“紅軍派”(RAF)和“北愛爾蘭共和軍”等恐怖組織不同，很難強力打擊和壓制。

正因新一波暴恐有明顯的宗教極端主義根源和社會心理背景，所以反恐不再是防止和打擊暴力行為那麼簡單，不能一味強調罪犯的個人問題，而需從社會文化角度着手，解決現代社會的“價值衝突”“信念空虛”和“信任危機”。英國英格蘭銀行前行長金恩就曾撰文警示，歐洲的深層問題在於政府和民眾相互缺乏信任。歐洲精英們應看到，物質主義的發展並不能填補人對生命意義的內在需求，一個健康的社會不僅要解決“我有什麼”的問題，還要關注“我是誰”的終極議題。

另外還需看到，國際干涉主義與恐怖主義存在必然聯繫。美國主導的中東北非“民主化”進程已持續近15年，不僅沒給中東北非地區帶來人權與和平，反使相關國家安全形勢空前惡化，極端恐怖主義勢力肆虐。隨着一些主權國家的政府和邊界遭到瓦解，動亂與危機迅速外溢，蔓延成區域甚至全球危機。過去幾年，大量民眾逃離“民主化”失敗的國家和地區，形成一波波難民潮衝擊歐洲。歐洲人跟隨美國把難民和危機打進自己的家園，激化了已有的社會矛盾，而大西洋對岸的美國卻在悠然旁觀。對此，不少歐洲有識之士已經有所認識。

綜上所述，要想走出當前暴恐襲擊困境，歐洲需要全面反思國內外政策，直面現實問題的根源，做到從長計議、綜合施策，而非僅僅糾結於一些局部和技術性環節。在全球化時代，治國理政變得愈發複雜。今天歐洲政治遭遇的危機，明天就可能在地球上的另一角落發生，對此各國政治決策層須有遠慮。(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前駐德國使館公使銜參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