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體制的庇護不丟人

不得不説，對大部分人來説，成功其實是一個很遙遠的詞語，如果我們能夠讓自己安穩地過着日子，未嘗不是一種幸福。

29歲的河南青年孫海巖，8年來一共參加了63次公務員考試，讓人震驚。孫海巖的命運，能否像他想象的那樣，因為公務員考試而發生改變，我不得而知，但他8年63次公務員考試的“奇葩”經歷，卻難免讓人唏噓。

儘管孫本人對記者説，之所以考公務員，是因為“從小我就喜歡公務員，當公務員是我的信仰”，但我卻覺得，“信仰説”恐怕只是他給自己的心靈慰藉罷了，更主要的原因還應當是“改變命運”的現實訴求。

這般説，沒有別的意思，因為孫海巖只是千千萬萬個普通農村青年的一員，他們沒有家庭可以依靠，自己也並無過人才智，也缺乏創業青年的闖勁兒，所以，他們將“死到體制內”視為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並願意為之付出巨大代價，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就像安徽毛坦廠中學的學生們，過着如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大多數人最終也只考進了普通大學，畢業後能不能找到滿意工作都不好説，但他們依然義無反顧地跋涉在“苦學”的路上。孫海巖8年63次公務員考試的經歷，就本質而言，與毛坦廠學生苦讀靠大學並無不同，只是將底層青年在就業階段的追求，以極端的方式放大了而已。

在大多數人的視野中，成功者往往是熠熠發光的，但在成功者的背後，很多人窮其一生都只是一個普通人，甚至，還不排除有很大一部分人，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一輩子為生存掙扎。所以，京滬穗奮鬥青年的行事邏輯，與偏遠山村青年的行事邏輯，有很大不同。

不説別人，就説説我自己。我比孫海巖大上幾歲，他出生於河南農村，我出生於陝西關中農村，他和我都就讀於普通的師範院校，畢業後都曾在學校任教，區別在於，從學校離開後，他踏上了公務員考試的漫漫征程，而我卻誤打誤撞地進入了此前從未想象過的媒體圈。

最近我時常在想，倘若當年我從中學辭去教職後，不曾遇到那家給我提供了良好發展平台的都市報，倘若我一直尋覓不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事業，我會幹什麼？大概，我會如孫海巖一般，在解決生存的基礎上，不斷去參加各種公務員招考吧。事實上，我這輩子僅有的兩次公務員考試經歷，就發生在從中學辭職到入職媒體的那段“漂泊期”。

今年年初，因為個人原因，我從服務了近9年的都市報離職，又一次重新規劃職業。這中間，有很多次機會離開西安去東部發達地區發展，收入及發展前景都非常不錯，當我向朋友們徵詢我該不該去的時候，他們説，你不可能去的，30多歲的年齡，上有老下有小，怎麼去？最後，我還是拒絕了高薪誘惑，留在西安進了一家體制內單位，雖然也時常惆悵收入的微薄，卻滿足於和家人過着平淡而安穩的日子。

人生其實就是不斷的得失選擇，有得到就必然有失去，幸福不是讓別人評判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包括我在內的所有農村青年，無疑羨慕每一個成功者，也希望自己能夠成功，但不得不説，對大部分人來説，成功其實是一個很遙遠的詞語，如果我們能夠讓自己安穩地過着日子，未嘗不是一種幸福。

依附於體制，然後尋求一種安穩而有尊嚴的生活，並不是件丟人的事情。一如“逃離北上廣”的命題，逃離的人最終還會回去，因為二線三線城市的行事規則，不是待慣了“北上廣”的人可以適應的。孫海巖的63次公務員考試經歷，只不過是底層青年的另一種“北上廣夢”而已。

王健林的財富固然讓人羨慕，明星的光彩固然讓人沉醉，可是，這些充其量只是眾多普通青年尤其是底層青年的談資而已，與他們並無什麼關係。既然不是“二代”，既然未曾擁有過人的才智與魄力，那麼，如孫海巖一般，將體制視為唯一的庇護場所，也就再正常不過了。（曹旭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