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二戰老兵:中日開戰還想上戰場 但不願兒孫去

8月15日，《環球時報》特約記者蔣豐在東京靖國神社採訪日本老兵八兒雄三郎。 張桐攝

【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蔣豐】在日本，有這樣一個特殊羣體：他們曾傷天害理卻無處悔罪，他們曾殺人放火卻緘口不語，他們雙手沾滿鮮血卻不肯認錯。隨着時光流逝，參加過侵略戰爭的日本老兵在世的已越來越少，像東史郎那樣深刻反省和站出來講述加害歷史、揭露日軍當年暴行的更是屈指可數。按照日本二戰時的徵兵規定，志願參軍者必須年滿17歲。所以，即使按照參軍與戰爭結束的1945年來推算，最年輕的日本老兵也已經88歲，很快他們就將與那場戰爭一起成為歷史。然而，歷史的記憶註定不會消逝，他們給日本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像癌細胞一樣仍在擴散。

隨日本政府推卸戰爭責任 借國家賠償領取高額“恩給”

八兒雄三郎，自稱今年91歲。這個畢業於日本陸軍中野學校，“終戰時在大分地區司令部守衞國防”的老兵選擇8月15日這個特殊的日子，連同那些美化侵略戰爭的右翼分子一起參拜靖國神社。“現在，日中關係越來越壞，戰爭危險也越來越大，如果發生戰爭，我雖然很想去，但體力已不行了。”八兒雄三郎這樣對《環球時報》記者講。當被問是否願意讓他的兒孫上戰場時，這個老人卻連連擺手説：“不行啊，不行啊，那樣日本就沒人了。”

有很多中國人總是在問：“日本人在侵略戰爭問題上為什麼不肯真誠地道歉？”《環球時報》記者採訪過一位日本福岡的老兵這樣回答：“當年，我們的軍隊是天皇的軍隊。憲兵帶着徵兵令到村裏，説你成為‘天皇軍隊’的一員了。那時我連大阪、東京都沒有去過，但我一下子來到中國的杭州，還去了上海、南京。我真的是眼花繚亂啊!一路上，長官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應是日本的、天皇的。你説我能不激動、不興奮嗎？我做夢都沒有想到能夠為天皇打仗，直到後來我們戰敗。我也做過許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情。但我們的天皇還在皇宮啊!憑什麼他沒有錯，要讓我們認錯呢!我實話告訴你吧，我做過對不起中國人的事情，我現在就儘量補償，給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提供私人獎學金。但是，在我們天皇沒有認錯的時候，我也不認錯。我們老軍人如果都認錯了，那不等於天皇也就錯了嗎？!”在他看來，戰後日本的天皇制沒有被廢黜，應該是日本老兵乃至日本政府不肯承擔侵略戰爭歷史罪責的根本原因，而留下這一禍根的，應是美國佔領軍司令麥克阿瑟。此外，戰後日本政府曾經號召國民進行“一億總懺悔”，意在推卸天皇的戰爭責任，這也導致老兵們拒絕承認罪責。

戰後的日本政府除了推卸戰爭責任，還給這些老兵及其家屬非常優厚的待遇。在這樣的背景下，讓老兵懺悔和反思變得很難。早在1923年，日本就制定《恩給法》，為徵兵發動太平洋侵略戰爭提供保障，以獎勵措施鼓動士兵參戰時要衝鋒陷陣。日本侵華戰爭中，在戰鬥激烈的地區，士兵1年的服役期可以根據“加算年數制度”而被加算為3年。

1946年，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批評日本的軍人恩給制度是“世界上最惡劣的制度”，並頒佈法令宣佈，除重傷病軍人外，廢止對舊軍人或遺屬的恩給制度，這導致日本不少舊軍人以及戰死軍人的遺屬因經濟來源斷絕而陷入生活貧困。1947年11月，日本遺族厚生聯盟(現“日本遺族會”前身)成立，開始向政府要求國家賠償。1953年，日本總務省制定發放撫卹金的《援護法》，恩給制度死灰復燃，一直延續到今天。

對仍在世的老兵，日本政府給予每人每月12萬日元(1萬日元現約合660元人民幣)的“退役撫卹金”，每人每月5萬日元的“戰爭補貼”，每人每月3萬日元的“恩給”，加起來共約20萬日元。此外，日本厚生省每年會向在世老兵支付“厚生年金”，分兩次發放，共計35萬日元。戰後71年來，日本政府還5次以“特別慰問陣亡者家屬”的名義，向戰死者家屬支付特別撫卹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95年，向將近310萬個戰死者家庭分別支付高額日元撫卹金，總計達到5238億日元。

三百個老兵團體仍在滋事

在日本政府的強力保障下，老兵們雖生活無憂，但內心的戰爭烙印根本無法抹去，有人開始懺悔和謝罪。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參加過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原日軍第十六師團步兵二十聯兵隊上等兵東史郎。東史郎七次向中國民眾謝罪，不顧年歲已高到南京、北京、瀋陽、上海等地作證，揭露日軍當年的殘暴行徑，並留下反省歷史的《東史郎日記》。 讓人遺憾的是，東史郎的行為並未得到日本主流社會的認可，甚至有日本媒體辱罵他“叛徒”“賣國賊”“舊軍人的恥辱”“罪該萬死”。在日本右翼勢力的鼓動下，還有日記中涉及的人物對東史郎提出訴訟。

《環球時報》記者參加過東史郎敗訴時舉行的記者會見，只見他拿出一份又一份資料，然後憤怒地説，“關於這次審判，問題並不在於原告橋本光治是否殺死一名中國人，他們是想利用這個事件向人們宣稱沒有發生過南京大屠殺”“法院根本不想看到真實的南京大屠殺事實，也根本沒有人想要看到歷史，法院的判決是要恐嚇為維護歷史事實而奮鬥的正義人士”。2006年1月3日，想告訴日本人戰爭真相的東史郎病逝於京都府醫院，享年93歲。

在日本學者吉田裕所著《士兵們的戰後史》中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日本1945年8月投降時，日本本土有436萬名軍人，海外有353萬人，合計789萬人。但在這麼龐大的老兵羣體中，像東史郎這樣在戰後站出來揭露戰爭真相的人屈指可數。對於過去的戰爭，絕大多數日本老兵選擇了沉默!

二戰後，在1億多人的日本社會，近800萬老兵有的無聲無息，有的蠢蠢欲動。隨着1953年日本政府恢復被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禁止的“軍人恩給”制度，各種老兵團體先後冒了出來。據《朝日新聞》近日報道，2005年日本還有3625個老兵團體，但目前只有約300個還在開展活動，主要原因是老兵年事已高，在世者日減。

據瞭解，八成以上的日本老兵團體以曾在同一部隊或軍艦服役為由頭組建。如“南想會”，就是由當年“南進”到東南亞地區的日本陸軍裝甲車第45大隊原隊員組成。此外，由軍校同學組成的老兵團體佔到一成左右。還有以某場共同參加的戰役、某個共同生活過的地方為基礎成立的老兵團體，如以所羅門羣島戰役為紐帶的“全國所羅門會”。

絕大多數老兵團體組織活動，一般奉行“只談現在不講過去”的原則，盡最大可能避免過去的戰爭話題。在日本甲級戰犯未移入靖國神社後，很多老兵團體仍去參拜。如1955年成立的“日本戰友聯盟”，以“反共衞國”為宗旨，由發動侵華戰爭的植田謙吉、岡村寧次等人擔任負責人。該組織最多時有30萬人，大力推動日本“軍備再建”，信條為“讓國民廣泛理解日本安保問題”“始終站在祭奠英靈的最前端”“尊敬皇室並代代相傳”“讓國際社會理解日本的立場”。每年參拜靖國神社，祭奠所謂的“英靈”，是該組織最重要的事情。

現在，“日本戰友聯盟”還定期舉辦“靖國神社升殿參拜懇談會”、安保論壇及修改教科書研討會等，是日本右翼組織的“老前輩”。包括日本《正論》在內的一些右翼雜誌，則成為他們“曝光”的平台。

為擴大影響力，日本絕大多數老兵團體從成立開始就拉老兵家屬特別是其年輕子女參加。近年來，出生於戰後的日本年輕人價值觀已發生很大轉變，他們更在乎自己的生活，不太關心歷史。但這種漠視同樣可怕，曾經的那場戰爭，在他們的印象中更多隻是“發生過那麼一件事”。由於高齡化和後繼無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老兵團體相繼解散或“活動中止”。2005年，日本“戰友會”研究會的調查顯示，曾經加入戰友聯盟的各地戰友會，依然存在的不到3成。但正如《環球時報》記者今年“8·15”在靖國神社所見，總有日本老兵穿着舊軍服來參拜。

有人感嘆：“活到87歲是神對我的懲罰”

有人狡辯：“我父親在中國付錢買西瓜”

在日本，有的老兵尚有良知，但沒有親身謝罪的勇氣。由於忍受不住良心的折磨，有的選擇在離世前懺悔。2013年，日本《東京新聞》曾報道過老兵大島中典在遺書中的懺悔。1937年，大島中典作為新兵加入日軍第9師團富士井部隊，在蘇州一帶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戰爭結束回到日本後，他總是噩夢纏身。他在遺書中説：“我是個罪孽深重的人，能活到87歲絕不是福祉，而是神對我的懲罰。”他認為“妻子失蹤、女兒一家溺水而亡是報應”，這種“家人突然消失的殘酷方式”，讓他體驗到當初自己“給中國人帶來的、奪取他們生命和毀滅他們家庭的永恆之痛”。

“我知道那場戰爭中發生了什麼，我也還記得自己在戰爭中幹了什麼。原以為時間可以讓我內心平靜下來，讓我逐漸淡忘一切。原來，有些東西是時間都無法磨滅的。幾十年來，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痛苦和經歷説出來，讓自己好受些。我相信，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可是，在日本，在有生之年，我們始終不敢説出來。”2010年9月，一位87歲的日本老兵在家裏痛苦地對《環球時報》記者説。採訪結束後，這位只講整個部隊活動、沒有講出自己“戰爭經歷”的老兵千叮嚀萬囑咐：“不要寫出我的名字，即使我死後也不行，因為我還有家人!”2012年，這位老兵帶着自己的“秘密”離開了人世。

其實，這些日本老兵對過往侵華戰爭的認識，也直接影響着他們的後代和更多的日本民眾。《環球時報》記者曾去日本廣島舊海軍墓地做過採訪。那裏的一位管理人員吞吞吐吐地説：“我父親參加1937年‘淞滬之戰’，但他常常講，他們在中國都很守規矩，從老百姓手裏買西瓜，都是付錢的。”當時，《環球時報》記者只好對他説：“你父親真的是辛苦啦!當年，他要跑到中國買西瓜。”聽後，他滿臉通紅，無言以對。

2015年，《環球時報》記者在東京採訪參與過“七·七事變”的日本陸軍少將今井武夫的兒子今井貞夫。今井貞夫曾在住友工業株式會社工作20年，退休後整理其父遺稿——主線竟然是宣傳今井武夫在戰爭期間從事汪精衞偽國民政府與日本之間的“和平合作”。為此，今井貞夫退休後還去攻讀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看着他喋喋不休地講述那段歷史，《環球時報》記者質問：“當年，你父親是不是以武力為前提做‘和平工作’的？”結果今井貞夫沉默了。

2015年9月，《環球時報》記者隨日本民間反省侵略戰爭的“再生的大地”合唱團到瀋陽、平頂山、撫順等地。在列車上，一位日本女士突然對記者説：“我父親是日本近衞師團的成員，在中國打過仗。晚年，他突然大病，附近寺廟和尚説，‘你家裏一定有軍刀’。父親説他用這把軍刀殺過中國人。我們把軍刀交給寺廟後，父親的病才好起來。父親死前對我説過：‘將來有機會，你一定要去一次中國，什麼都不用説，就用旅行替我謝罪吧。這次，我就是抱着這個目的來中國的。”

這些事例表明，日本老軍人留給後代的戰爭認識也是不同的。正因為這樣，他們的後代對戰爭的認識也不同，對中國的認識也不同。這種狀態，恐怕在日本還要延續相當的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