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新常態”

國際秩序和中美關係大局依然穩定

判斷中美關係的走向，首先要觀察世界大局和兩國國內大局。近年來，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中美兩國是推動世界經濟的兩大引擎。全球化仍在前行但勢頭受挫。各國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普遍上升，貧富差距加大，教派族羣矛盾突出，難民問題嚴重，暴恐活動頻發。影響全球安全與穩定的“失序”現象有所抬頭，迫切需要加強大國協調合作，加強國際秩序建設，促進全球範圍的經濟繁榮和社會公正，防止地緣政治對抗。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堅持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流的判斷，堅持改革開放，重申和平發展道路，對周邊國家繼續奉行睦鄰友好的方針。中國是國際秩序的受益者、維護者、貢獻者、建設者，而不是要在國際上“另起爐灶”。中國領導人高度重視對美關係的穩定與發展，努力加深同美國官方、企業界和民間的接觸。

奧巴馬政府2009年上台以來，內外政策都有明顯調整。對外政策堅持“經濟優先”原則，強調多邊外交和巧實力，海外動武謹慎，縮減國防開支，奉行“不幹蠢事”原則，同古巴、伊朗等宿怨很深的國家改善關係，但美俄關係僵化，反恐形勢嚴峻。奧巴馬總統多次重申，美國歡迎一個和平、穩定、成功的中國崛起，中國的社會政治穩定、經濟成功符合美國利益，希望同中國加強合作。

在過去幾年中，中美兩國在安全領域保持對話，儘管出現了美國插手南海爭端、計劃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等問題，仍然避免了正面衝突和嚴重危機。中美兩軍已經逐步建立起多方面、多層次的對話交流機制。中美雙邊貿易額有超過中國同歐盟貿易額的勢頭。中國部分省市與美國相關州的經貿合作機制成為新形式，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增長迅速。中國“十三五”規劃中所包含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中美合作提供了更多機遇。兩國人文教育交流持續擴大，雙向旅遊越來越便捷，人數迅速增加。兩國在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問題上的合作成為亮點。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習近平主席在去年九月和今年三月訪美期間，多次強調“中美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這是基於事實的重要判斷，而絕不是一般的外交辭令。

三大反差凸顯“新常態”

中美關係逐漸走向成熟，但仍呈現較大脆弱性和戰略誤判的風險。這種脆弱性和風險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強烈反差。

首先，雙方在經貿、人文、全球治理等領域的合作加深，同兩國在亞太地區安全領域的戰略競爭性增強，形成了鮮明對照。美國近年來實施“亞太再平衡”的戰略調整，對中國加緊了防範、牽制活動。美國增加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軍事演習和偵察活動，鞏固其亞太安全同盟體系，拉攏一些同中國有領土糾紛或歷史芥蒂的國家，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決定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繼續發展對台軍事關係，無可避免地加深了中國對美國是否要實施對華全面“遏制”戰略的疑慮。兩國軍方或執法部門如在南海或東亞其他區域發生相互碰撞的突發事件，極易轉為嚴重的戰略對抗，直接影響兩國內部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方向，衝擊國際秩序。

其次，中美戰略競爭加強這一趨勢所得到的媒體報道和公眾關注，大大多於中美關係中積極、正面的消息。這一反差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社交媒體日益成為公眾瞭解國內外形勢主要渠道的趨勢之下。更何況兩國存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巨大差異，宣揚有關對方國家和雙邊交往的“好事”，可能會冒一定的政治風險。儘管中美政府高層保持着頻繁、順暢的溝通，交往氣氛良好，但兩國的民間輿論往往“不買賬”，不斷要求政府更加“強勢”。在今年美國大選進程中，兩黨總統候選人爭先恐後地保證在當選後會採取更加堅定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在經貿方面。這種國內政治背景和輿論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美合作的實際效益，也加大了達成某些戰略諒解的難度。中美關係中任何“一招一式”的不當，都可能引發輿論戰和政治衝突。

第三個反差是戰略思維層面的。在許多中國人眼裏，美國是最大的戰略威脅，沒有之一，據此很容易想象美國也已經把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威脅。其實，從美國近年來的國家安全文件、領導人講話和實際外交活動、軍事部署看，中東動盪、極端勢力、暴恐活動、俄羅斯挑戰，牽扯了美國的巨大精力。中國崛起是美國在世界上的幾大挑戰之一，而且是機遇和挑戰並存，挑戰往往不像美國面臨的其他國際危機那樣迫在眉睫。這種戰略思維上的反差，容易使人誇大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所處的現實地位，對美國(特別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關於中國的言論過於敏感，不利於中國更好地抓住美國在世界其他地區、其他問題上對中國的戰略需求，擴大合作面。從長遠看，防止美國視中國為最大的戰略威脅，應成為中國對美政策的重要目標。

上述三個強烈反差，並非自今日始，而是至少持續了十幾年。中美實力對比發生變化，戰略競爭性日益上升，社交媒體日趨發達，都促使上述反差更為強烈。可以説，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合作與競爭同時增強、國內因素對兩國外交影響更大的“新常態”，但談不上進入了“摩擦從量變到質變的轉折點”，或者一直會“螺旋式下滑”。

規則之爭

在許多國際領域，中美都堅持同樣或相近的規則，這正是兩國合作的基礎。但在中美關係的“新常態”中，規則之爭越來越成為矛盾的焦點。

在政治領域，中國主張“國際關係民主化”，即在發展中國家佔大多數的國際體系中，以國家為單位實現民主化。美國則繼續鼓吹鞏固“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推動“世界民主化”。這兩大規則之間，存在着難以逾越的障礙。

在經濟領域，美國通過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全球服務貿易協定(TISA)等談判，試圖制定或強化限制國有企業發展、提高勞工標準、信息自由流通、保護生態環境、保護知識產權等一系列國際規則，其中有些(如歧視國企)是中國不能接受的。美國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不參加中國倡導建立的亞投行，對“一帶一路”採取觀望猶疑立場，在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中提出苛刻條件，對向中國輸出高技術產品設置障礙，為維護美元主導地位而對中國在國際金融組織中擴大投票權和人民幣國際化態度消極，以國家安全審查為工具限制中資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在美髮展。如此等等，都是試圖“規範”中國內外經濟政策和行為，樹立和保護有利於美國的規則。兩國經濟模式互不兼容的一面，比過去更加突出。

在國際安全領域，中國人視南海為“祖宗海”，強調在南海等問題中的領土主權原則和權益，而美國人堅持説南海絕大部分海域為公海，強調“基於國際法的航行自由”。在這一規則爭執的背後，是地緣政治之爭。中美兩國都高度重視網絡安全，視對方為威脅本國網絡安全的主要來源之一，但兩國的關注點很不一致：中國更多關切對國內網絡的政治滲透，而美國關切“網絡黑客”盜竊美國商業機密或攻擊安全部門網站。

“新常態”下怎麼辦

我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博士在2012年聯名發表了《中美戰略互疑》的報告，建議雙方政府、智庫和民間開展新的對話，以減輕相互的疑慮。我發現，4年過去了，當時所觀察到的雙向懷疑和不信任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更多、更深了。中國人擔心，不管是誰2017年入主白宮，美國都會加強對中國的壓力和牽制。美國人則對中國政治經濟的新形勢表示不安或不解，擔心中國放棄韜光養晦的戰略觀念，對鄰國、對美國都更加咄咄逼人。中美戰略互疑增加，似乎已成為中美關係新常態的一部分。

我和李侃如在這份聯合報告的結尾處説，如果減少相互不信任的措施被證明無效，那就需要兩國政府更多地考慮如何管控分歧，降低緊張局勢和衝突的可能性，實現合作的最大化。我認為，在相互理解、管控分歧、避免危機方面，兩國政府是成功的，也有決心、有能力繼續維護中美關係的大局。在新常態下更需努力的方向，是把雙方政府反覆向對方闡明的不衝突、不對抗的戰略意圖和合作意願，向本國的公眾説清楚，以減少輿論混亂的干擾，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共識。

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應當建立“共同進化”的關係，即“兩國都注重國內必須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領域開展合作，調整關係，減少衝突”。我想，“共同進化”也意味着“和平競爭”。看看哪個國家能把自己國內的事情做得更好，讓人民更滿意，是中美之間最有意義的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