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老闆關廠買房，再催經濟轉型發力

微觀景象與宏觀數據

具有雙重警示

時值盛夏，暑熱不退，但東南民營製造企業已浸淫數年的寒冬卻有進一步降温的趨勢。香港《東方日報》22日報道了曾被喻為“世界工廠”的廣東東莞市的窘境。不少工廠老闆“轉型”投資房地產，昔日轟鳴的廠房十室九空。一家燈飾廠老闆唐先生跟記者稱：他過去最多有上百名員工，還得不時連續幾個月加班加點，但如今開廠的收入根本不夠給員工發薪水，“最好賺錢的還是買房子”，所以他已在廣州購置四套物業，只恨沒再多買點。

唐老闆的個人觀感和經濟宏觀形勢頗為一致。今年1到7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10%跌到2.1%，單月數據已連續兩月負增長。而中國人民銀行12日公佈的7月經濟數據顯示：全國新增人民幣貸款4636億元，但購房貸款就高達4575億元，佔了99%以上，非金融企業信貸10年來首現負增長。通俗地説，上個月向銀行借錢的基本上都是買房子的，而辦實業的人卻越來越少。老闆們沒閒着，都像唐先生般把資金投向房地產了。

有金融業人士強調判斷實體經濟是否步入困局，宜再做連續3個月的觀察方適合判斷。然而，我們耳聞目睹的現象更很容易讓人擔心經濟形勢會朝着不樂觀的方向發展：各地城市房價繼續猛漲；增長動力下滑，實業廠家看到同行關張，不是想着藉機搶市場，而是自己也尋思退路；境外市場繼續低迷，匯市變幻，出口乏力；境內貨幣發行量則穩定增加。故而兩個月後回首感慨現在“杞人憂天”的可能性固然存在，但由於國民經濟已進入增速換擋、結構調整陣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疊加”，故而上述隱憂即便不在近期內爆發，也將始終徘徊不去，值得警醒和儘早採取應對措施。

平心而論，中央決策層對經濟形勢中可能面臨的困境已經有了較多的評估和對策探索。經濟“新常態”便是對當下格局的整體描述，而被力推的供給側改革和去槓桿則是一個提綱挈領式的總體思路。

然而，實業的持續繁榮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結合，而房地產業的畸形繁榮卻是各地政府吸食多年的“鴉片”，戒絕不易。急剎“關廠買房”的趨勢已然不易，而要恢復實業的旺象，不輟自實業大國向實業強國的轉型，同時擠出房地產業巨大的泡沫，更是需要艱苦卓絕、觸及靈魂和骨髓的努力。

房地產業：

喧囂聲中等待巨靴落地

近年來，寬鬆貨幣政策與對房價上漲的關聯越來越明顯。所謂的大城市人口增加和年輕人成家的所謂剛需因素，都在資金流動性的海洋麪前黯然失色。當過量的貨幣追逐有限的資產時，價格上漲不過是經濟規律的表現。三四線城市的投資價值率先崩塌後，局部性的資產稀缺更加助長了這一趨勢。今年諸批地王均出自銀行貸款充裕供應的央企系統，也是同樣的道理。

M2貨幣的源源不斷是一個複雜的宏觀調控現象。短期刺激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交錯打出，即便是高層決策者也面臨着權衡資產和貨幣的難題。不過對包括房地產業在內的任何一個行業而言，當各色人等都無心本業、開始津津樂道其中的發財機會之時，則最危險的時刻恐怕就在眼前。一年多前的股市大崩潰是一個可能還算鮮活的記憶，房地產業儘管彷彿是一個體型更大的不死鳥，但如果不能成為克服規律的奇蹟，則只會釀就一場規模更大的災難。

單純唱多與唱空並無意義。房地產業的“紅火”背後是地方政府對資金的渴求，在營業税改增值税、經濟放緩導致企業所得税下滑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進一步收緊，但隨着民生保障力度等的增強，財政支出又呈只增不減的態勢，土地出讓金可以吃一時不可吃一世，故而地方財税體制未來的一個重要的突破終將走向對存量房產的每年徵税。

之所以房產税尚未推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技術性的難題，如對不同登記系統內存量房產的摸底，但隨着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的推行和上海、重慶等地的“空轉”試點的經驗積累，這一步的到來已漸入倒計時。這既是西方發達國家最終普遍遵循的可持續發展之路，也將對房價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在漲漲漲的喧囂聲中，這隻巨型“靴子”的忽然轟然落地即便不會對房價有立竿見影的衝擊，也將通過重新梳理地方政府與房地產業而發揮作用。把買房視為“一步到位”的投資品種的人們也因此需要有所警覺，在決定資金流向時有所預見。

民間實業：

調整中締造向上的動因

民間實業當下的逆境一方面固然是被房地產業的短平快來錢機會所磁吸，但另一方面，即便房地產業哪天退潮，實業也不會自動飛騰。發達國家的復甦乏力、我國和東南亞等國的產業升級換代興替等導致的國際市場訂單持續減少，是外部大環境因素，不可勉強。部分低附加值的工廠關停並非絕對壞事，也符合供給側改革和優勝劣汰的精神，但若是整行業整地區的潰散，就不可輕忽。產業資本的積累需要篳路藍縷，非朝夕之功，消亡後的重建更非一年一載可得。企業註冊資本、工商登記方面的改革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對企業增量的出現功不可沒，但對優質增量企業的維持同樣重要。

故在現階段應該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對本行業情況做更深入的調研，以便由國家提供必要和有效的扶持民營企業過冬待春的政策。當用工荒和下崗潮交織，就業出現結構性矛盾之際，執行九年的勞動合同法是否需要調整，值得反思；今年上半年，國企投資同比增速比民間固定資產增速高30.8%,“去產能”聲勢之下，要防止導致效率更高的民營資本被擠出，讓它們反而為低效的國有資本讓路；政府-私人合作（PPP）應成為利用民營企業較先進靈活的機制盤活國有資本的通途，而非仗勢安排民營資本為國企抬轎；民營企業就像尋找陽光和水的植物，只要給予了必要的空間，就能自動生長，銀行融資等養分的賦予無需靠行政指令，但真正給企業自我展示勃勃生機的機會，卻是必要的前提。

一言以蔽之，要通過結構改革扭轉企業家的預期：令他們重拾對於辦廠和實業的信心，這樣我國才能邁過中等收入陷阱，獲得長足發展。（繆因知）